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蔡和森

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同志们！我今天发言，尽四十分钟时间，于万不得已时，再请求大会延长发言时间。现在讲第一个问题，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及任务。关于目前阶段估量，在国际代表同志报告里，在秋白同志报告里，在国焘同志报告里以及忠发同志报告里，大概有三种不同的估量的样子，现在要把问题首先弄清楚，我的意思有两方面：第一要问什么是革命高潮？革命高潮有什么条件？第二要问什么是革命低潮？革命低潮有什么条件？我以为革命高潮有四个条件。第一有全国普遍性，比如“五卅”运动，“五卅”在上海爆发，即影响到长江流域而两湖四川、珠江流域而广州香港及北方各省而京津满洲里，所以“五卅”运动是革命高潮，因它是全国的普遍性的非局部的，这是革命高潮的第一个条件。第二有相当持久性，就是说不是运动今天起来，明天就会打倒，或者上星期起来，下星期就打倒，象“五卅”运动坚持三月之久，不是三天或一礼拜的运动，以地域来说，非是这里起来，那里被打倒，非是某一地的单独运动，比如“五卅”在上海起来，香港即发生总罢工，天津组织总工会，一直影响到满洲里，在长江流域运动更加普遍，运动爆发非三两天的事，持久到三月之久，非是上海打倒，香港起来，非是香港打倒，北方起来，而是有相当的联续和持久性，这是革命高潮的第二个条件。第三运动发动于大的城市，而且是城市工人的领导，非是单独爆发于乡村。比如“五卅”时上海起来，于是广州、香港、武汉、青岛以至天津，最大的工业中心和最稠密人口的城市亦起来，不仅有乡村运动，主要的城市成为运动的发动和领导，这是革命高潮的第三个条件。第四我们力量在阶级关系上可以对敌人维持优势，使敌人不得不取相当让步，比如“五卅”运动是取得相当胜利，虽然帝国主义有大炮，有陆战队，可以继续屠杀，但是我们广大群众，有广大群众的力量，使英帝国主义不得不采取让步政策，不能进攻，我们对敌维持优势，这是革命高潮第四个条件。（同时又可引俄国一九〇五及一九一七二月与十月以至法国一七八九和一八四八诸大革命来证明其具有这些条件）现在拿上面四个条件：有全国普遍性，有相当持久性，运动发动于主要大城市和我们力量对敌维持优势，来观察现在中国局势（注意：这种仅是说拿上面条件来观察现在的局势，而不是要机械的用这些条件去推测将来的高潮。）是不是革命的高潮呢？就是说是不是存在有上面的形势呢？即从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近各处澎涨的农民运动而论，是不是革命高潮呢？这显然还不是的。第一，没有全国普遍性。如果广州暴动胜利，那一定是全国性，那一定南方各省农民运动更强大有力，那一定有“五卅”的形势，那一定有北伐的形势。第二，没有持久性，广州暴动胜利只维持三天之久，没有如“五卅”运动维持三月，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第三，没有各大城市发动，虽然广州是大城市，但只有广州，无别的城市之继起，无别的有相当群众基础的城市起来。第四，在势力与关系上，我们没有对着敌人维持相当优势，可迫得敌人失败或让步，广州失败后，全国反动力量一致团结向我们进攻，虽然这次暴动取得相当结果，是不可否认的，从上面所说来看，“八七”以来不能说是一直高潮，只是旧的高潮趋于结束的过程；另一方面看，即不是高潮，是不是低潮呢？从武汉政变和国民党决裂到现在，是不是革命潮流低落呢？这里首先要问什么是革命低潮？有什么条件是低潮？看中央十一月会议决议说，革命低潮的条件在于1.资产阶级军阀统治的稳定。2.改良政策之得以实现。就是说统治阶级，南京国民党新军阀的政府能解决社会矛盾、阶级冲突。3.革命群众的分裂和失败。就是说群众失败，工人离开、农民离开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群众如已离开我们，要它再起来，是困难事情。有些条件，是革命潮流低落的表现。在秋白同志报告中对低潮条件中曾指出：

