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料档案甲集》序|蔡元培

《明清史料档案甲集》序

　　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及文籍之失散，不知从何时起，但大批的失散是民国六七年到十年的事。这些档案及文籍，在大库中虽然不是科学的排列着，但总没有拉乱，没有分散。不幸开始移动者缺少公心，不知史料的价值，一层一层的剥削，拿去宋板书，拿去好看的文件，而把最后的、最大的一堆，堆到午门、端门门洞中。又不幸为一个妄人卖了，几乎走到唐山变做还魂纸。

　　中间又经数年的展转，才于民国十八年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买入。

　　公家旧物仍归公家，其中损失已经不可计数了，但毕竟大部分依旧归到公家，还是痛定后差可安慰的事。

　　这次买回，在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具有甚大的决心，牺牲了甚多其他工作，然后成就。所有档案不幸的历史，及我们这次努力，已另有专文论叙。

　　我在这里亦提出两个意思，以备同志者之留意，借当叙说这个史料集刊编行之意义。

　　第一历史中直接的材料与间接的材料有很大的分别。以前修史者之滥用间接的材料，而忽略直接的材料，是一件不幸的事，应该是以后治史学者所急当纠正的。例如《辽史》之成，由于删契丹列朝之实录。删芟实录那能成信史？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核出来的！这犹可说《辽史》成于胡元之朝，脱脱所领之局做不出学术上的大业。然试看马、班以后诸纪传史家，哪一位不是在那里抄实录、抄碑传？哪一位不是曾经充分利用过直接材料？我们展读一部纪传的史，每每感觉全是些人名、官名，千人一面，千篇一腔，一事之内容不可知，一人之行品不易见。这岂不是删削实录、碑传的结果，只剩了架子，而把知人论世的菁华遗略吗？即使那些做实录、做碑传者，并没有忌讳，没有成见，没有内外，已因和我们观点之不同，他们所据直接材料以删削者，不正合于我们的要求；何况做实录者本有所讳，做碑传者本专务表扬，则有意的颠倒，乃至改换，是不可免的呢！史料愈间接愈不可靠，这道理本是极明显的。假如民国初年修清史者知道史学的要求，不能以删削官书、碑状满足之，则这些大库档案，正该由他们调去整理的，然而他们不做。我们希望我们这次的整理档案，开些以后注重直接史料的风气。史学本是史料学，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中。

　　第二官府文籍和私家记载，在史料的价值上各有短长，合综来各有独到处，分开来便各不可尽信。大约官府的记载失之于讳，私人的记载失之于诬。私人记史事，由于亲身经历者固多，而最多是凭借传闻，传闻是容易失实的。人都不能无好恶，而私人立志记史事，自不免于感情的表率，故恰和官书的方向相反，而各不得其平。例如建文遗民之记逊国，明亡遗民之论虏事，其志可敬，其辞或不免过甚。这些，反靠官书去给他打个折扣。然官府文籍，多局于一类的事迹，不如私人记载之备各方面。且私著之没有官府的立场，是最可宝贵的，所以私著毕竟是史料的大源。官府文籍中无论直接的史料如档案，间接的史料如“国史”、“方略”等，都因他只说一面的话，而有些靠不住；然而许多事究竟只有他去记，而且日月不苟，文件存列，我们可借档案知道一事之最直接的记载。所以官府记载仍同样不失为史料大源。守质者、懒惰者专依赖官书；好奇者、涉猎者专信些私家不经之谈，都不算史学的正轨。我们相信官文和私记“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呢。

　　我们整理这些档案，在将来可以有多少成绩，目下全不敢说。只愿做这事业的精神，引出些研究直接史料、比核公私记载而不安于抄成书的同志。

　　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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