丁玲我母亲的生平(2)

我母亲的生平(2)

　　一九三一年，胡也频牺牲后，我把孩子送回湖南，请她照管，她慨然应允，丝毫没有表示为难。我先把也频被害的消息瞒着她，后来她知道了，但来信从不问我，装不知道，免得徒然伤心。

　　一九三三年我被国民党绑架后，我母亲写道：

　　五月尾，我的乱星又来了。女本有许久未来信，外边传的消息非常恶劣。想法给她朋友去信，或向书店中探听。每到夜静，哀哀哭泣，心肝寸裂，日里则镇静自若，不现一丝愁容。幸灾乐祸者多，纵有安慰者，亦徒增吾之悲痛。后沪上来信，劝我缓去，并云女决不至于有什么。将信将疑，但亦无可奈何，只能听天由命。……

　　一九三六年，我为了准备逃离南京，要母亲带孩子先回湖南。母亲写道：

　　默察吾女似有隐忧，烦闷时则向小孩发脾气。女亦与我商量，要我带孩子回湖南。纵然难舍我女，但看形势，不能不暂时分手，我应尽我个人之力，决定携小孩别伊等之母。从此南辕北辙，晤面难期，前途渺茫，唯靠我一颗忠心，两手操劳；唯愿吾女得志，以图他日相会。……

　　一九三六年冬，我到了保安。抗战初期，我从延安去信给她。她情绪极高，来信说：“我早知道你全心只在‘大家’而‘小家’你也不会忘掉的。望努力为国，无须以我等老小为念。”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前，我想把她和孩子都接到延安。组织上考虑，认为延安非久安之地，孩子可以接来，万一局势变动，孩子是自己的，怎样也可以说得过去，对老人家就难说了。组织上的考虑是对的。因此我去信，请母亲把孩子送到延安。母亲在旧稿中写道：

　　两京沦陷，时局日非，只得忍痛割爱，将两小孩若邮局寄包裹样，由四侄（即伍陵同志）送交伊母，吾则飘浮无定踪，非人之生活较前苦百倍矣！

　　从此我母亲一人在家乡飘流，有时与难民同居一处，有时同朋友住在山村，有时寄居在我堂兄家里。她曾经收到一点由重庆、上海等地寄去的我的稿费，都是当时胡风、雪峰为我收编的短篇小说集的稿酬。一九四八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大连出版，得了一点稿费，我托冯乃超同志辗转汇给了母亲。这些稿费，数目不多，杯水车薪，于生活上小有裨益，但更多的却只是精神上的安慰。

　　抗战前后这十余年，母亲的生活是够凄凉的，也够磨炼人的。这时期她的来信，常常使我黯然无语。但她总在诉苦之余，还勉励我努力工作，教诫孙辈好好读书。我在这些信中看到她将倒下去的衰老的身影，也常常体会到她为等待光明而顽强挣扎的心情。她在回忆稿中经常流露凄婉的情绪，但又显示着她坚忍豁达的心情。

　　（一九三九年）二月，夜半抵城返家，街市上渺无人烟，敲门进去一看，物件零乱，门大开，满屋灰尘，只有一老婆婆看屋。勉强住了三日，无从清理，时有警报，人心惶惶，以律记之：

　　避乱夜返武陵城，断壁颓垣转眼更；敲门灯暗惟邻媪，蛛丝尘积窗棂倾。风送警报声声急，雨催花放慢慢晴。独理书签还自慰，虽然苦恼不担心。

　　离家只数月，百物俱空。其所慰者，小孩有了保障（孩子们已在延安入托儿所和小学校），且时有书来，自己已老迈，生死不足惜。

　　（一九三九年）×月在城中，到外面看看，市上被敌机炸后情况实在使人伤心，生无穷的愤恨和悲戚：

　　山河破碎千万顷，断壁颓垣草木横；满目疮痍应堕泪，风声鹤唳却心惊。危机暗伏何日了，朝餐夕宿不时更。为惜流光图苟且，欲安脏腑暂栖身。

　　“人民状况若此，奈何？”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日下山进城，将沿途目之所睹与四时之思忆，以律记之：

