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陈独秀

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我把中央的报告分为两部分：政治部分和党的部分。报告涉及的时期是两年零三个月。因为很忙，准备得不够，不能做详细报告，因此，首先请大家原谅。我只谈谈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报告共分十一部分。

　　一、革命的形势及其发展和党的策略

　　中国革命在这两年当中有很大进展。它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25年1月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到1925年5月上海事件和郭松龄倒戈；第二个时期，是从郭松龄失败到国民军第一军退出南口；第三个时期，是从北伐开始到革命军占领上海；第四个时期，是从占领上海后到蒋介石叛变。

　　1925年5月上海事件，使革命得到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开始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从第四次党代表大会起到上海事件爆发，是革命的胚胎时期。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是在曹锟失败和冯玉祥政变反对直系的时候召开的。当时反动力量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如下：一方面，孙中山到达北京，形成了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另一方面，上海发生了二月罢工，这就掀起了小资产阶级（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斗争）和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要求而斗争）运动的高潮。因此，这是运动的转折时刻。

　　1925年5月的上海事件有它的特点。第一，这个运动公开反对帝国主义。在此以前，虽然也发生过反帝斗争，但是并不具有这样的公开性质。第二，无产阶级的作用和力量已被全国人民所公认。以前，工人的反帝斗争只是被看作工人自己的事情。我们知道，上海事件是经过长期准备的，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上海事件是由资本家和工人的斗争引起的。我们知道，上海是国际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所以，上海的每次罢工都不能不引起工人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上海的运动不可能只是一个地方的运动，必然要扩大到全中国。因为，首先，正如我们所说的，在上海五卅事件以前发生过总罢工和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而这一运动受到了北方军阀的镇压。人民群众懂得，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召集国民会议，于是更加有力地开展了反对军阀的斗争。因此，上海事件才能这样广泛地扩大到全国。五卅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很多阶级参加了这个运动，不仅有小资产阶级，不仅有资产阶级，而且还有落后的官吏和高级知识分子。但是这个运动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尤其是上海、香港和广州等地的工人。然而，为时不久，各个阶级逐渐脱离联合战线，只剩下了一个无产阶级。

　　此外，还应当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革命事件对军队的影响。最早是冯玉祥政变反对曹锟，尽管这也是革命事实，但从主观上看他并不是一个革命者。五卅运动以后，国民军的官兵有了革命认识。郭松龄反对张作霖的行动，也是由于受到了革命的影响。旧军阀之一唐生智转向广州政府，并参加了北伐。然而，很难断定他们会变成忠实的革命者或是投机派。但是革命浪潮已开始影响军队，这是事实。因此，军阀的反动统一阵线已经瓦解。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其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困难就在于：被压迫民族没有武装，而压迫者却拥有大量的武装力量。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中国人拥有相当多的武装力量，尽管大部分武器掌握在军阀手里，可是我们能够夺取过来。我们能够使军队具有革命意识，并把军队争取到革命方面来。我们能够直接夺取军阀的武器，并用它来反对军阀。

　　从上海五卅运动开始到郭松龄倒戈，乃是革命发展时期，即革命高涨时期。在这个时期，帝国主义者既然不能用武力镇压中国革命，就只好做出让步。他们召开了关税会议和治外法权会议。这个时期，各个阶级之间存在着分歧。中国的资产阶级已在威胁无产阶级，并提高了自己的阶级意识。上海的资产阶级已经同帝国主义者和北方军阀实行妥协，其目的是镇压无产阶级。在国民党内产生了我们称之为戴季陶主义的思想和运动。戴季陶主义起初只是企图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而此刻却打算把这种力量完全消灭干净。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已公然向无产阶级进攻。以前，在革命高涨时期，即上海总罢工时期，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冯玉祥的军队转向革命方面。郭松龄倒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个走狗张作霖。因此日本不能不进行公开干涉，以便压倒郭松龄。郭松龄失败后，革命浪潮低落下来。在革命浪潮低落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组成联合战线向革命进攻。国家主义派大力宣传反对赤色危险。国民党右派召集西山会议，将国民党分裂成两派，他们的活动至今仍在继续进行着。

　　第二个时期是从郭松龄失败到南口失陷，这是革命运动低落和反革命高涨时期。这个时期持续了七八个月之久。经过这次反赤运动，在帝国主义之间和军阀之间均发生了分裂和冲突，日英两国的冲突和奉直两系军阀的冲突就是例子。这些事实都发生在举行北伐之前。