　　1.广州暴动失败非全国失败，非最后一次失败；

　　2.广州暴动之后，不但农民未离开，工人未离开我们，且相当的跑到我们这边来；

　　3.广州暴动取得新的军事经验；

　　4.广州暴动失败后，非仅全未脱离暂时经济恐慌，且长期经济恐慌，不能用改良方法来和缓革命。

　　上面所指的不是什么新的，与中央十一月会议所指低潮三个条件，内容无大变化，拿这些条件来看现在状况，是不是革命低潮呢？据中央政治问题和秋白的分析结论说，仍是“一直高涨”这种分析，我觉得不妥，是没有明确的观点。为什么中央政治局和秋白同志有这种分析呢？这种分析是从不间断革命的理论来的，什么是不间断革命论和其对党的影响，以后再说，其实中央十一月会议所指出的三个条件和秋白所指出的四个条件，只能用以论证中国革命向前进展和高潮有再来之可能，而不能用以论证现在是一直高涨，从这种分析，论证革命不会停止且继续前进，用这种分析去反对取消派的观点是对的，这是非常马克思主义的，非常辩证法的，假使以此为一直高涨之论证，是非科学的，非列宁主义的。我以为应如国际代表同志所说，现在革命形势既非高潮亦非低潮，而是两高潮之间的中间形势。这样分析，是非常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非常辩证法的。对于革命潮流估计大意是如此。

　　再说革命潮流一直高涨与直接革命。从“八七”到现在，中央政治局维持革命一直高潮的分析。这种分析是非列宁主义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不间断革命论的分析，是在“八七”后大毛子那米拿则同志发明的，“八七”以来党所采用的。我所说当然非反对那米拿则同志个人，他个人于“八七”以来很有功绩，但他所发明的不断（革命）理论是根本错误的，这种理论可从中央的文件中看到。“八七”以来中央采用这种理论，没有摇动过，这次中央报告仅是一线的。在秋白的报告中到处找得出这种理论，现在仅举一个文件为例：在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中，都见不断论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否认有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只认为有单个资产者，没有整个阶级，十一月决议上有一段说：“从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间看来，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制度的历史的改革意义上，是最幼稚的，最薄弱的，最无能为的”。是“历史上未成熟的流产的胎儿——中国资产阶级，他一定不能组织自己的政党，自然也就谈不到什么确定的有原则的政纲”，这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不仅只是胎儿，且是未成熟的流产，根本否认有资产阶级的存在。第二个特点，否认中国资产阶级有反革命的作用，否认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毫无疑义的，自上海武汉政变以来，在上海、长沙、武汉、广东的屠杀，在其他各地的屠杀，试问一问中国资产阶级是不是有一点成绩？广州暴动失败后杀了多少人？马日事变又杀了多少人？各地革命运动受反动势力何等的打击？这是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一点成绩？而那米拿则同志抹杀一切说毫无一点成绩。其次只说反动营垒内的分裂崩溃，而没有团结集合的可能。我们看四月和七月政变以来，反动势力的范围缩小抑是扩大？在未反动前，我们未失败前，反帝国主义的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维持着对敌相当优势，后来不仅小资产阶级跑开了，即兵士、小商人亦走到反动营垒去了。如果反动势力范围缩小，那它的团结范围也要缩小，事实上不是这样，反动势力的范围的确是扩大，不是缩小。第三个特点，农民的观点，中央十一月决议上说：“现在中国所有各省农民的怒潮的高涨，就是这中国革命不断性的最好证明”。这就是不断论的革命的社会基础。不断革命论社会基础，建筑在农民不断暴动的观点上，这种理论，非那米拿则个人的，而是领导和指挥全党，连我们也包括在内。这种理论支配着“八七”以来党的政策路线和党的组织路线。这种理论一系统下去，因而估量中国革命有一直高潮说法，这样所得的结论，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辩证法的？不是的。因为革命潮流不是按照一个直线进行的。结论的根性适违反辩证法的，这样分析将使我们找不出斗争的要点，找不出每个转变时期策略运用的基点，那时应进攻，那时应退守，都无一定了。这种理论下来是唯心论，唯心论的分析在秋白口头报告中即表现出来。如同说假使估量现在革命潮流在两个高潮之间，结果会走到怀疑上去，会这样怀疑：高潮几时来？是不是没有高潮呢？象这样说法表现唯心倾向，他以为如不估量革命是一直高潮，会有右倾危险。这是不对的。右倾危险，取消主义的各种倾向，非是主观的维持高潮，或“一直高潮”论所能挽救的，右倾危险非唯心论的分析所能预防的。事实上几几相反，因维持这种分析，这种估量，反使党的领导摇动，非发生机会主义危险，即要发生盲动主义危险，使全党同志不知怎退守，不知策略运用，这样可使党消灭，使革命再遭几次大的失败。对于这点是应唤起大会特别注意的。

