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动荡|蔡元培

中国社会的动荡

　　——为中国行动告各列强

　　（一九二五年七月）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民生性最和平、最爱好秩序。博爱之道深深生根于他们心中。近数十年来，我们对西方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深信物质利益与生存竞争，在西方比在中国，要强得多。但是我们也看到，现代的科学与技术对中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中国已经派了好几千学生到西方去留学。他们学成归来，就把他们所知贡献给祖国。如果美欧专家访问中国，他们肯定能受到尊敬与友好的接待。

　　我们与英国的关系特别密切，因为这些关系由来已久，而在中国，英语都行得通的。至于日本，日本文化导源于中国文化，直到最近，日本文化归附于西方的理论与实践。就是这样，对我们中国人也有好处。中日两国是邻国，人种相同，文字相同。中日两国的关系理应是友好无嫌的。那么为何最近中国舆论这样剧烈地反英、反日呢？我今天所要解释的就是这一点。

　　原因有两个方面：历史问题和最近问题。

　　先讲历史问题。一八四二年，英国用武力强逼中国签订《南京条约》。从此时起，中国常常被逼签订类似的不平等条约。我只谈这些条约中最重要、最苛刻的条款：领事裁判权、租地权、租界；某些特权（优先权），例如在中国境内养兵；限制我们规定本国的关税税率、以及其它有利于外国商品的条款。中国必须将一部分国库收入存在外国银行里。于是乎，从个人经济到国家经济，我们都被外国人缚手缚脚了。然而国家思想逐步提高，中国再也不能忍受这些条款了。处境有些像一座火山：太强大的内在压力使它爆发了。

　　至于最近一些骚乱是怎样产生的？那就不得不提起：在上海日本人所开的工厂里，华工非常被虐待。在一切国家里，都实行劳动八小时制；在一切文明国家里，最低工资是四马克（即华币两元）。惟独在上海及青岛日本人所开的棉纺厂里，中国工人每日劳动十三小时，工资只给华币四角，就是说约等于八十芬尼，或一个瑞士佛郎。近几年来，生活费和日用品价目，即使在中国，也高涨了。虽则中国人很节俭，很朴素，这样低的工资万万不能维持生活。此外，这样长时间的劳动也损害了工人的健康。当人家将这种情况与别国的劳动条件相比，人家必然为压力之大而吃惊。尤其残酷的是我们在上面所讲的日本工头对华工的对待，中国工人尽可能默默地承受着。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中国工人向上海日本工厂的领导人提出要求提高工资，缩短每天工作时间，改善日本工头对华工的态度。日本领导不接受这些要求，于是华籍工人罢工了。四月十二日，在青岛，日本人开的工厂里的华工提出同样的要求，也遭到拒绝，也罢工了。虽则不住地威胁与接触，双方的见解未能一致。全世界都向英国人学习工厂制度，但对于中国问题，可不要相信英国人接受金融界或很著名的技术杂志所提的意见。这些刊物说：“正因为中国工资便宜，所以日本人把工厂开到中国来。如果中国的工资上升到日本工资的水平，就再也无利益从实业上来征服中国了，于是这项实业就要被逼还返日本，因为万一警察和军队不能在中国充分地保障秩序和安全的话，日本实业就要冒极大的危险。”这种剧烈反对在中国提高工资的呼吁，证明在社会范围内的民愤是人为地由外国金融界挑唆起来的，它鼓励有社会观念与国际观念的人，胆敢正面把拥有四亿三百二十万人口的大国，当作人类的穷窠。二月二十八日，在丰田纱厂里，一个日本人用手枪打死了一个中国工人。五月十五日，在内外纱厂里，日本人用手枪打死十一个中国工人。这些残杀引起了总罢工。

　　在一切国家里，劳动人民有罢工权，同样，向罢工者表示同情，也是随在准许的。可是，最近五月三十日，在上海，学生们对被日人厂里所杀害的中国工人表示同情，举行游行。英国巡捕向游行者开枪，七位中国公民被打死了。六月一日和二日，都有新的游行。英国巡捕加强压制，许多中国人受伤。英国人谎称他们是被逼出此。但六月十三日，一封美国致中国政府的电报中说“英国巡捕太匆忙草率了”。六月十五日，上海英籍萨缪尔（Samuel）用电报证明：那些被害的中国人都是在后脑中弹的。这就说明：这些被害者在英国巡捕之前，返身而逃，绝未抵抗。这其间，中国政府同列强政府代表进行磋商，企图禁止再度出现类似的残杀。然而六月十二日，汉口英国志愿军开机关枪向游行者扫射，杀死八人，伤人无数。在这种的残酷行为之下，中国忍无可忍，被逼起而坚决自卫。

