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孑民先生传略·教育总长时代

教育总长时代

　　辛亥武昌起义，孑民受柏林同学之招，赴柏林助为鼓吹。未几，回国，于同盟、光复两会间，颇尽调停之力。南京政府成立，任教育总长。是时，陆费伯鸿君方主任商务印书馆之《教育杂志》，曾语孑民，谓“近时教育界，或提倡军国民主义，或提倡实利主义，此两者实不可偏废”。然孑民意以为未足，故宣布《蔡孑民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谓：“教育界所提倡之军国民主义及实利主义，因为救时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种哲学上之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美育者，孑民在德国受有极深之印象，而愿出全力以提倡之者也。

　　孑民所谓公民道德，以法国革命时代所揭著之自由、平等、友爱为纲，而以古义证明之，谓：“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孙中山既辞总统职，欲派员迎袁项成（城）来南京就职，其资格须同盟会会员而又现任阁员者，以孑民为合格，故派之。此行人人知必不能达目的，然南京政府必须有此一举，遂往迎。及北京兵变，知袁氏决无南来之望，乃承认其在北京就总统职。孑民有宣言，见当时北京各报。

　　唐少川君在北京拟南北混合内阁名单，仍以教育总长属孑民，而孑民力持不可，荐范静生君自代，已定矣。范君时适在南京，闻讯，即行，并言决不承认。而外间不知因由者，且谓中山怪孑民不能迎袁来南，故褫其职。于是唐君仍商于孑民，孑民不能不承认矣。混合内阁中，总理已入同盟会，其他阁员，则自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四部外，皆非同盟会员也。同盟会员主用内阁制，以为事事皆当取决于国务院；而非同盟会员，主用总统制，以为事事须承旨于总统。于是最当冲之财政、军政大问题，皆直接由总统府处理，并不报告于国务会议。孑民愤然，谓不能任此伴食之阁员，乃邀王亮畴、宋遯初、王儒堂三君密议，谓宜辞职，尽由彼等组织一纯粹非同盟会之内阁，均赞成，乃以四人之公意告唐少川君，唐亦赞成。其后，唐君辞职，孑民等虽备受挽留，决不反顾。人或疑其何以固执若此，不知彼等已早有成约，且孑民为倡议人，决无唐去而独留之理也。孑民有宣言一篇，当时各报均载之。

　　孑民在教育总长任，于普遍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外，特设社会教育司，以为必有极广之社会教育，而后无人无时不可以受教育，乃可谓教育普及。又改大学之八科为七科，以经科并入文科，谓《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门，《诗》、《尔雅》已入文学门，《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门，无庸别为一科。又以大学为研究学理之机关，宜特别注重文、理两科，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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