　　第三是要说到直接革命形势的问题。自然有了刚刚所说的那些革命不间断的理论，革命是一直向上高涨，各地的农民暴动是继续不断的发动，所有这些，都会成为一般直接革命形势的证据。秋白同志的意见，自然会认定是一直高涨的革命了。但反对这种意见的人，例如国焘同志，他是完全否认一切真革命形势的。因此，大会对这问题，应该有正确的决定。我想要决定这个问题，应该首先问到，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到底有不有一定的范围？这范围是包括整个全国而言，或是仅仅指地方的部分的而言？是应该建筑在农民的暴动基础上，还是要建筑在全部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基础上呢？这些很简单明了的问题我想是谁也可以答复的。另一方面，中国革命，还有他发展的特性，这就是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在估量革命形势上，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如果忽视了这一点，的确可以使我们走到极左或回复到极右的道路上去。的确，我们看到了有些地方的革命发展是向高涨的，如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各地的农民斗争及情绪的高涨，和敌人方面的士兵开始部分的跑到我们这边来，这许多的事实都可以证明有些地方的确维持着直接革命的形势，有些人完全以盲动主义去否认这些斗争高涨的形势，当然是不对的。可是这是不是说全国范围内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呢？事实告诉我们是没有的。而秋白同志他却说有的，这就是他的“唯心论”所分析而得的结果。自然我们如果说完全没有直接革命形势，是不对的，是要走到极右倾的道途上去，但是绝对不能认为是全部的直接革命形势，因为如果是这认法，我们就只有是立即暴动，我们就不能不走到盲动主义上去了。

　　现在要求讨论秋白同志书面的及口头报告中的阶级关系分析是不是对的。我可以说秋白同志的分析方法，完全是“八七”会议以后的不断论的分析，偏于否认敌人的力量和作用，只是看见敌人的弱点没有看见敌人的强点，只有估计了自己的强点，没有估计到自己的弱点。这种观点的分析，是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非辩证法的分析。这种分析的方法，可以说“八七”以后，支配了全党，我自己当然也在其内。我以为大会应该与这种不正确的非马克思、非列宁、非辩证法的分析方法作奋斗的。中国的俗话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本来不是马克思的话，可是他的意义，在估计作战的胜败时，实含有马克思的观点。我们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与敌人斗争时，我们一定要能够估计敌人的强点和弱点，我们也应该估计我们自己的强点和弱点，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就不啻帮助了敌人来消灭自己。我们在秋白的报告中，只看到敌人如何薄弱，如何不能稳定，如何的他们改良主义不可能等等。我们从没有看到他说到敌人攻下了北京以后，阶级关系的对比会怎么样？中国革命的形势转变又会怎么样？在洛阳事件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会怎么样？中国革命的形势转变又会怎么样？关于这些大的事变方面，总的趋势估计方面，秋白在他的口头报告，或书面报告中的确回避了，抛弃了。我们在秋白的报告中，只得到一个很普通的简单公式：“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是成了事实，但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中间的矛盾，他们当然不能够统一中国”。这种普通简单的公式，谁也不会否认他的，可是我们要问问敌我的对比究竟是怎样？反革命势力的团结是向强的方面抑是向弱的方面？我们应该采用的新策略是些什么？这里就实在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复，这里实在不能使我们很有保证不再走到机会主义或盲动主义的道途上去，要保证不再走到歧途上去，就只有更明白的指示出来争斗的总形势，仅仅一点简单的公式是不够的。另一方面，秋白又没有指明我们自己的强点和弱点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缺的是什么？在他的报告中最回避最忽略的就是大工业区域大城市的真实情形，完全没有说到。在这里当然要承认党在“八七”后，我们有伟大的成功，取得了农民群众的领导，取得了许多农民成分的党人。可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城市不能与农村发展作对比，城市方面，除广东外，其余可以说都消沉下去了。这些重要问题，秋白都把他丢掉了。试问忽略这些，怎能了解目前的中心任务？怎能决定我们现在的策略？虽然，秋白也说过要注重群众，但完全没有说明此问题的严重的实际状况和意义。这样，必然要使同志不能明白国际决议中所谓夺取千百万群众的重要。现在的问题不只是照着国际决议唤几声夺取千百万群众的口号就够了。

