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顺直问题的口头报告|蔡和森

关于顺直问题的口头报告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日）

　　附注：此项报告用常委会记录整理后到本刊付印前交和森同志修改，和森并未修改，又另作一书面报告，但书面报告与当时口头有很多的差别，故将口头报告一并发表。

　　我对少奇报告大体同意。在我未报告之先须先声明的：今天的报告不是答辩的性质，因为答辩可以掩蔽过去的错误，得不到真正的工作出路。我的报告分三部分：

　　1.北方工作的总结；
　　2.我在北方工作的错误及提出的具体办法；
　　3.以后北方工作的问题。

　　（1）北方局是去年九月到北京，到津而京。此时北方的状况，天津仅仅一工人且尚找不到。北京比较好一点。外埠更无组织。京绥路工人××反了党，重要的是王藻文。原因是于他们以为北方党是知识分子把持了。北方铁路工作整个停止了两年，工运北方不起来，农运亦没有。同时还有党的纠纷，同志反对省委，省委与他们的关系非常之坏。反对省委之事实还是述之未到以前就开始。北局去时秋白与我们讨论，要北局去调查。并告诉我们述之不作书记，我同荷波去后即分发出去调查，荷波调查天津唐山等工人。当时唐山曾有同志以菜刀杀负责人的事实，负责人非常腐化，不能而且阻止工人斗争，唐山还有闹经济问题的事实。京东农运是几个同志领导起来的，有三百群众，但京东无党的领导。山东情形昆弟去巡视后报告说，山东党有了五个月无工作，群众要求斗争，济南工作失败后从未恢复，此时我们决定派人到京绥路去找反省委的人王藻文与张抵升，张未找着，王找着了。藻文作了一报告：当南口退出后冯玉祥要他去当交通队长未去，党令他离开也未接受。后阎锡山到被捕，七月放出，找到一部分同志，并找到了省委。时述之已到，述之、为人等商后答复他说：京绥已另派了人去。当时省委对西北的工作方针不正确，失业问题党是不能管。因此省委与王藻文决裂了。王回后作了一个反党的大宣传，此时荷波等与他谈后，他表示既中央到来，他愿停止反党宣传并完全听党指挥。北方局以为还是可以恢复王藻文的工作——到天津作一部分工作。同时认为省委的处置亦不对。其次说到第一次改组问题。当时同志均反对省委，荷波调查了一些材料。天津仅胡茂公可以作一点工作。省委对学生运动是在天津办一学校，找不到学生于是命令北京派了十个C．Y．同志入学，工运省委亦未作。述之报告武汉中央的政策太左了，并说革命已到地下去了。第一方面他表示第三党必然发展，于是省委都动摇了。秘书某因此而请求退党。另一方面在北京也得到一些材料，述之在张有第三派的组织，钱都用在机关上，因此北局开会决定要改组，事实上北局开会时述之等即表示不能即改组，后要他们到京开北局会议也不到，在北局开会时，荷波即主张完全改组，我及昆弟则以为述之仍应在省委只不作书记，伯庄则调山东，为人则参加满洲临委。不过荷波仍主张对述之问题根本解决。会之次日省委即来一信说省委自动开一扩大会，大家即以为是省委避免改组。因此决定仍是开改组会，并决定就是在省委召集的会中改组。后北局又开了一次会，有京津的活动分子参加，省委同志均参加，会中首先提出改组问题，述之主张自下而上改组，最后仍决定改组。对纠纷问题，北局会议判断省委错误要多些，自然同志也有错误。最后并批评省委政策的错误，决定改组及人才之分配，此次会中详细讨论了“八七”会议的决议案，述之对几个主要问题仍表示其有错误。改组会的成分是就省委召集的扩大会代表而由北局加了几人，述之宣布开会时仍说是扩大会。荷波才上去报告是改组会，于是当时另推荷波作主席。我作了一详细报告，并对省委批评，最后提出一决议案。会先即决定要找工人出头负责，北局更是找暴徒出头负责的观念，事先即决定朱景堂参加省委，后因述之在会中表现不好改以他担任书记，改组结果举出了十三人的省委。知识分子仅七人，改组会中对各种工作方针有大致的讨论，北局初到，各种情形都不清楚，于是北方局曾议决召集一个工人活动分子一个农民活动分子讨论后才起草工农运决议，省委的先恢复党后恢复工运的意见北局是批驳了。改组会决定铁路工作首先要注意恢复京绥，因为五大铁路仅京绥可找到线索，可以找到几十个活动分子，南口还有几十个同志，且能开会。京奉要注意整顿党的支部，慢慢的发动斗争。时京浦路有一斗争，即派昆弟去京浦路要注意恢复。对农运仍无材料，不能作一整个决议，仅对京东农运有决议，指示京东农运无组织基础，决定马上改组，扩大农协的组织与宣传提高农民阶级的意识，大的方向不出“八七”会议的决定。京东农运决议未写出。现在谈到政治的错误。省委改组后即举行北京、唐山的改组，次京东改组，京东改组建立了一个二农一智的常委，并对过去也有批评，并借双十节号召了一个百多人的群众大会，提出没收一切土地赞助贺、叶的口号。北京市委改组时决定要吸收工人同志参加指导工作，选举结果是一工人同志当书记（原是南口书记），并举出了几个新的分子，改组后发生了战争的问题，盲动主义自北方始，当时统治阶级动摇是实，但未估计到主观的力量，于是决定了暴动的政策，发出了通告，十一月才停止了这个盲动主义的通告。