　　第三个时期是从北伐开始到占领上海。这个时期的标志是革命运动的高涨。3月20日事件固然是反动时期的因素，但是由于资产阶级企图利用无产阶级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无产阶级也想与资产阶级合作，依靠他们的力量，所以这两个期望进行北伐的对立阶级实行了合作。在3月20日事件以后，尽管工人阶级的处境困难，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运动仍旧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一运动发展到占领上海时，无产阶级的力量已得到加强，因此资产阶级不能再继续与无产阶级合作，而转到了反革命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以前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明显，是潜伏着的，现在这些矛盾已十分明显。

　　第四个时期。这个时期的事件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些事件与过去的事件不同，因为资产阶级已退出革命阵线。尽管革命队伍的数量减少了，但革命群众的质量却提高了。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得到极大的巩固。

　　从革命运动的发展前景来看，在不久的将来，必然要发生明显的阶级分化。应当使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大大地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进行加强军队中的左派运动的工作，以便更加提高军队的革命情绪。我们必须完成这两项任务，因为这会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

　　党在上述各时期的策略

　　在第一个时期，在五卅事件准备时期，我们举行了经济罢工。那时我们是孤立的，必须利用小资产阶级，让他们与工人一道参加经济斗争，从而形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这是五卅事件前的策略。这一时期的策略的第二点是召集国民会议。孙中山北上时，党内对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广州的同志和一部分俄国同志认为孙中山北上是必要的，但是中央反对这一点。广州的同志认为随着孙中山的北上，革命运动可以扩展到广东范围以外。中央的意见是：孙中山留在广东可以巩固广东的革命成果，从而肃清反革命势力。这些观点的差别是，一部分人希望发展革命运动，另一部分人主张巩固革命运动。现在，回想起这些争论，我们觉得，当时中央的策略并不完全是正确的。

　　孙中山北上，扩大了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这个成果很重要，因为如果孙中山留在广州，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当时广州的军队都是反革命的，任何巩固革命力量的工作也不能进行。

　　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有两个有利的因素：（一）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已在全国展开；（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传工作已扩大到全国。当时党在策略上的错误，不是缺乏积极性，而是不了解孙中山北上的意义，没有看到他北上对全国革命发展的影响，只是看到孙中山与唐生智会见的危险性。

　　党在五卅运动时的策略，起初是吸收各阶级参加这一运动，可是当时党并不相信有进行全民革命的可能。事实上也是如此。资产阶级左派参加这一运动，是想保全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右派也是为了自己才极力利用这一斗争，但并不积极参加斗争。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一方面又受到无产阶级的威胁，必然脱离这一运动。小资产阶级则采取中间态度。结果，只有无产阶级孤军作战，而军阀则有可能镇压无产阶级。但这并不是党的策略错误造成的，而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资产阶级不仅不愿受我们领导，甚至不愿与我们联合。五卅运动中有许多独特现象。全国性的五卅运动影响了军事工作。当时党已注意到对军队的领导，并决定对军队的先进部分进行工作。决不能把军队看作是一个反革命的整体，应把整个军队分为两类，即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军队的革命部分应包括在革命队伍之内。我们的敌人说我们想用这种策略来掩盖我们和军阀的勾结，可是我们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这条道路是革命的道路，这种策略是正确的必要的策略。过去，由于实行这种策略，我们已获得很多有益的成果。这方面没有任何错误。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

　　中等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已经自觉地行动了。戴季陶在其小册子里就指出了这些事实。他的小册子不是偶然发表的，也不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他的小册子里写道，资产阶级已成为自觉的阶级。这本小册子必须读一读。

　　这种理论后来就形成了。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没有在革命战线里呆很久。因为帝国主义力量强大，资产阶级决定同帝国主义者妥协，所以，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很快就背叛了革命。我们当时已经非常坚决地反对了戴季陶的理论。早在1925年7月我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192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会上，我们确认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五卅事件证实了这一点。资产阶级感觉到无产阶级的危险性，加入了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队伍。戴季陶反对无产阶级的小册子，反映了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恐慌。在全会的决议里，我们指出，一方面，我们应当反对戴季陶的理论，另一方面，应当联合国民党左派以反对右派。同时，还应当进行独立的工作，一旦国民党离开我们，我们好有所准备。决议就是根据这个精神起草的。现在当我们考察这个决议时，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正确的成分，也有不正确的成分。发展和巩固国民党左派以反对右派，这点是正确的；而准备退出国民党，这种策略则是不正确的。毫无疑义，我们没有理由退出国民党，我们应该留在国民党内做工作。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不明确，只有蔡和森同志非常坚决地反对。由于这个决议，使得我们的策略很不明确。关于准备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决议里没有谈得十分清楚。问题的这种提法，只是使我们产生思想混乱。这里所说的是为准备而准备的问题。

