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我母亲的生平

我母亲的生平(1)

　　我母亲姓余，闺名曼贞，后改名为蒋胜眉，字慕唐，一八七八年生于湖南省常德县。她的父亲是一个宿儒，后为拔贡，做过地方官。因家庭是书香门第，我母亲幼年得与哥哥弟弟同在家塾中读书，后又随她的姊姊们学习画画、写诗、吹箫、下棋、看小说，对于旧社会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规矩，总算有了一点突破，为她后来进学校，在教育界奋斗十余年，以及熬过长时期的贫困孤寡的生活打下了基础。她的婚姻生活是不幸的，从她口中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多病、意志消沉、有才华、却没有什么出息的大家子弟，甚至是一个败家子。我母亲寂寞惆怅、毫无希望地同他过了十年。父亲的早死，给她留下了无限困难和悲苦，但也解放了她，使她可以从一个旧式的、三从四德的地主阶级的寄生虫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向往革命、热情教学的教育工作者。母亲一生的奋斗，对我也是最好的教育。她是一个坚强、热情、吃苦、勤奋、努力而又豁达的妇女，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留下一部六十年的回忆录和几十首诗，是我保存在箱屉中的宝贵的财产。每当我翻阅这些写在毛边纸上的旧稿时，我的心总要为她的经历而颤栗，不得不生出要写她，要续写《母亲》这部小说的欲望。只是太多的事，太多的人挤压着我，在排队时只得把她挤到后边。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拟重印《母亲》，我便重读四十多年前的这部旧作，重读母亲写的遗稿，重温母亲曾给我的教益和支持。只是因为许多更紧迫的事，我不能不压下续写《母亲》的欲望。我现在只能把母亲的生平，作一极简单的介绍，希望能帮助读者更易于了解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和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中斗争的人吧。我想摘录我母亲遗稿中的一些片断，尽管她没有完全写出她的感受，文字比较粗浅，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读来也许会感到更亲切些。

　　一九〇九年：

　　……弟命人送信来，……并告诉社会上有先觉者欲强家国，首应提倡女学，因女师缺乏，特先开女子速成师范学校，定期两年毕业等语。闻后雄心陡起，我何不报名读书，与环境奋斗？自觉如绝处逢生，前途有一线之光明，决定将一切难关打破，一面复弟函嘱代报名，一面打主意。他们家习俗女子对外无丝毫权力，有事须告房族伯叔。于是去晤深晓事理之伯兄，申明事之轻重，不能顾小节失此时机，彼亦赞成。我请检正屋锁闭，托人照看。即携子女，一肩行李，凄然别此伤心之地，一路悲悲切切，奔返故里（常德）。（括弧内的字是我加注的，下同）。

　　一九一〇年：

　　……与同级者更觉亲爱，其中有一十余岁姓白者（即向警予烈士。母亲写回忆录时是在一九四一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她不能直写烈士的姓名），与我更说得来，学问道德，可为全检（指常德女师）之冠。她对我亦较同他人合得来些，真可谓忘年交。还有唐氏姊妹，及伊表妹，均少年英俊，学识俱优。还有几位其志趣亦不凡，她们服我不畏艰苦，立此雄心；我亦钦佩她们见解高超。我常与她们谈论各种问题，以致迟归。

　　一九一一年：

　　……弟之友来告。城门（常德）已锁，恐有意外事发动，嘱作准备，如消息恶劣，当再送信。此时弟不在家，急与弟妇商量。我更因校长与监督均已去省城，校中（常德女师）仍有数十住宿生，她们皆是年轻姑娘，又处异地，万一有事，不堪设想，不若接来我家暂避，今宵明日听了信息，另打主意。她亦赞许。时大雨滂沱，余撑伞到校（常德女师）报告一切，并把弟妇奉接意思申明。一刻儿如鸦飞鹊乱，联翩至吾家。且喜床铺多，天气不冷不热，四五人一床，或品茶谈天，或看书下棋。第二天风声愈紧，乃反满战争（指辛亥革命）。民众平安久了，不胜恐惧，市上已搬空，学校停课，学生纷纷回家，我又喜又悲，不觉流出泪├础！…

