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蔡元培

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

　　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

　　（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

　　中国民族，素以爱和平、爱秩序，为世界所公认；常抱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近来对于欧美文化，已极了解。虽知道物质文明的偏重，生存竞争的激烈，也有一种流弊；然而确信欧美的科学与工艺，确有输入中国的必要。派遣学生赴欧美留学的，已有数千名，学成归国，多得社会信用。欧美学者到中国游历，也备受欢迎。对于英国，因通商较早，国内通英语的较多，平日彼此交通尤为密切。对于日本，虽明知他的旧文化本来从中国输入，他的新文化完全从欧美输入，然而对于彼等整理中国旧文化的劳绩，介绍欧美新文化的捷径，也确有可以采取的价值；加以地势接近，种文皆同，自然更易于亲睦。然而此次反对英、日的风潮，竟这样的激烈而普遍，这其中必有特别的原因，无论何人均能承认。要说明他的原因，可分为远近两种：

　　一、

　　远因自一八四二年中国受英国武力的胁迫，缔结南京条约，丧失主权。自是以后，每经外国胁迫一次，即缔结一项不平等条约，举出最重大的：如外国领事裁判权、租借地、租界，及其他中国境内的外国行政权；外国在中国内地驻兵权及内河航行权；协定关税制及其他保护外国商品，保护外国在中国境内经营产业等的规定；外国银行团管理财政权；外人在中国境内传教及其他教育的文化的设施。自物质关系以至于精神文化，自私人经济以至于国家政令，没有一方面不受外力的钳制。中国人国家观念发展以后，对于此等钳制的外力，自然不能忍受；自然同火山一样，遇着一个机会，从喷口冲出火来了。

　　二、

　　近因近因又有二：

　　（甲）日本工厂的苛待华工：每日工作八时，每日工资平均数在华币二圆以上，几为各国工厂通行的标准。乃日本人在上海、青岛两埠所设的纱厂，规定华工每日作工十二时或十三时，每日工资仅华币四角或四角一分（约德币一马克）。虽华人素有勤俭美德，然通商口岸，受外人极端奢侈的影响，物价腾贵，区区工资，决不足以自给；而每日劳作过度，妨害卫生。且与他国工人比较，不平等的差数，亦殊可骇。加以日本监工者时有侮辱华工的举动，华工忍无可忍。自本年二月十二日起，上海华工，因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与改良待遇等要求，不为日本工厂所容纳，遂有罢工的运动。四月十二日，青岛日本纱厂华工，也以同样情形次第罢工。自是以来，胁迫调停，不知几次，而终没有满意的改革。而且二月二十八日上海丰田纱厂日人以手枪击死华工一名。五月十五日，内外纱厂日人又以手枪击伤华工十一名，虐酷已极，所以有此项大罢工的举动。这种反对日本的风潮，完全应由日本方面负责任。

　　（乙）英国巡警的惨杀华人：工人罢工，为各国常有的事。工人以外的平民，因表同情于工人，而加入运动，也是各国常有的事。乃五月三十日，因纱厂日人枪击华工的缘故，上海各校学生，公抱不平，偕工人为示威运动。而英国巡警竟对众放枪，死华人七名。及六月一日、二日，学生与工人又有示威运动，英国巡警又照样放枪，伤华人多名。虽英人自辩为出于不得已，然据本月十三日北京电讯，美国人方面证明，上海警察的放枪，实为太早。故据十五日伦敦电报，英国Samuel君报告，上海外国巡警所枪击华人，枪弹均由后面射入。这可以证明示威运动的学生与工人，并不需要武器抵御的举动，而英国巡警竟视华人生命的价值等于零，演这种流血的惨剧。而且中国政府正在要求外国使团，禁止惨杀行为，而十二日在汉口的英国自由志愿兵，又对于示威运动的群众，用机关枪轰击，华人死的八名，伤的很多。英国人这样残酷，华人安得不反对？所以这次反对英人的风潮，完全应由英国方面负责任。

　　日本人、英国人既然在中国境内演这种虐待华人、杀害华人的惨剧，而我们华人反对英、日的举动，乃不过用“不合作”手段，不为英、日人作工，不购英、日货，完全是消极的，并没有积极的损害英、日人生命财产的计划。我想世界上有理性的人，必要说我们华人太和平、太怯懦了。不想据我们所得到的消息，列强方面表同情于华人的还是很少。在二十世纪，日日以“公道”、“人道”作号召的欧洲人，对于英、日这种不公道、不人道的惨剧，竟不肯提议纠正，反似乎有偏袒英、日的倾向，真令我骇怪到万分。据我所闻，他们实在有三种误会：