　　关于资产阶级走上妥协道路的问题，从上海五卅事件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实中可以看出来。不仅大资产阶级，就连小资产阶级也离开了联合战线。

　　我们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已注意到农民问题。农民中的多数不是地主和一般农民，而是贫农和无地的农民。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和小农的联盟，就会发生小地主反对无产阶级的危险。小资产阶级甚至可能与小地主联合起来。我们懂得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懂得了进行农民运动的必要性。事实证明，没有农民，无产阶级就要失去活动能力。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以后，不仅在广州，而且在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各省，我们都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尤其是在湖北省，我们的同志注意了农民工作和农民运动。湖南省的农民运动大大地发展了，有将近1 000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了。这个策略没有错误，我们必须继续实行。现在党内农民占18%。中国人口大部分是农民，据我看来，将来党内农民的数量应与工人的数量相等。在不久的将来，农民在党内应占30%左右。我们不仅应继续实行我们对农民的政策，而且应继续把农民吸收到党内来。

　　在五卅运动中，还有一个香港罢工的问题。香港罢工（抵制），使香港受到破坏，至今尚未恢复。这次罢工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肃清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方面，积极支持了国民党。罢工持续了一年多。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功绩。关于这一罢工问题，党内有两种意见：一些人主张尽快结束罢工；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帝国主义者本身也不愿意结束罢工。从原则上说本来应当尽早结束罢工，克服这些困难。幸好，我们同志的工作和国民党左派政权的工作做得好，又有国际的经济援助。由于这三个条件才没有发生危险。如果没有这三个条件，罢工再拖延下去，必然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们就会失掉工人对我们的信任。现在李济深破坏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这个责任不在我们。

　　第二个时期，是从郭松龄失败开始到南口失陷，这是反动时期。

　　在郭松龄倒戈时，革命似乎仍处于高涨时期。但实际上这时帝国主义已开始进行干涉。当时北京的同志想组织“首都革命”。愿望倒是英勇的，然而是错误的。第一，当时对国内政治形势没有做出明确的估计。第二，他们忘记了脱离武装力量的殖民地革命的危险性。他们没有同国民军合作，想独立进行斗争。现在可以看到，这种行动是幼稚的，虽然这也是英勇的，但英勇得太过分了。这个危险的政策，是北方同志没有经过党中央的同意而擅自决定的。

　　现在我们对整个五卅时期的政策做一个评价

　　在广州，一方面，战胜了陈炯明，另一方面，平定了刘震寰和杨希闵的叛乱。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为了反击封建地主而同资产阶级共同完成的。这些地主不仅仇视无产阶级，而且也仇视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因此，当时曾策划暗杀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和谭平山等人。然而，暗杀这些人的活动未能得逞，只杀了一个廖仲恺。这次暗杀阴谋是封建反动分子在他们军事失败之后干出来的。他们在社会上还保留了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攻的某些力量。这一点从暗杀名单上可以看得出来。廖仲恺被害的过程，暴露了胡汉民、许崇智、熊克武与陈炯明的关系。许崇智以前曾和我们一起进攻过陈炯明，而现在却同他勾结起来了。当时我们并不反对广州政府惩办这三个人，但我们的中央认为，广州政府当时没有公开阐明这一政治罪行，因此社会上对它认识不清楚。右派分子说，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压迫国民党，并把胡汉民遣送到苏联。对此，国民党没有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如果进行了，那至少别人就不会认为这是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阴谋，而会认为这是党内的个人冲突。由于没有进行政治宣传工作，所以这件事便失掉了它的政治意义。

　　在反动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广州的3月20日事变。去年的3月20日事变是在戴季陶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发生的。蒋介石就是武装起来的戴季陶，他的所做所为并不使人感到意外。戴季陶主义形成以后，在其基础上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这个学会几乎就是资产阶级政党，是为镇压无产阶级而成立的。3月20日事变发生的原因虽然很多，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阶级矛盾。戴季陶主义的基本目的，就是镇压无产阶级，甚至镇压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在这个时期，党的策略并不是一致的。首先，我们党在广东工作的同志和鲍罗廷同志的意见是，我们当时应采取进攻的策略。他们说：“向国民党右派进攻，可以巩固我们同左派的联盟，我们不仅不应当容忍3月20日事变，而且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3月20日事变。”