当时省委的暴动精神也是非常厉害的，以为一切要走到暴动。现在我说玉田暴动，荷波去巡视时即有一个布置，曾派人去开军事训练班。玉田暴动结果是失败了，不久北京又有一个破获，十一月北局发出了第六号纠正盲动主义的通告，时述之还主张要继续暴动，我反对，结果是我的意见勉强通过，时毛子去北方告诉开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此时北局未接到中央的文件和通知，此时北京遭了破获，北京破获是由于党内纠纷，来源于改组会，有几个不满于改组会，于是派荷波去召集一会解释，结果到会的人均被捕，破获问题于述之更有嫌疑的，但当时未解决。还须调查，我动身来参加十一月扩大会之前一日接到中央纠正盲动主义的信，但未洗出。后中央接到北局之第六号通告，并同意此通告。扩大会议时中央曾决我任书记，当时我的确有一个极端民主化的精神，故不主张改组省委，恩来与我谈时要我去斟酌是否有改组之必要。至述之问题我在扩大会无报告，但告知了秋白，秋白又告毛子，毛子要我注意调查述之问题，恩来亦要我去调查，我去后即调述之来中央，述之走的次日才接到中央对述之问题的决议，但他已走无办法了。当时省委仍不了解盲动主义的错误，省委仍主张继续暴动，要于方舟去京东号召第二次暴动，结果京东完全坍台，省委同志消极，述之先我而回，一月之先，此时述之在该处完全是玩小把戏，王仲一消极，钱也用了很多，述之回后又恢复从前状态，完全秘密起来，下级同志甚至有到电车站等省委之事实，于是下级同志反对省委，反对中当然有许多错误，但主要的是正确的，我回后开第一次省委会议，景堂同志提出改组，仲一等同意，皆以为不改组无办法，省委成立之第一月，工运有点工作，第二月即无甚工作，京东坍台，外县很少地方也没有曲线的关系，因此不能不改组。此时北京京绥都未恢复，完全在天津、唐山、京东三区要求之下来改组的，本原定巡视后再改组，后觉太迟，又改马上改组，以至会期异常××未充分准备，我此时因上述的事实，得出了一个结论，以为这些现象还是机会主义未肃清的结果，于是以为非找出旧的分子回来工作不可，如不与这些人观念改过来负责工作是无法发展的，因此改组会主要精神：1.反机会主义，2.恢复党的组织，3.改变工作方法。当我去时带了一些钱去，此时京东、北京等处需要一个大的救济，救济工作是由景堂同志负责，救济给于被捕及旧的失业同志，当时大多数主张普遍的救济（失业的亦然），当时我以为普遍救济不可能，原则也不对，因此决议原则上只救济被难者而不是失业者，后景堂即发现许多困难，他主张召集失业及出狱的同志开会说明普遍救济之不可能，当时我的意见是要说明党不是救济机关，并说明济难会的组织原则及经济来源与困难。这些信现在看来完全是一个极端民主化精神的错误，我主观上以为党应是工人自己的，每个工人同志都要来担负改造党，不应消极，决定的方针是如此，在实行中则不同了，将救济与工作混在一起来，决议已是极端民主化了，但他们去执行中更加重了错误，改组会中的错误大致如少奇潭秋的报告：1.无政治决议案，原来本是推定四人起草政治决议案，结果是我个人来起草，于是开会时这个决议草案未出来，仅在会中申明接受中央十一月扩大会的政治决议，不必另有一决议，这自然是错误。2.极端民主化，这是有我个人的来源，我是有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但另一方面也有北京的客观的来源，因此组织决议案整个精神，是极端民主化的。虽然决议案中也有些好处，但是处于附庸的地位无作用了。在批评方面，纪律方面也是走到极端民主化上面去了，即较好的秘密工作方面也有这个不正确的错误精神。3.反机会主义问题，由反机会主义变了另一种错误，当时的确是否认了过去一切，完全是消极的反机会主义，未在群众中提高省委的职权与信仰。从职工运动决议所指出的有些是对的，但亦有一大的缺点，即是对于过去的批评未能十分恰当。农运决议也不是一个好的决议。当时反机会主义是对的，但当时未能对机会主义下一正确的定义，这是能力的问题。其次反机会主义对人的问题的确在文字中有个人的意气。5.改组会的组织问题是要恢复旧的，这是唯一的方针，述之以为旧的一个也要不得，我总觉得这种说法不正确，我以为这不是工人同志本身的错误，而是机会主义的问题，我当时以为除了号召旧的同志回来无第二条出路，我与述之的主张是两个极端，当时相当的恢复旧的是对的，但可惜太极端了，主要的还是一个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我当时的确有一个对机会主义的道学的观念，改组会的纪律发生了一个军事纪律问题，会中对述之却讨论得很久，一致主张枪毙，甚至还有人说我偏护述之，这次改组会的成分是要吸收产业工人来参加，要消灭派别叛徒，当时唐山京东两派联合反对省委，当时群众要求旧省委一个也不要，我则以为如此工作作不通，后决定所有有力量的同志都集中于省委，原我不主张仲一留，后也决留了，其次关于王藻文的问题，他在党的历史有七八年了，他历来都是与党冲突的。