　　说到党的任务。刚才我们已把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说过了。在这里我要首先提出两个问题来要求答复：第一，是暴动策略的路线是不是要根本取消？这问题是要请国焘同志答复的。（国焘说：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意见）第二，要问怎样去暴动？暴动的意义现在是怎样呢？是不是象秋白同志所说的暴动是夺取群众的方法？这当然不是的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暴动意义是应更进一步的了。我们现在说的“暴动”是要最后的打倒敌人，推翻敌人的统治，使统治阶级再也爬不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到底以后要怎样暴动呢？是不是继续做不准备的暴动？只限于农民的暴动，盲动主义的暴动，命令式的暴动？不是的。然而这种不正确的暴动倾向，这种盲动主义的危机现在难道完全没有了吗？不！还正在发展。秋白说：“盲动主义的危机现在已经减了，请布哈林同志放心”！这是不对的，我的意见与他相反：我以为大会应与这新的危险倾向——盲动主义，严厉的奋斗。关于这点，以下讲到党的倾向时再说。

　　说到群众运动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规定一个大概方向就够了，也不仅拿国际决议案之所指就够了。而且要在策略上组织上和工作方法上很具体的讨论出系统的路线，国焘在谈话会上说到所谓少数运动，立三、秋白反对所谓合法运动，（国焘是不承认这个名词的）关于此问题隐隐的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但皆未把他们的路线充分发表出来。其实这问题是很重要的，不仅是一个夺取群众的方法问题，而且包含不同的政治倾向的问题在内，我自己尚没有固定的意见，因为时间所限，说滑头一点，到将来第二次第三次说话时再来讲吧。（大家笑起来）

　　现在来说第二类问题，即过去的教训。这一点，布哈林、国焘、秋白都说得很多。秋白与国焘同志所说，我是有点不同意的。关于过去理论方面的教训，他们算是说了一个大概，我现在说一说当时的事实，即机会主义在武汉时代之一般的经过。首先我要声明的，我是犯过机会主义错误的一个，我今天是向大会以“机会主义者”的负责资格来说明机会主义的一般经过，而且偏重于武汉时期，在此以前的错误只附带说明一二。秋白以为机会主义是从第三次大会发生的，因为第三次大会为了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有两个不同的倾向，就是一主张加入国民党，一反对加入国民党。其事实不完全如是，因为第一，自从西湖会议（一九二二年八月）以后，经过很坚决的反对李汉俊、陈公博、施存统等的不加入国民党的观念，到三次大会时，对于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已经不成争论的问题；所争论的是关于C．P．政治面目和劳动运动的独立性。当时孙中山对国际代表马林说，中共如加入国民党，就应该不能另有共产党存在。马林的意见，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给国民党，因此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当时我们要问一切劳动运动，是不是也归国民党？我们对各种政治问题，可不可以单独发表宣言？依马林，这都是可以归国民党的。独秀及秋白同意于马林的，我和国焘反对得很坚决，因为当时的劳动运动，都是在我们的领导之下，认为这是取消C．P．存在的主张。马林、独秀等在解释此策略的理由时，确是很右，对于工人阶级势力和C．P．之存在是很悲观的。我们听了以后，益发加紧反对，秋白以为是先有左的倾向以至引起右的倾向，这与事实是相反的。第三次大会闭幕时，还有一个废督裁兵，开国民会议的问题，我主张用C．P．名义单独发宣言，马林开始还不甚赞成，可见当时的争论与争独立的批评和存在问题有密切关系。自然，两种倾向都有错误都是很幼稚的，特别是我的左稚病，当时我说的话最多，偏于认定资产阶级革命作用是怎样薄弱的，是怎样没有力量的，这当然是错误的了。可是另方面如独秀、马林等在理论上也实在犯了些原则上的错误。不过这也还说不上是固定的，有系统的，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秋白认为从那时就是有系统的继续下来了，这是我不同意的。我们举一例子，象“五卅”运动时期后，我们党的政策，的确是正确的，的确能够动员群众，的确能够推动革命的发展，的确能够建立了党的领导。所以我对于秋白的话，说机会主义是从第三次大会一直贯下来的不能同意。独立批评是我们联合战线的主要条件之一。关于这问题，后来中央又与鲍罗廷之间发生不同的意见。我们中央的机关报《向导》从第一期到“五卅”时期，对国民党都持一种独立的批评态度，不过有时太偏于狭隘的独立性了。在商团事件时对汪精卫、胡汉民等的犹疑态度批评得很厉害，当然这些批评有些是不对的，譬如反对孙中山北上是很错误的。可是自北伐以后，革命愈发展，机会主义也随着发展，批评态度也放弃了，独立也渐渐的放弃了，甚么都要顾及到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国际联络委员会的问题，那时是鲍的错误，中央是对的。那时孙中山、胡汉民等为了党国作用的问题，利用右派来反对我们，最后他却以国际联席会议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高机关，要求中国C．P．一切决议及第三国际一切训令文件都须先经过此委员会，在此委员会在国民党中央管理之下——这个性质就是国民党管理C．P．而我们丧失独立与自由。当时中央是完全反对这种意见，与鲍冲突的。老鲍初来中国时，是继续越飞马林的路线的。这一点秋白同志也是记错了的。再是关于保留产业工人的问题，我以为这个问题的错误，在当时还不是甚么机会主义，到现在来找线索也或许可以说是机会主义。国际为了这个问题，派了伍庭康来开五月的扩大会，在五月扩大会议上，修正三次大会的决议案，决定保留产业工人，在国民党中则注重政治宣传而组织工作次之。这都是修改三次大会决议的。对于团体的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一九二六年底国际还未解决此问题，当时Правда[1]报上是有文章反对的，但我们是赞成的。总括一句，这些以前的错误还未成系统。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在三月廿号事变前后起来的。