　　然而，党的意见是，当时不仅有戴季陶主义思想，不仅有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他们后面还有整个资产阶级。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因此党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这就是说，我们允许资产阶级力量留在联合战线里。我的意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也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因此，我认为党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而在广东工作的中国工作人员和鲍罗廷却认为，如果我们不去镇压国民党右派，我们就不能巩固同左派的联盟，这个意见也是正确的。但在3月20日事变以前，无论是鲍罗廷还是中国同志都没有向中央谈过我们能够镇压蒋介石和援助左派。

　　鲍罗廷同志坚持认为，共产党员要退出黄埔军校，甚至今后也不要在军队里进行工作。可他事先也没有就此向中央提出过任何建议。

　　这就是说，他事先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只是在3月20日事变以后才提出来的。镇压蒋介石，就可巩固同左派的联盟，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都是不够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3月20日事变中的策略问题，而且是无产阶级与整个资产阶级联盟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应当如何退出同资产阶级的民族联合战线，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不要资产阶级的援助而独立地进行革命，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公开进攻资产阶级等等的问题。现时，党就面临着所有这些问题。

　　国民军第一军在南口遭到失败以后，广州军队的北伐开始了，革命浪潮又重新高涨起来。从占领湖南省后直到占领上海期间，农民运动在某些省得到了发展。在收回汉口的英租界后，中国革命不仅席卷全国，而且还威胁到资本主义世界。

　　关于北伐问题

　　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会议决定了关于北伐的问题，但直到5月，北伐军才开始北进。在召开北京会议时，吴佩孚已准备进攻广州。

　　共产国际的一位代表来到上海，给我们作了分析中国政治形势的报告。那时，我还不知道中央北京会议的决定，但我主张支持北伐，因为假如西北军在南口遭到失败，广州政府就不能存在。可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这是冒险行为，因为广州政府没有强大的军队和精良的装备。

　　当时我曾打电报给北京，电报中说：第一，必须解决北伐问题；第二，党中央应当留在北京。

　　共产国际代表去广州考察那里的形势，适逢3月20日事变。我拍电报给汪精卫和蒋介石说，必须开始北伐。他们同意我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了解了广州的形势以后，也认为必须支持北伐，如果军队不北进，内部将要发生冲突。可是为了服从莫斯科的决定，他不得不反对北伐。

　　共产国际代表也害怕蒋介石在北伐期间会更加厉害地剥削和镇压人民。如果蒋介石利用北伐镇压和剥削人民，那么首先遭受灾难的是广东和广西的人民。因此，党对北伐的策略如下：

　　（一）支持北伐；

　　（二）北伐应当具有防御性质；

　　（三）党的策略应当是反对一切企图利用北伐来剥削人民的人。

　　现在来分析一下我们的策略和我们在这个时期所犯的错误。

　　（一）尽管我们在原则上赞成北伐，但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坚决地支持过北伐。

　　（二）我们把北伐看成是防御性质的，就是说，只看成是保护广东。我们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不大。今后必须做到，如果原则上做出什么决定，就必须付诸实现，否则，决定与实践之间将永远有矛盾。

　　对报告作以下的补充：

　　第一点，我谈的反动时期，中心事件是3月20日事变，即从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到国民党5月15日决议案这段时间。

　　第二点，关于党的反帝策略。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我们主要注意了反对英国的斗争。在中国，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有英、美、法、日四国，其中最有势力的是英国和日本。但在这两国之间也有很大的矛盾。在中国，日本在经济上几乎被英国所压倒，但另一方面，日本的军队可以迅速地调到中国的领土上来。因此，我们的反日斗争就具有较温和的性质。

　　二、关于资产阶级的作用

　　资产阶级的作用和无产阶级的作用，在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资产阶级在斗争过程中随时随地都在叛变革命，我们在广州可以看出这一点，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辛亥革命中也都可以看出来。

　　辛亥革命以后，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江亢虎宣传过社会主义，尽管他本人并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可是这个运动在长江流域却把流氓无产阶级和贫农等广大群众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里来。当然，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运动。

