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

我在霞村的时候(1)

　　【写于1940年底。初载1941年6月20日《中国文化》第2卷第1期。收入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4年3月远方书店初版）。作品写了一个曾经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遭到蹂躏，后来受抗日民主政府派遣，到沦陷区去收集情报的年青妇女贞贞的故事。作品的主人公贞贞原是一个农家少女。她十六、七岁时，同村里的青年夏大宝相爱，决心要嫁给他。她爹坚决反对，要把她许给西柳村一个近三十岁的米铺小老板为妾。贞贞不肯接受，就跑到天主教堂里，请求外国神父收留她当姑子。就在她去教堂的那天，日本侵略者占领了霞村，她落到日本鬼子手里，在虎口里她忍辱生活了一年多，当和自己人有了联系后，她忍着剧烈的病痛，坚持给抗日军队送情报。后来，她回到了霞村，遭到村里一些人的议论与歧视，而她父母却可怜她，夏大宝仍挚爱她，但是，这时的她已不再以自由婚姻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而决心到延安去，到新的天地去，在学习和工作中去发挥自己的力量。作品着重描写了贞贞回村后，村里不同思想的人们对她的态度和议论，以及她明朗坚毅的性格特征，写出了人物的命运，人物的个性，细腻地表现了人物在特殊的处境下复杂的内心世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而心地纯洁的青年女性贞贞的形象，是作品思想上、艺术上的突出成就。】

　　因为政治部太嘈杂，莫俞同志决定要把我送到邻村去暂住，实际我的身体已经复原了，不过既然有安静的地方暂时休养，趁这机会整理一下近三月来的笔记，觉得也很好，我便答应他到霞村去住两个星期，那里离政治部有三十里路。

　　同去的还有一个宣传科的女同志，她大约有些工作，她不是个好说话的人，所以一路显得很寂寞。加上她是一个“改组派”的脚，我的精神又不大好，我们上午就出发，太阳快下山了，才到达目的地。

　　远远看这村子，也同其他村子差不多。但我知道，这村子里还有一个未被毁去的建筑得很美丽的天主教堂和一个小小的松林，我就将住在靠山的松林里，从这里可以直望到教堂。现在已经看到靠山的几排整齐的窑洞和窑洞上的绿色的树林，我觉得很满意这村子。

　　从我的女伴口里，我认为这村子是很热闹的；但当我们走进村口时，却连一个小孩子，一只狗也没有碰到，只是几片枯叶轻轻地被风卷起，飞不多远又坠下来了。

　　“这里从先是小学堂，自从去年鬼子来后就毁了，你看那边台阶，那是一个很大的教室呢。”阿桂（我的女伴）告诉我，她显得有些激动，不像白天那样沉默了。她接着又指着一个空空的大院子：“一年半前这里可热闹呢，同志们天天晚饭后就在这里打球。”

　　她又急起来了：“怎么今天这里没有人呢？我们是先到村公所去，还是到山上去呢？咱们的行李也不知道捎到什么地方去了，总得先闹清才好。”

　　村公所大门墙上，贴了很多白纸条，上面写着“××会办事处”、“××会霞村分会”、“……”。但我们到了里边，却静悄悄地找不到一个人，几张横七竖八的桌子空空的摆在那里。我们正奇怪，匆匆地跑来一个人，他看了一看我，似乎想问什么，接着又把话咽下去了，还想往外跑，但被我们叫住了。

　　他只好连连地答应我们：“我们的人嘛，都到村西口去了。行李？嗯，是有行李，老早就抬到山上了，是刘二妈家里。”他一边说一边也打量着我们。

　　我们知道了他是农救会的人，便要求他陪同我们一道上山去，并且要他把我写给这边一个同志的条子送去。

　　他答应替我们送条子，却不肯陪我们，而且显得有点不耐烦的样子，把我们丢下独自跑走了。

　　街上也是静悄悄的，有几家在关门，有几家门还开着，里边黑漆漆的，我们也没有找到人。幸好阿桂对这村子还熟，她引导着我走上山，这时已经黑下来了，冬天的阳光是下去得快的。

　　山不高，沿着山脚上去，错错落落有很多石砌的窑洞，也常有人站在空坪上眺望着。阿桂明知没有到，但一碰着人便要问：

　　“刘二妈的家是这样走的么？”“刘二妈的家还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怎样到刘二妈的家里？”或是问：“你看见有行李送到刘二妈家去过么？刘二妈在家么？”

　　回答总是使我们满意的，这些满意的回答一直把我们送到最远的、最高的刘家院子里，两只小狗最先走出来欢迎我们。

　　接着有人出来问了。一听说是我，便又出来了两个人，他们掌着灯把我们送进一个院子，到了一个靠东的窑洞里。这窑洞里面很空，靠窗的炕上堆得有我的铺盖卷和一口小皮箱，还有阿桂的一条被子。

　　他们里面有认识阿桂的，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的，后来索性把阿桂拉出去了。我一个人留在这屋子里，只好整理铺盖。我刚要躺下去，她们又拥进来了。有一个青年媳妇托着一缸面条，阿桂、刘二妈和另外一个小姑娘拿着碗、筷和一碟子葱同辣椒，小姑娘又捧来一盆燃得红红的火。

　　她们殷勤地督促着我吃面，也摸我的两手、两臂。刘二妈和那媳妇也都坐上炕来了。她们露出一种神秘的神气，又接着谈讲着她们适才所谈到的一个问题。我先还以为她们所诧异的是我，慢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她们只热心于一点，那就是她们谈话的内容。我只无头无尾的听见几句，也弄不清，尤其是刘二妈说话之中，常常要把声音压低，像怕什么人听见似的那么耳语着。阿桂已经完全变了，她仿佛满能干的，很爱说话，而且也能听人说话的样子，她表现出很能把握住别人说话的中心意思。另外两人不大说什么，不时也补充一两句，却那么聚精会神地听着，生怕遗漏去一个字似的。

　　忽然院子里发出一阵嘈杂的声音，不知有多少人在同时说话，也不知道闯进了多少人来。刘二妈几人慌慌张张的都爬下炕去往外跑，我也莫名其妙地跟着跑到外边去看。这时院子里实在完全黑了，有两个纸糊的红灯笼在人丛中摇晃，我挤到人堆里去瞧，什么也看不见，他们也是无所谓的在挤着而已，他们都想说什么，都又不说，只听见一些极简单的对话，而这些对话只有更把人弄糊涂的：

　　“玉娃，你也来了么？”

　　“看见没有？”

　　“看见了，我有些怕。”

　　“怕什么，不也是人么，更标致了呢。”

　　我开始以为是谁家要娶新娘子了，他们回答我不是的；我又以为是俘虏兵到了，却还不是的。我跟着人走到中间的窑门口，却见窑里挤得满满的是人，而且烟雾沉沉地看不清，我只好又退出来。人似乎也在慢慢地退去了，院子里空旷了许多。

　　我不能睡去，便在灯底下整理着小箱子，翻着那些练习簿、相片，又削着几枝铅笔。我显得有些疲乏，却又感觉着一种新的生活要到来以前的那种昂奋。我分配着我的时间，我要从明天起遵守规定下来的生活秩序，这时却有一个男人嗓子在门外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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