当萧子賞时代即发现有三新同志告密的事实，于是萧即疑为王藻文所干，后派世炎去调查，王并无嫌疑，当时负责人总不信任藻文，但工会总是举他为委员长，当时工会与党的关系始终弄不好，后王仲一去后，才与他将关系弄好，同时他们有几个证据，证明王藻文是忠实的：一是冯演说欺骗工人时他曾上台当面作反冯的演说，二是王藻文始终不接受对冯让步的政策，三是冯委他去当交通队长，党亦如此主张，他不去。根据这些材料证明他是忠实的，而归结于是过去机会主义的问题，机会主义的党不相信工人，他在天津两月的工作也不算很坏，而且他的确是在工人中事实上的领袖，能力也比较强，因此改组结果以他为书记，改组后两礼拜的确有一点新的气象，精神是兴奋的，时逢过年的斗争，此时经济问题发生了，我带去的二千五百元特费，山西去了一千一百元，他处也分配了一些济难费，我带去的党费开会后仅存数百元，会后草索的改组了天津总工会，改组后一礼拜，经济即没有了，改组会之前一日，接中央的信，要由下而上的改组，改组会暂不开，事实上已召集，且由下而上不可能，故仍开了，后又接中央信说，调述之不是中央原意，后又接中央信要我归中央，改组后我到了唐山，当前茂公在时有一二百人组织，茂公到省委又塌台，我去开训练班，开三天后才解决。我在唐山住一礼拜之久，回津才看到中央调我的信，本应即赴沪，因我当时以顺直才改组不久的关系，故省委派藻文、仲一来中央。中央与他们开了多次会，认为改组会是应当的，对述之问题仍未作结论，此时闹经济问题的事实即表现出来了。此时我才知道在闹经济问题，过去我还不知道，藻文走的前一天在天津爆发了，因为第二区的经济问题李德贵才指出王藻文时常说大家作工吃饭不成问题，后王德振又说些事实，省委当日即给藻文一个批评，并作了一个决议，以后禁止藻文单独给钱与同志，单独议决某同志应有生活费，经济问题的根本是由于秘书处决议，工人很苦的开会，应给以工资津贴，当时大家都给藻文以批评，藻文即大发其气，他也有个理论，以为是同志苦应该津贴，而且用得不多，过去机会主义时代用得不多，后藻文勉强来中央，经济问题仍继续着闹，同志仍反对李德贵，于是决发一告同志书，后绍峰以为不必，因不是整个问题，于是告同志书没有发，召集了一会议解释，此后他们不公开在会中反对李德贵了。当时将此问题看得很严重，现在看来是一个错误，当时觉大部分同志还是好的，未将此坏的现象正确的估量出来，后藻文等回去仅带了数百元，只用到二三礼拜，于是消极的现象发生了，不两天又接到中央经济自己解决的通知。仲一、藻文皆大不满，以为中央不要顺直，不同意省委的改组，我当即解释不是如此。其次我个人对中央的态度问题，我明白的说，我自己有一个小资产阶级急进主义的错误，表现于极端民主化，我的确不满于改组之迟缓，即在十一月扩大会我即正式提出，同时我以为当时有一个左派的萌芽，立三即以为我这种意见即是认中央为右派，同时当时我的确认为派别问题很严重，不满于述之、亦农等，因此我在反述之的机会主义中带有个人的意气，对中央不要述之离开，以为中央是动摇了，因而不满于中央。但同时我个人也不坚信我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中央曾有一信，要我停止左派的宣传，我当时作了一个报告，要中央对我的工作等作一个结论。藻文等回后，我即到中央，后述之问题解决，我又到北方，到津即看到天津布满了消极的空气，我即找原因，有许多同志以为是钱的关系，我当即反对此说，并从政治上找原因，仲一以为蒋不能有一个成功，我当时以为北伐能否成功还是问题，主要的是复兴工农运动。中央曾有一告同志书，接到了两次，第一次的与第二次的不同，（按第一次的是不完全的样子）第一次到同志皆不满，但我仍阻止不发去，第二次到我即认为中央指示很正确，尤其是极端民主化之提出，并根据中央指示作一计划，（此计划现尚未来）同时决定迅速的将告同志书发下去，我到津后，在第一次会中未大发言，后看十五号通告，并找同志谈，他们对继续暴动政策非常不满，于是次日开会即纠正十五号通告，讨论中藻文不发言，我要他发言，他即发了一大批牢骚，发表一些意见，他说的与少奇报告的相同，当时我亦同意了藻文的意见，后即定连同反帝问题起一决议案。此时我发现同志三种倾向：一是大干，以为群众幻想我们与群众相反，还有一种消极。一种以为国民党比张作霖压迫还厉害，我即指出这三种现象，并于通告中指国民党之内幕及揭穿其假面具，这与对国民党的决议又有不同处。还有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仍是未接到新的工作方法。少奇去时有一个打吗啡针的倾向，同志则有一个经济问题，以为无经济影响了工作。少奇对此也是动摇的。少奇当时以为北方反机会主义是好的，但无工作的方法，还有一些小的问题，这些小的问题只要工作起来是不成问题的。少奇、仲一都主张将省委分散，后同志反对省委，又有人提出改组之议，主张改组还有一原因是要将责任卸于中央，我即明白反对，反对卸责的观念，最后我说这问题要中央解决。中央亦以为不能马上改组。我们过去是未将过去的错误估量清楚，王仲一曾说，六次大会不开，工作无办法。我即反对其意见。我来上海后曾向弼时说中央对顺直政治上要特别注意，以上是事实大体如此。