　　孙中山也宣传过自己的社会主义，因此，很多人反对他。那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已叛变革命，该阶级的代表宋遁初等反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可以说，当时的宋遁初就是现在的戴季陶。

　　虽然那时资产阶级还没有明显地叛变国民革命，但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出来了。

　　中国的资产阶级最初参加了五卅运动，但后来又退出联合战线。

　　现在我们来弄清什么是买办，什么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可以说，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右翼和左翼。资产阶级左翼想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收回治外法权和海关，他们不满意军阀破坏交通。但如果帝国主义者稍作一些让步，这部分资产阶级就会向他们妥协。资产阶级不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甚至也不会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只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作出某些让步，资产阶级左派就会叛变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应该来领导。资产阶级左派想稍微参加一下革命，稍微表示一下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不满，但所有这一切都是表面的。他们甚至还想稍微参加一下工农运动。例如，蒋介石也试图组织工会。因此，我们对资产阶级的策略是很复杂的。

　　虽然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但我们要吸收他们参加民族运动，不仅要吸收小资产阶级，而且要吸收大资产阶级。在3月20日以后，我们已知道蒋介石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自己就说过，他可以走革命道路，或者走反革命道路。我们在3月20日以后已看出，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革命开始时，资产阶级参加了革命，但过了一些时候，它又转到了反革命方面。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动政变时，资产阶级很高兴。我们不能确切地肯定说，是否整个资产阶级都脱离了革命，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4月12日以后，大部分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

　　三、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

　　在俄国，城市小资产阶级没有参加纯无产阶级的革命，可是在中国，他们不仅参加了革命，甚至还会参与民主专政。但他们毕竟是动摇分子，不能独立行动。他们或者受资产阶级领导，或者受无产阶级领导。我们总是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因此，必须向他们做某些让步，让他们接受我们的领导。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在城市里可以看到，在乡村里就难以看清楚。暴动时，小资产阶级参加了罢工，对我们很有帮助。在城市里，只有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同盟者。如果大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拉到他们那方面去，无产阶级就会陷于孤立。更重要的是，如果小资产阶级转向大资产阶级，革命就会失败。

　　在去年七月全会上，我们确定了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但执行得不够好。因为：第一，我们的同志没有很好地研究这个策略；第二，我们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系不够密切。在这次全会上，不但确定了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还决定参加马路商界的运动。由于我们在国民党里的工作做的不够好，没有很好地把小资产阶级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此，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不多。今后，我们要通过国民党更好地向小资产阶级做工作。

　　四、土地问题

　　现在我们专门来谈谈土地问题，即通常所说的农民运动。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农民运动的主要问题是组织问题和减租运动。这就是从第四次代表大会到去年七月全会这个时期的农民运动问题。从去年下半年起，农民运动已由广东发展到湖南，由提出组织问题和减租运动进而到提出土地问题。目前，农民运动已经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刻。现在农民运动中的土地革命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毫无疑问，这一运动必然随着总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发展起来。

　　农民运动的策略问题

　　由于提出土地问题，农村的阶级矛盾加深了。这从根本上粉碎了地主的设想。提出土地问题的农民运动，早在去年就以减租减息这种和平方式出现了。去年的斗争旨在反对大地主，口号是“打倒劣绅”，用这个口号与地主作斗争。当时的斗争只是反对大地主的斗争。

　　湖南的斗争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当时已产生了平分土地的运动。这里的农民运动不只是反对大地主，还反对土地出租者，甚至反对富裕农民。这个运动是自发地发展起来的。过去，我们党限制了农民运动，而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不过对于小地主的土地是不能动手没收的。在国民革命中，我们需要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属于小资产阶级，因此，我们必须向他们作某些让步。

　　根据我们的纲领，我们应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可是目前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因而，尽管我觉得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但是，目前就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毕竟是太激进了。在相当时期内，或许是在很短期间内，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然而在最近一两个月内，我们必须和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农村的阶级斗争正在发展，但这个斗争还没有达到极端的程度，对小地主还不能进行剥夺。我们目前是进攻大地主和中等地主呢，还是扩大农民运动和发展军事行动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以为后一种做法要更可靠得多，因为旧军阀仍然存在，还有所谓新军阀，如蒋介石。只有扩大以后再来加深，才能巩固基础。