　　第一，是说这次风潮，完全与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相同。这是最显而易见的误会。义和团的发起，由于北方未受教育的人，平日受天主教徒的压制，而不知道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的区别。又不知道枪炮的作用，而误信为可用魔术抵御。又有满洲政府里面未受教育的人，疑提倡新术的人，都靠外国人助力；而又不知道居留中国的几个外国人以外，还有多少外国人，以为只要杀尽这些外国人，就可平安。这都是中国二十几年前最无知识者的见解。此次运动的人，都是明了世界大势与各国实力的，这是不同的第一点。义和团是要杀尽外国人的，这次对于英、日是专用“不合作”主义的，是不同的第二点。义和团是反对各国的，这次是专对英、日的，这是不同的第三点。义和团是以北京与直隶、山西几省为限，这次的风潮，是遍于全国的，这是不同的第四点。其他不同的情形还多，提出了这最大不同的四点，尽足证明是误会了。

　　第二，是说这次风潮，有“赤化”的嫌疑，不可不干涉的。这也是一种可笑的误会。过激政策的施行究于人民为福为祸，还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若是有一国要试验这种政策，也是他的自由，外国没有干涉的理由。若说理应干涉，那过激主义大本营的俄国，为什么列强不肯合力的攻击他，而反承认他？列强对于过激主义的大本营，尚可承认，还要防他国赤化么？中国大工业尚未发展，贫富阶级相去不远，决没有赤化的可能；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容易赤化的程度，比中国近得多，为什么自己不防赤化，而反替中国担忧？若说同盟罢工，近于赤化，俄国革命以前，欧洲各国已经有多数的同盟罢工，难道都是赤化么？而且就事实上讲，三月二十日有劳工反对共产主义同盟会在上海县署备案，五月一日上海劳动纪念大会中有工团联合会发散劳动周报，载有上海三十七工团反对共产党，召集全国第二届劳动大会的通电；罢工风潮发生以后，本月九日，上海尚有新组织的爱国团体，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声明；可见这次运动，不但无赤化关系，而且与赤化相反。若说中国人现在有亲俄的趋向，而俄国政府对于这次被牺牲的华人，表示哀戚，是赤化的痕迹？但是政策模仿与国际友谊，全是两事，虽小学校学生也是知道的。俄国新政府成立之后，把一切帝国时代胁迫中国旧政府而订定的不平等条约与侵夺中国主权的行政权，一概废止，纯然取国际上彼此平等的关系；我们自然与俄国特别亲睦，与彼国内的政策何关？设使日、英两国，也同俄国一样的对待中国，我们一定也一样的亲睦英、日，难道有倾向君主政体的嫌疑么？

　　第三，疑此次风潮，可由日、英两国，以武力胁迫中国中央政府而了结，不必顾及全国民意；这尤是根本上的误会。中国外交史上，凡外国人在中国所得种种不正当的权利，都是用这个方法取得的，诚然有不少的前例，但都是已往的事。那时候是中央集权的制度，全国人民能视国事为己事的还少，所以有这种现象。自一九一二年革命以后，人人都有国家一分子的责任心，全国政治，渐向分权制度发展。一切适合民意的外交政策，当然由中央政府代表施行。若有不合民意的，就使中央政府受了胁迫，地方政府也要起而反对；就使一两处地方政府也受了胁迫，地方的人民还要起而反对；推倒不从民意的政府，而重建服从民意的；外力的胁迫完全无用了。如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的条约，中国政府本已受日本的运动而预备签字；卒以民意对于青岛问题的不惬，有五月四日的示威运动，继以各地方的罢市，政府不得不遵从不签字的民意。这就可以见列强对于中国的外交，即专用旧式的胁迫手段，去达到损人利己的计划，是不合于中国现势的了。何不容纳中国民意，采取双方有利的政策，开一个外交上的新纪元呢？

　　为这个缘故，我很希望日、英方面，能速自觉悟；希望日、英两国以外的列强，能劝告日、英，有对于近因的妥当办法。日本应当于工厂中规定每日八时间工作与适合工人生活的工资，且严禁监工者侮辱工人的举动。果然，不但纱厂的罢工风潮，可以消弭；而且减少工作时间，工作的成绩，反能优胜于没有减少的时候；这是欧美各国所公认的，日本何惮而不为？英国应当惩办放枪杀人的巡警，并规定以后不得擅动武器的禁令；对于死伤的华人，速为相当的赔偿；使华人深信英人的正直，无论对于英人或非英人，都一样的赏罚。

　　我尤希望日、英两国与其他列强，都有根本的觉悟；都宣告把从前与中国旧政府所订的不平等条约，无条件的取消；特派专使，重订平等新约。果然，华人也能用自由的手腕，发挥固然的能力，而且以最友爱的感情，与各国人民共同操作，改进世界。这不但有益于中国，而且对于各国的利益，也一定比互相敌视的时代为高。双方互利的实益，一定比单方自利为稳固，这是人人能公认的。

　　我谨以极冷静极公平之态度告日、英两国与其他列强，以备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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