　　（2）现在说我个人的错误：1.最根本的是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来源于小资急进主义。2.组织方面对过去机会主义的纠正到另一极端去了，使群众更不相信党了，还有号召恢复老同志一点也有错误。3.工作方法教育等都无甚成绩，并未将同志政治的认识提高起来，我的确是如少奇所说缺乏常识，故对同志的许多错误未注意纠正，反对机会主义和教育也做的不好，对一般的教育亦无甚成绩。4.个人个性对许多问题非常简单化，对不严重的问题不大注意，这也是由于极端民主化的缺点，以致许多地方作了群众的尾巴，现在才可以对有些同志下断语说他们是群众中之落后的。5.缺少经验与常识。其次说到历史上整个的错误，主要的有下列几点：1.过去党内部即造成党与工人阶级的对立，造成工人反党的严重现象。2.政治上的错误，客观上是叛离了工人阶级为冯玉祥而骗工人，冯退时将很能干的同志为冯作交通队给同志以冯的幻想。3.极端民主化这个坏处不比机会主义好，一样的破坏党与革命。上述三点是过去主要的历史错误。

　　（3）以后工作的方针：省委扩大会的政治决议大体是对的，不过暴动问题尚不及大会之明显，北方党是错误最多工作最没有的党，工人现在还无甚组织，客观上是很顺利于我们夺取群众的，但过去我们主观上有许多缺点，现在组织上省委各方面都还是很好。其次工运分子，铁路工作是忽视了，我们去后也无多成绩，少奇对工运问题提出的几点要中央帮助，我以为是对的。现在的省委要其独立工作是困难的，现在各种工作方针大会已指出，不成问题，反工运问题有组织的加入黄色工会的办法不妥，农运中争领导权问题要特别注意。组织上要纠正过去机会主义极端民主化的残余，要纠正一切个人意气与派别等错误，要将大会组织精神用于北方，现不是又要来一个极端，旧的好的仍然要，直隶工作是可以起来的。中央应注意北方工作，夺取本阶级的群众。

　　（4）其次说到个人责任问题，一切责任应当通通是我负了，应该将我的错误公布出来，我做指导工作的确不够，能力经验都不够。为党工作前途及完成第六次会的责任起见，我自己提出请求开除我的中央政治局的资格。

　　（载《中央通讯》第1期　署名：蔡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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