　　五、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的革命运动中和政治生活中是有相当影响的。在实际斗争中，也在显示它的影响。因此，对这个问题不能抱悲观态度。广州罢工委员会几乎就是第二个政府。湖南的工农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处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上海，无产阶级常常独自行动。在北方，如果工人不行动起来，其他阶级也不会行动起来。在五卅运动中，付出最大牺牲的是无产阶级，各阶级都在其领导之下。可以说，凡是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方，就没有运动。因此，说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取得领导权，是不对的。不过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

　　第一，无产阶级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第二，无产阶级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如果它没有这种力量，那就只好与资产阶级一起行动。

　　到目前为止，只有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还没有武装。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是从资产阶级叛变开始的，这就证明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99%的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无产阶级本身应当坚决争取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来进行革命。

　　说到这里，我要谈谈上海。上海事件，这是一个与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海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还必须加强把小资产阶级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工作。无产阶级积极地进行了斗争，我们的敌人承认这一点，我们也承认这一点。可是在这一斗争中谁更强大呢，是小资产阶级还是大资产阶级？从数量上看，可以说，二者大体相等，但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大资产阶级却十分坚决。为什么上海的无产阶级不是仅仅与小资产阶级一起行动，而是吸收某些大资产阶级分子呢，这个问题与国民党有直接关系。在我看来，上海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中心，但同时又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最大的中心。上海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否有力量单独行动呢，还是必须吸收某些资产阶级分子？

　　资产阶级右派和总商会没有参加五卅运动，可是总商会的左派分子和马路商界联合会参加了这个运动。鲍罗廷所持的意见是：上海不能做为革命基地，必须在其他地方建立基地并从那里打击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如果不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就得向他们妥协。在他看来，上海只能争得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和进行争取结社和集会自由的斗争。他认为在上海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不正确的，因为统治上海的不是孙传芳或李宝章，而是帝国主义。鲍罗廷的宿命论是机械宿命论。可是毕竟不能轻视这一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见似乎和鲍罗廷一致。以前，我并不认为这个意见是不对的，所以没有提出来讨论。上海事件，这不仅是过去的问题，而且也是现在和将来的问题。尽管我现在并不认为鲍罗廷的意见完全不对，但对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地讨论。上海的资产阶级已脱离革命，蒋介石、银行家们和大工业资产阶级都脱离了革命。这里有三点需要讨论：第一，自由资产阶级没有完全脱离革命；第二，上海的失败是否由于资产阶级的参加；第三，鲍罗廷的意见或他的西北理论。

　　六、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在报告里无法做详细统计。目前，军事力量不是来自革命群众，而是来自旧军阀的队伍。现时我们没有群众的军事力量。现在我们谈的是旧的军事力量。士兵的来源，首先是诚实的农民（国民军里农民很多），其次是城市的失业者。士兵来自不同的阶级，因此，他们的战斗力也各不相同。大部分军队的将领出身于地主，因此，对他们应进行很好的改造。如果我们想使军队革命化，那就应减少军队里流氓无产阶级的数量和地主分子的数量。假如说我们的军队发生动摇，那并不是由于军队里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好，而是由于阶级成分庞杂。军队不能为工农的利益作战。他们易于接受爱国主义等资产阶级的理论。目前军队的动摇是他们的社会成分的反映。因此，今后我们需要大大加强用无产阶级分子来补充军队的工作。

　　七、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论

　　这个理论是鲍罗廷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的东南部是帝国主义的堡垒。他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例论证了他的理论。

　　他说，太平天国运动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他们想占领上海。中国革命应向西北方向发展。因为：第一，那里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薄弱；第二，那里可以同苏联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我们现在应当讨论这个问题。昨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位代表说，我们既不要坚持西北理论，也不要坚持东南理论，哪里存在着国民党政权，我们就可以留在哪里，并在那里加强我们的工作。这是不正确的。结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任何方针了。结果我们就似乎成了国民党的尾巴。他认为，革命是国民党的革命，而不是我们的革命。现在的中国革命是我们的革命。至少我们应当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工作。因此，这个意见是不正确的。