　　当日本人与英国人这样严厉指责中国时，我们问：“我们对这两个国家干了些什么？”我们只不过不再为他们工作，抵制他们的商品而已。我们并无粗暴的敌对行为。我们仅止于消极抵抗。任何理智健全的人必能体会到：中国人太爱和平，太软弱了，所以不会采取积极性的反抗。我听说中国人的行动未能博得全球的同情。二十世纪中，大家都谈到社会公论与自主权利。可是现在面对中国工人所受到的虐待，无人同情他们而进行干涉。这点，尽管我们乐于反复思索，却始终不懂得为了什么！

　　在西方，人家对于一个错误观点有三种想法：许多人认为目前的骚乱像一九〇〇年义和团的造反。略一思索就可以发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义和团造反导源于中国北方，那里，一些没有文化的人，群起反抗虐待他们的中国基督教徒。由此产生强烈的排外思想。义和团相信他们的咒语能打胜外国人的大炮；一部分的官员（满洲人）相信，一旦外国人被驱逐出境，中国青年的崇欧思想也能随之消灭了。他们相信，这些外国人一旦驱逐出境，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是二十五年前的情况。今天，列强之在中国，已无疑问。从前，有些中国人果然要屠杀外国人；现今则否。为了表示抗议，我们只不过在经济方面，离开压迫我们的人。义和团运动则有绝对排外的性质。现在呢，动荡只限于反对英日。这种动荡已变为全国性了。这些事实都证明它不同于义和团造反。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些动荡是布尔什维克的，因此应当镇压。这又是一个完全错误而且可笑的观点。布尔什维主义对于国家是否有利这个问题尚未得出结论。但是如果某一国家想试行该主义，乃是该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俄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摇篮与国家，然而别的国家与俄国维持外交关系，官方并未反对俄国的政体。中国的实业尚未发展，所以没有强烈的阶级斗争。在欧洲实业发达的国家中，共产主义危险要剧烈得多。倘使大家深信在中国，总罢工是受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在别个国家里，产生了工人运动，不以同样的目光去看待呢？为了反驳，我再举几个实例。三月二十日，在上海市区，成立了反共工会。最近，五月一日《工会总导报》杂志发表了有卅七个工人组织具名的电报，召集第二次反共大会。甚而即在六月九日上海事故之后，有许多组织纷纷公开申明反共。从这些例子看来，中国的工人是完全反共产主义、反布尔什维主义的。那些轻信表面现象的人，认为俄国与中国间的友好表示，以及苏联寄给中国的慰问，揭露了中国的布尔什维化。他们不明白国际礼貌行动与本国的政治倾向是各不相涉的两件事。这是国际间常用的礼节。此外，俄国对中国取消了所有的旧条约，却与中国订立了一项平等公正的新条约。这样，自然引起了中国舆论对俄的友好同情。我们只知道俄国对我们友好，却不问俄国内部情况如何。如果日本和英国对我们采取像俄国那样的态度，人家能否想象，为了对它们表示友好，我们就采取了专制政体？

　　在中国国外，也许有人幻想：只须施压力于北京中央政府，排外就可以平息了。这又是一种错觉。当然，以往列强用此手段从中国获得一连串的优待，但是这已成为过去。当年中央政府是强大的，老百姓无权过问政治。可是从一九一一年革命以来，中国人感到自己的政治责任，政府也不像以前那样集中了。中央政府可以执行政权，但必需获得民心。不然的话，即使中央政府欲在列强压力下让步，各省的省政府就要反对，甚而即使它们中间有部分跟了中央政府走，整个老百姓就要群起而攻之。列强用讹诈手段向中央政府获得的许诺，将化为幻影，因为这个政府的本身不是牢固的。中国人民就是这样反抗，例如《凡尔赛条约》，虽则有日本人的压力，虽则中国政府愿意签字。畴昔强迫中国的手法不再合乎现在状况。为什么英国和日本在它们的对华政策中，不找寻一条双方都行得通的道路呢？

　　我希望这事会产生的，希望列强运用它们的影响，使两国改变它们对华的态度。日本工厂的厂主缩短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到八小时，提高他们的工资，使他们能生活，而无损于人类的尊严。这些厂主应该取消工头们对华工的暴行。如果日本厂主这样做了，总罢工立刻就会停止；工作时间虽则缩短了，产量却将上升。为什么日本人不采取美洲和欧洲工厂的制度呢？

　　英国应该责罚上海的英国巡捕头头，下令严禁无缘无故向和平的中国公民开火。它应该向被杀害的家属给予抚恤金。如果英国人对待我们和对待他们的同胞那样，他们就使我们相信他们是有公道观念的。

　　我还希望英、日、其它列强，进一步深入问题，他们自觉地看到以往他们与中国所订定的条约是不公平的，不合乎现代原则的，另行签订平等互利的新条约。于是中国方能自由发展，发挥它的能力，与列强友好合作，正对共同目标而前进。这不但是中国的幸福，也是全世界的幸福。凡是对于双方有利的事，必然高于单方面有好处的事。

　　经过深思熟虑，我将肺腑之言，奉告英、日与列强，请他们多多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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