　　现在说到武汉错误的经过。就是说当时机会主义是什么？机会主义的政策是什么？机会主义在各方所发生的理论是什么？

　　第一要说明北伐政策和西北学说。北伐进展到了武汉的时候，就发生继续北伐，或到东南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形式上，是一个北伐或东征的问题，在实质上是一个对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的根本策略问题。对蒋问题，在广东区与中央是不同的。广东是主张倒蒋，中央是犹疑的。当时这问题的主要支配者是老鲍，老鲍主张反蒋，是老早就坚决的，而且他是土地革命的最先主张者，在当时他的确是左倾的领袖，从三月廿日以后的时候，只有他了解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中国党在那时是没有一个人懂得的。但最先觉得不能实行土地革命的，也是老鲍，当时中心问题在倒蒋，他到了武汉后，深觉得倚以倒蒋的力量——唐生智之不可靠，以为在两湖实行土地革命即要与唐决裂，于是才发生所谓西北学说。他看到资产阶级的叛变，他看到帝国主义的干涉加强，他所以主张北伐将冯玉祥接出来，到西北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因为西北是帝国主义势力薄弱的地方，土地革命俟打下北京再实行。西北学说并不是他的一个观点空洞的抽象的学说。乃是一种机会主义实际政策的大系统。北伐问题是在五次大会前一旬讨论与决定的。讨论时有四派意见。一是鲁易的南征意见，这是平山及国焘同志所同意的，后二人之主张是偏重在财政和军事方面的。二是鲍罗廷、独秀、述之的北伐意见，即打下北京再说土地革命。三是秋白的由南京而北伐的意见，就是经过南京再北伐。四是我的意见，我也主张北伐的，但要有四个条件：一，是要国民党在两湖及其他领域下实行土地革命；二，是改革国民革命军，取得兵士群众的领导，夺去将军们的军权；三，是改革财政将财政负担移于地主和资产阶级，及某几种必要的没收与管理；四，巩固后方的各省，肃清后方的反动派，尤其巩固两湖。后来曾宣布迁都南京，可是南京已失守了，所以仍是实行北伐。西北学说来说，第一，实际政策是回避土地革命北伐；第二，是对反帝国主义和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实际就是整个的让步政策，这也是在五次大会前决定的。我记得在五次大会前日，在老鲍家召集一个会议，以鲁易共同的名义提出一个决议，就是决定向帝国主义退让，内容是，取缔一切所谓过火的群众运动。老鲍向我们作了一个报告，说明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好，不象俄国革命的国际环境，恰好当着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不能联合起来压迫革命。中国的国际情形，则完全不同。他引了列宁向德国缔结条约的事证，说明向帝国主义让步之必要。当时向帝国主义相当的让步，我们可以说是对的，但错在他的解释和具体的方法。他的理论的解释是反对工农运动的过火，尤其是码头工人，运输工人。他说他们敲外国人的竹杠敲得太厉害，平素只是几角钱，现在就敲几十块，因此外商跑了，帝国主义就马上借口来干涉。他说我们要向这些商人让步，这不是向帝国主义让步，向商人让步是必要的。这里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把帝国主义与商人分开了，这就根本忘掉了帝国主义与外国商人的本质。他说敲竹杠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只是流氓的利益，要维持工人阶级的利益即革命的胜利，我们一定要取消流氓的利益。我们现在来想想，这是多么错误的！他又说到，店员太过火了，他曾举了例子，说酒席馆中杀一个鸡，店员要把肉分去，这也是流氓的利益，不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复次指示湖南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之过火，因为当时湖南的革命群众曾自动的起来没收洋油公司，赶走一切的外国商人和许多直接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当时汪精卫、谭延闿、陈公博尤其是顾孟馀都大骂起来，反对湖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他们深怕帝国主义就要借口用大炮来扫射。老鲍也跟着他们来反对，也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在此决议上决定停止一切直接反帝的群众行动，以后一切外交问题皆须听国民政府及其中央的命令，群众不得有所行动，这便是所谓国民党的党权和领导权。此决议通过之当日，即派夏曦回湖南去（不参加五次大会）取缔一切过火的运动，以后一切群众运动都要听国民党中央的命令和指挥，这是西北学说——即机会主义的大系统，这一大系统是在五次大会之前成就和开始实行了的。