　　八、国民党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我的报告里，应当提出几个要点。我们必须回答什么是国民党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弄不清什么是国民党，我们就不能解释我们所犯的许多错误。起初，我们加入国民党时，很多同志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如果加入国民党，就会背叛工人阶级；现在这些同志又说，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事实上，国民党是各阶级的党，党内既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又有地主和军阀。其中最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它的理论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的理论。许多国民党员都根据资产阶级的理论来解释孙中山的三项原则。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全部。实际上，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国民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如果国民党是纯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党，我们就不应该加入。照戴季陶的意见，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外与其合作。因为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党，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所以我们应当作为这个联盟的成员之一加入国民党。正是根据这个理论，我们才加入了国民党。现在我们应当提出什么是国民党，国民党是不是各个阶级的革命联盟的问题。我们肯定地回答说，国民党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尽管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如果这部分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我们就应该将其开除出党。既然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三个革命阶级的联盟，那么，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入国民党，这个联盟又怎么能够存在呢？以前我们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党，而现在则认为它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公有的党。如果以蒋介石为首的资产阶级待在国民党的队伍里，这个联盟就不能是很巩固的。这个联盟将来会不会巩固，这要取决于以下几点：（一）国民党是否愿意让资产阶级待在自己的队伍里；（二）国民党能否取得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能够成为国民党的同盟者，而资产阶级则不可能；（三）如果国民党内没有农民参加，而是由小资产阶级组成，它也不可能巩固。因为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招牌下，剩下的只是一小群小商人，而大部分工农实际上都掌握在我们手里——这样的联盟是不可能巩固的。

　　九、改组军队问题

　　改组军队，这并不是改编军队，不是把大多数左派和共产党员派到军队里去，让他们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而是改变军队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如果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军队就会实现革命化，军官也不会从地主阶级中选择。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而是高喊“世界革命万岁”和“列宁主义万岁”等口号，只限于做政治工作，我们就不会取得任何成果。我们想要使军队革命化，但又不去改变它的社会成分，那就是自己欺骗自己。

　　十、建立革命民主政权

　　很多同志会惊奇地说，现在我们有了革命军队和国民政府，还要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可惊奇的。我们现在距离革命民主政权还很遥远。不仅是我们这样说，如果问一问国民党左派，他们也承认这一点。当然，我们不能说，国民政府就是军阀政府。在国民政府的领域内必须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如果帝国主义者的干涉和军阀的包围有所减轻，我们就应该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争取建立这样的政权。在军阀统治的领域内，我们要先进行革命，而后才能谈得上革命民主政权问题。现在我们只是开始走向建立这一政权的道路。假如国民政府的情况更好一些，我们是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的。

　　这就是我们的策略。这个策略能否在实际上贯彻实行，只有对国民政府的情况作出适当的估计，才能判定。国民政府最初受到总司令人员的变动的巨大影响。去年，政权由胡汉民之手转到蒋介石手里。刚刚不久以前，才改为实行集体管理。去年，蒋介石独揽了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和革命军的大权，甚至还想统治共产党。政府整整一年就处于这样的情况之下，只有汪精卫回国以后，政府才开始成为无产阶级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这个左派政府里有共产党员，如劳工部长和农政部长。但是我们不应当认为，这个政府就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如果这样认为，那是错误的。这个政府只是走向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途径。为什么不能把现在的政府叫做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呢，因为在政权中没有工农群众，只有几个工人领袖而已。我们必须利用这种机构，以便今后建立起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府，并进而走上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道路。民主专政将是最有威望的政权。这种政权，只有在我们的力量大到足以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才能产生，只有在工农群众中也能实行内部民主的时候才会产生。这并不像几个领袖参加政府那么容易。

　　十一、财政经济政策

　　目前，尽管政府是新的，但财政经济政策仍是旧的，尤其是经济政策执行的还是军阀的那一套制度。现在革命时期，我们必须采用新的财政计划和经济政策来代替封建军阀的制度。现在的经济制度仍旧是以前的，要改变这种制度，不仅要看国民政府有无决心，而且这也是我们党的任务。在我们党领导革命的整个时期，我们没有自己的财政计划和经济政策，国民党也是如此。这就是说，我们没有准备夺取政权。如果我们今后还这样下去，政权就会落到反革命手里，像辛亥革命后那样。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帮助了国民党，进行了群众运动工作，并在群众中进行了宣传工作，而没有把政权夺到我们手里来。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应该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要准备夺取政权。第四次代表大会已决定无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但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军事、财政和经济情况，不知道如何领导。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不再是在野党，而是真正要领导革命了。现在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只对国民党的工作进行批评。国民政府正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扩大它的政权。这个政权既是我们的，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它工作得不好，这就不仅是国民党的过错，而且也是我们的过错。