　　一九一二年：

　　……本校（常德女师）师范停办。故里（临澧）欲吾创办小学，自度才力不足，未曾应许，私衷急欲读书，于是函约诸友，自借款登轮赴省会（长沙），带一双儿女，受？

　　一九一四年春天，我母亲因为没钱，在长沙第一女师未毕业，就去桃源教书了；两年后又转回常德，当学校管理员（即舍监，管理学生思想教育的）。经常到学生家里访问，帮助解决学生家庭的困难，在学生和家长中很有威信。

　　“有远方学生病虚弱者，吾怜伊无母，且天资聪敏，极其勤学，故有此病。将伊移居女室，吾自为照应，夜起数次，审其寒热，辩其病状，饮食医药，亲自调理，数星期后始痊愈。或有经济缺乏者，或有因道远钱不就用者，我自己省吃俭用，薪金有余则应伊等之缓急，助无力求学者，况余素轻视物资，又不善理财，售产之款，除还债及为本族经手人借用之外，几乎毫无所存了。”

　　一九一八年，最可怕的事，我母亲一生中第二次最大的打击发生了，我的小弟弟寄住在一所男子高小学校，春天患急性肺炎，因无人照顾耽误了治疗，夭折了。我母亲懊悔悲伤，痛不欲生，从精神到身体都几乎垮了，但由于向警予等挚友们的开导，我母亲才又振作起来，并全力组织妇女俭德会，成立附属学校，一年后又毅然辞退高工薪的管理员职位，离开自己耗费过心血的县立女子高小学校，而专办妇女俭德会的附属小学。同时又创办工读互助团实即是工读学校，吸受贫苦女孩入学，半工半读。她的这些不平常的行动在她的遗稿中是这样叙述的：

　　唉，可怜不幸的曼，又从死里逃生。唉，不能够死咧，还有一块肉，伤心哟！吾女每见我哭，则倒向怀中喊道：‘妈妈咧妈妈！’作妈妈的怎舍得你，你若再失去妈妈，你将何以为生！只得勉强振作精神，自己竭力排解，从此母女相依为命，从弟家重返县立女校，为千万个别人的子女效├汀！…”

　　“不久，白友准备留学法国，从她的故乡溆浦去长沙，路经常德，特来看我。彼此知己，相晤之下，极其忻悦。留居校中，并约旧日好友，为十日之聚。夜夜与白友抵足谈心。伊劝我振作精神，将眼光放远大些，不可因个人的挫折而灰心，应以救民救国之心肠，革命的成功，来安慰你破碎的心灵。并介绍我看那几种书，都是外边京沪出版的一些杂志新书。我听她这些话。如梦方醒，又如万顷波涛中失了舵的小船，泊近岸边一样。亦正如古人常说的‘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白友之来，其所言真是我的福音。其他友人也顿开茅塞，相约应互相勉励前进，我顿时感到强了许多。……

　　一九一八年：

　　这年夏天，我与数友风雨无阻四处奔走，筹备组织妇女团体‘妇女俭德会’，至开成立大会时，到会者会员上千，还敦请了各界人士。大众推我为主席主持开会，报告妇女俭德会成立的宗旨，另有多人演讲，这实为本县之创举，一时热闹无已。夕阳西下，始散。此时才觉得一身虚弱到极点，将开水泡了一碗冷饭，略塞饥肠，才觉得好些。