　　现在很简略的报告五次大会的经过：

　　鲁易在五次大会中攻击西北学说，可是大会群众完全不知这是什么一回事，因为这些学说和实际的争执只有几个毛子和中央的负责人知道一点。五次大会闭幕后，鲁易在政治局提出的第一个政治决议案是有名的对小资产阶级、国民党诸问题的决议案，这一决议实际是完全西北学说对小资产阶级让步政策的。这一决议扩大到对于小地主和“革命军人家属”的让步，扩大到取缔城市工会的专政倾向（指逮捕反革命及工会武装等）。由此两让政策（对帝和对小资）遂成为中央政治局之天罗地网，完全支配以后三个月中的机会主义溃退生命！五次大会形式上接受国际决议——土地革命，现在第一个议案便不是讨论怎样实行土地革命，而是决定怎样向地主阶级“革命军人”和所谓小资产阶级让步。

　　五次大会闭幕不到二星期，五月十八夏斗寅在鄂叛变，许克祥在湘叛变。此时老鲍的办法是同谭平山等亲自赴湘查办过火。鲁易呢，没有提出办法。政治局中，我与立三、国焘，胡乱提出这办法，主张立即调动与集中我们武力于湘鄂路，迎头痛击夏斗寅，同时发动武汉民众势力，扩大纠察队武装，起来肃清反革命，并准备夺取两湖。此主张实行了一部分，把夏斗寅打退了。鲁易在此时为党作了一宣言，里面说：现在农民运动的过火是湖南农民自做出来的错误，不是中国C．P．做的；中国C．P．不仅保护工业利益，而且保护小资及中等阶级的利益，号召中等阶级不要听夏斗寅的煽惑。这是党内承认农民运动过火的第一个文件，把退让的范围扩大到了中等阶级！

　　其次说两湖问题与东征。两湖问题老鲍与鲁易是同样忽视的，因为他们二人“革命根据地”的对象都不在两湖，而在西北或广东，所以一个始终要北伐，一个始终要南伐。当时我在中央常委代理秘书长，曾经写了两个关于两湖的决议，主张组织与发展群众暴动扑灭两湖反革命，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两湖问题，农民自己动手没收土地，发展我们的武装势力，及广大的下层国民党组织，准备实行改组与推翻土豪劣绅包办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所以当时对于马日事变是激烈的主张积极的反攻，而反对湘省委及中央特派员李维汉同志合法的溃散主义的，因此遂与国际代表组织了湖南暴动之特委。可是后来毛子听了些非正式的报告，以为我们在湘的势力完全没有了，于是一文也不肯拿出来。恩来与鲁易大闹一顿，即取消此特委。于是反攻政策遂成为白纸黑字！

　　郑州打下之后，中央政治局又来讨论北伐与东征问题。此时冯玉祥高唱宁汉合作共同北伐，并且反共态度已明，老鲍与独秀都已深悟前北伐主张之失策。所以此次讨论分三派意见：独秀、立三、秋白主张东征，鲁易、平山仍主张南伐。我对于以上两主张都反对，以为放任两湖反革命不解决，而高唱南伐是不可能的；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伐来伐去，我们得不着什么，现在我们做一出路，在肃清两湖反革命，巩固两湖为我们自己根据地。这是讨论东征问题的经过。

