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孑民先生传略·游学时代

游学时代

　　孑民在上海所图皆不成，意颇倦。适绍兴新设学务公所，延为总理。丙午春，遂回里任事。未久，以所延干事受人反对，后又以筹款设师范班，受人反对，遂辞职。

　　是时清政府议派编检出洋留学，孑民遂进京销假，请留学欧洲。无何，愿赴欧美者人数太少，而政府又拙于经费，悉改派赴日本。孑民不愿。而译学馆自杨笃生君出京后，尚未得适当之国文教员，章一山君延孑民任之，兼授西洋史。教授数月，颇受学生欢迎。

　　丁未，孙慕韩君任驻德公使，允每月助孑民以学费三十两。又商务印书馆亦订定，每月送编译费百元。孑民于是偕孙君赴柏林。

　　在柏林一年，习德语外，并编书。又由孙君介绍，以国文授唐氏子弟四人（每月得脩德币百马克）。第二年，迁居来比锡，进大学听讲，凡三年。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曾进实验心理学研究所，于教员指导之下，试验各官能感觉之迟速、视后遗象、发音颤动状比较表等。进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又于课余，别延讲师，到寓所，讲授德国文学。此四年中，编《中学修身教科书》五册，《中国伦理学史》一册，译包而生《伦理学原理》一册。

　　《中国伦理学史》，谓“孟子之杨朱即庄周为我即全己之义，《庄子》中说此义者甚多；至《列子·杨朱篇》乃魏、晋间颓废心理之产物，必非周季人所作”。又清儒中特揭黄梨洲、戴东原、俞理初三氏学说，以为合于民权、女权之新说。黄、戴二氏，前人已所注意，俞氏说，则孑民始拈出之。

　　孑民在来比锡时，闻其友李石曾言肉食之害。又读俄国托尔斯泰氏著作，描写田猎惨状，遂不食肉。尝函告其友寿孝天君，谓“蔬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然我之蔬食，实偏重戒杀一义。因人之好生恶死，是否迷惑，现尚未能断定。故卫生家最忌烟酒，而我尚未断之。至节用，则在外国饭庄，肉食者有长票可购，改为蔬食而特饪，未见便宜（是时尚未觅得蔬食饭馆，故云尔）。故可谓专是戒杀主义也”。寿君复函，述杜亚泉君说：“植物未尝无生命，戒杀义不能成立。”孑民复致函，谓：“戒杀者，非论理学问题，而感情问题。感情及于动物，故不食动物。他日，若感情又及于植物，则自然不食植物矣。且蔬食者亦非绝对不杀动物，一叶之蔬，一勺之水，安知不附有多数动物，既非人目所能见，而为感情所未及，则姑听之而已。不能以论理学绳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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