　　“从此别开生面，不似以前那样悲苦了。又与友人相商，欲提高贫民女子知识和解救她们的痛苦，想于常德东关城乡办一平民工读女校，不独不取分文学费等项，还要使她们有进款。友人亦极赞成。我即准备将意图写出，呈请县政府立案。定名为工读互助团。分文科（实际就是扫盲），艺科，学缝纫、纺纱、织毛巾。又进行募捐，登报，刷广告招生，校舍也租到了。但百事俱备只欠东风，没有学生来报名。因乡下风气闭塞，女孩裹小脚不出门，于是暑假中冒着三十多度的酷热，每天带着两个教员（均是我的学生）去乡下一家家宣传，到开学时，大大小小也来了二三十人。后来因为成绩显著，学生识了字，又能学到手艺，还能帮助家里解决一些问题，而且都懂事了，有了向上心，于是学生越来越多，直到因地方小，一时无法扩充，只得有所限制了。

　　一年之后，俭德会的附属小学，问题严重，校长不负责任，致开学时，教员退约，学生不到校。我自己又是县立高小的管理员，而这个学校又正在蒸蒸日上之时，扩充了校舍，添了班次与教员，学生已达四百余人。校长非常倚重我，月薪也增加了。俭德会附属小学的规模条件都比较差，但这是我们妇女界自己创办的，不能任其垮台。会员们都建议我勉为其难，要求我为大家全力负担学校事情。我本不愿离开县立女校的原职，但群众热烈要求，我为形势所逼，只好下决心不畏艰苦。辞掉了有钱可拿的好差事，而去做难做的又几乎是尽义务的事，以我一个寒士来说，实在不容易。县立女校的校长还坚决挽留我，我只好面叙苦衷，声明我乃权衡两校的利益而决定去留的，校长见我义正言切，非常佩服，并云我如有事当相助。于是我又将全力重振这即将关门的学校。也有朋友见我乃寒士，为此牺牲很大，很同情我，自动帮我筹款，整理校务，教导学生，学校日渐恢复，且比以前逐渐兴盛。白天整日忙忙碌碌，至晚与二教师独守古庙。夜读不倦，假舒气以破岑寂。能以教育为终身事业，俾社会有所裨益，亦诚忘忧心有所慰也。

　　我母亲从事教育活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马日事变后。（指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一日，湖南的反革命军阀何健等在长沙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及一切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及一切革命的工农群众）才不得不终止下来。

　　第二天（指马日事变后的第二天）早饭后，我仍旧出外走动，看见今日情形与昨天大不相同，不独没有鼓号之声，行人稀少，所贴之标语，若经雨之花片，又好像一些大小蝴蝶，松枝牌坊也是乱糟糟的。我愿到顷刻要发生什么事情，急去打问，只见到一个挑水工人，他说来了许多军队，话没说完，只听得啪啪几声枪响。我又急急回家。有人又说现在满街都是兵，背着枪捉人，某家的少年打死了，某学生让枪毙了，……从此没有好消息，一会儿说谁被捉了，一会儿又说什么地方关了许多人。我觉得我受刺激太深，神经紧张，全身乏力，成天躺在床上。各学校都放了假，许多人不见了。我无处可走，只觉头目昏眩，气逆肠梗，筋骨疼痛，每日向侄辈说：‘恐我一旦物化，无知之尔辈，须收拾吾躯’，我只得深居斗室，恨不能将此身埋在地穴，或把两耳紧塞，因常有尖锐的毙人的号声传来。又常有人说‘某女生亦在其内’，或说，‘今天的那个年纪很小，还不到十五岁吧……’还形容他们的状态和其家庭如何。这些话都使我听了如万箭钻心，恨不能放声嚎啕大哭。我用两手捧着头，靠在书桌上任泪水澎湃以刹悲。可怜的热血青年死得真冤枉，我那可爱的勇敢有觉悟、舍死为国的青年们哟！这次将我国的元气太丧了！国家前途就败落在这群自私自利的奸滑之徒的手里吗？

　　我母亲的社会活动停止了，学校的事都由旁人代替，她不能不蛰居家中，苦闷极了。我虽然于一九二九年接她到上海住了几个月，还去了一趟杭州。但终因我当时经济困难，没有办法，只能让她回湖南一人独居，湖南还有她的朋友或能稍事接济，湖南生活水平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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