　　复次说政治局的后一阶段，即鲁易提议进攻的经过。郑州下后，张发奎、唐生智自动回军武汉，独秀很欢乐，以为冯玉祥所唱之共同北伐计划已被打破。当时鲁易作一相反的报告，指明反革命四面进攻的危机，现在只有反攻才有出路，于是提出武汉总罢工，表示反对国民政府庇护反革命，要求枪毙许克祥，讨伐朱培德等。当时我为鲁易的演说所激，曾热烈赞成此反攻政策，并提议扩大其意义，即积极集中两湖势力，以下层群众力量实行推翻国民党中央，同时准备与之作一公开谈判，揭破其假面具，当时多数反对，鲁易强迫付表决，勉强通过，可是通过之后，自老鲍以至工运负责同志皆认为荒唐，以为总罢工即要惹起大屠杀，下层会议，原案全被推翻。自此之后，鲁易便只有把国际密电送给汪精卫去看了！

　　以上是五次大会后机会主义之一般经过。机会主义来源是与阶级关系，尤其指导机关内之成分有密切关系的。党内不仅有小资产成分，在工运初起时，有些民族资产阶级的极左的分子也曾跑到这一方面来。武汉机会主义之不能挽救与党的组织有很大关系；假若有相当的民主化，假若指导机关不完全与党员群众隔离，假若其中有工农分子参加政策之决定，我想当时机会主义决不致一任其如此发展即不可挽救！当时仅只C．Y．中央有点反抗的声音，而不能听到下层党部群众的反抗。后来有人以为C．Y．中央的反抗是偶然的，实际不然，因为他们每天所接触的不是汪精卫等而是最革命的青工童子团，所以他们革命的直觉未被麻木。

　　现在说到“八七”后盲动主义问题。“八七”暴动的路线是正确的，可是在执行和估量时局方面犯了很大错误。盲动主义自然有其客观的原因，而主观的原因即在于中央不断革命不断高潮之错误的估量与理论。不断论轻视敌人力量，只看见敌人之弱点而忽视其强点，夸张自己的强处而忽视自己的弱处，由此必然要产生盲动主义。“八七”后第一个政治任务决议上即是如此，以为凡是客观上可以暴动的地方都应立即暴动，而不顾主观条件之如何，湖北秋暴的小册子中，可充分表现命令暴动，定期暴动之写真，下级干部因主观力量和准备缺少，而延期暴动者皆受“机会主义”之责罚。广州暴动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当然不是盲动。可是其一般之政治上的准备也是不充分的，如上海各处都未准备几分钟的同情罢工。暴动的观念，自中央以至地方都是不清楚的，十一月扩大会议后，才稍明白，才定出条件。中央先发现盲动主义并先起来纠正错误也是事实。可是因为中央整个不断革命的理论和不断高潮的估量始终没有改变，所以对于盲动，虽然有部分的零碎的纠正，而一般盲动主义的倾向和助长此倾向理论与精神，始终不能挽转过来，即中央本身亦是如此。如秋白书面报告的精神和估量时局的结论——一直高涨，仍然要使党不能脱离盲动主义的路线。

　　最后要说党内倾向问题。我们现在可向大会公开宣布“八七”以来我们很快的制胜了机会主义，这不是说“八七”后机会主义已完全没有了，将来也没有此危险了，但是我们却是制胜了，机会主义要想再抬头，我们纵然还无充分保证，可是至少也不是容易的了。

　　现在摆在大会前的危险主要的是盲动主义。我不同意秋白意见，他以为现在盲动主义已减少了，不成问题了，“布哈林可放心”这句话值得大会严重的注意呀！大会固然不应放松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同时尤不应放松左的盲动主义。怎样能制胜这些不正确的倾向呢？第一，要肃清一切国民党的余毒和传染，即命令群众，党权万能等。第二，就要肃清不断革命的理论和不断高潮的分析方法。我们不应以为不断革命是一个名词，无关重要，这个理论对于中国革命和我们的党是很危险的，这种观念，这种分析方法，已普及全党，至少也是普及全党之干部；不铲除这种不正确的理论不能肃清盲动主义。我提议大会要铲除过去一切不好的遗传，尤其要打倒不断革命的理论。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走上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道路。

　　（载《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材料》　署名：二十九号）

　　注释

　　[1]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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