　　怕收残局懒登城，三秋境界欲断魂；天空浮云多变幻，人世代谢亦常情。耳顺年华如蓬转，骨肉远离身似轻。头白且喜双足健，红叶青蓼伴我行。”

　　（一九四一年）二月，即腊月二十九日，午后飞雪乱舞，吾独步田野有感：

　　雪花拂面腊尽时，踽行山径意迟迟；怕看桃符除旧岁，喜听松风似马嘶。地图变色何日复，天道循环定有期，壮志凌云空怅恨，投笔请缨少人知。

　　正月初一又咏二绝，以舒恨怨。

　　苦历风尘魔孽多，运蹇时乖莫奈何。踏遍天涯谁能识，年华荏苒枉蹉跎。

　　白驹闲向隙中过，搔首问天究若何？力拔山兮无用处，不生不死且放歌。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搬到一间小土地房，对面是山，窗外是池塘，后面当北风，空气很好，以冷气过甚，戏咏二绝，以纪陋室。

　　其一：南孔北穴挂朝阳，地势凸凹古书藏，面山临水风刺骨，苍松庭立傲秋霜。

　　其二：白发苍苍睡烂床，断简残篇不用装，几摇案例东西置，橱无门屉任鼠忙。

　　（一九四六年）除夕，风雪很大，想我虽年老孤独，处此乱世，未受饥寒，真是万幸。今有若干人当此危难境地，危难麇聚，一念及此，不禁为之悲戚，作二律纪之：

　　其一：风雪送残年、平民苦熬煎；厨中无柴米，儿妻又号寒。北风利如剑，荷担行路难；那知胜利后，犹戴复盆冤。

　　其二：物价增千倍，米珠薪如桂。富者已成贫，贫者何足论。虎狼相争食，蝼蚁岂能存？前途花灿烂，留给与儿孙。

　　我母亲熬过了十多年的贫困流浪的艰难生活，于一九四九年建国后终于到了北京。我们一家人欢庆团聚。她虽然年老力衰，但兴致勃勃，经常给我们讲乡间生活。她觉得自己多年乡居，与世隔离，知识、思想都落后了，因此她每天都读书看报，手抄《矛盾论》、《实践论》，听艾思奇同志讲解大众哲学的广播……一九五〇年北京组织工作队，到新解放区参加土改时，她向我们提出，要求组织上允许她回湖南参加工作，她说家乡事情她了解，她能工作，她不愿在北京住楼房、吃闲饭。我们很理解她的心情，但以为她的身体实际上是不能工作的，组织上也不会同意的。她便又提出到托儿所去作点事，我们也没有同意。我们劝她在家里当管理员。管理伙食，她答允了。她管理饮食两年多，账目清楚。账本至今还在，自然我们没有看过。一九五一年她问陈明，入党须有什么条件，她希望争取入党。陈明告诉了沙可夫同志。当时负责文联党的工作的沙可夫同志认为她这种精神是好的，只是年龄大了，不宜参加工作，要我们劝她安心。这事在一九五三年她逝世前两个月还谈到过，还慨叹自己不能成为共产党员而深感遗憾。

　　我母亲住在北京的几年中，起居定时，早早即起，上午写字抄书、读书（文学、社会科学书籍），下午做些手工，为我们织毛衣，缝缝补补。为了她的生活方便，请个保姆。她总不赞成。她的屋子她自己洒扫，她的衣服也是她自己洗涤。一年中的大半年，她总穿一件旧的蓝布夹袍。我给她缝了一件料子的夹袍，但直到她死前，这件新夹袍一次也没有穿过。清检遗物时，她的衬衣衬裤、棉衣都是打了补丁的。

　　我母亲热爱朋友。凡有人来找我，或者开个小会，留在我家便饭时，她总是热情招待。遇到有湖南人的时候，她还亲自下厨，烧辣子鱼呢。

　　她因心血管栓塞，于一九五三年五月四日逝世，终年七十五岁，葬于京郊万安公墓。

　　《芙蓉》一九八〇年第3期，署名丁玲。收入《母亲》，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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