　　帝国主义的干涉，现在比以前有所减轻，可是奉系军阀、蒋介石和四川都在向我们进攻。今后，可能还会遭到各国帝国主义者的进攻。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经济政策问题，我们就会失掉一切革命中心。我们当前的任务，不仅是发展和扩大群众运动，而且特别是要巩固革命中心。否则，奉系军阀统一北方，蒋介石统一南方，革命运动将会停滞5年至10年。因此在目前，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是巩固革命中心的问题。

　　关于党内情况的报告

　　从第四次代表大会起到现在，我们党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得到了发展，党的工作有了进展，党员人数也有所增加。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前，党员只有994人，现在已增加到57 967人。党员的成分，根据3月份的统计，百分比如下：工人占53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占31%；中小商人占05%；其他成分占42%。妇女在党内占10%。各地党组织的党员人数如下：湖南13 000人，湖北13 000人，江苏（包括上海）13 000人，广东9 027人，北方地区3 109人，江西3 000人，陕甘388人，山东1 925人，福建168人，满洲（包括沈阳）380人，北满137人，安徽233人，四川200人，以上共计57 967人。在各地，受中央直接领导的区委共有八个：（一）湖南区委，其中包括衡阳；（二）湖北区委，其中包括襄阳；（三）江浙区委，其中包括安徽省铁路沿线部分；（四）广东区委，其中包括广西、云南、福建和南洋；（五）北方区委，这个区委包括以下几省：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和绥远；（六）江西区委；（七）河南区委；（八）陕甘区委。有六个地委：（一）山东；（二）福建；（三）南满；（四）北满；（五）安徽；（六）四川。有四位通讯员，他们分别驻在莫斯科、海参崴、巴黎和日本。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计有280万工会会员。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唐山和上海的少数铁路工人和矿工受我们领导。农民协会会员有972万人。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广东的20万有组织的农民受我们的领导。学生联合会将近420个。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共青团领导的学生联合会有60个。现有共青团员35 000人，而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2 365人。

　　现在谈谈各个地区的政治形势。（一）国民党左派统辖的地区有：湖南、湖北、江西、陕西和甘肃等省。在这些地区，工农运动可以自由发展。（二）国民党右派统辖的地区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和四川等省。这些省份的群众运动已被扑灭，法西斯主义占统治地位。（三）奉系统辖的地区有北方、河南和山东等地区，以及南满和北满。这些地方的群众运动受到了镇压。我们的工作仍然在开展着，九个中央委员是不够的。中央工作更感到困难的是，甚至九个中央委员也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两三个委员，有时只有一个委员。这样一来，中央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独裁。中央的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传工作，做得最差的是组织工作。出席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同志批评了组织部的工作。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由我来主管组织部的工作。后来，组织部实际上已不存在了，因为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在组织部里工作过。不久以前，中央指派周恩来做组织部的工作，可是上海事件爆发了，周同志又转做军事工作，因而组织工作又停顿下来了。职工委员会委员当中，李立三同志只是被算作职工委员会委员，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工作。农民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和其他委员划分了各自的所在地，起初没有做任何工作，而现在都聚集在武汉，开始了工作。他们已讨论了土地纲领。宣传工作虽然做得比较好，但事实上他们主要是做了出版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按期出版，并且翻译了十多种书籍。军事委员会只是做了技术工作。妇女委员会只是增加了通告的数量，但这已经相当不错了；职工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连通告也没有发过。总之，党中央不很健全。我们党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而是各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地方组织比中央好些。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我们就只有各省的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则，我们就会面临危险。在组织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为强有力的中央。如果情况仍像现在这样，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不能成为更强有力的机关，那下层组织的情况就会很糟糕。

　　如果只是由地委和区委领导一切工作，我们党的情况就会像朝鲜的党一样。现在，支部所起的作用不大。在工厂和学校里，支部并不是工作的中心，而只是召集会议和组织报告。因此，支部只是传达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命令的组织，而不是工作机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决定：应当加强中央，并把支部变为真正进行工作的组织。在党的工作中，我们必须提出这两个问题。宣传部这两年来的工作，不能称作宣传工作，实际上它是做了出版工作。而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不管怎样是按期出版的，其份数也在逐渐增加。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只有7 000份，而从北伐开始，已增加到5万份。

　　《新青年》杂志出版了五期。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在这两年当中，我们翻译了以下16种书籍：（一）《共产主义ABC》；（二）《民族问题和共产主义》；（三）布哈林：《农民问题》；（四）波格丹诺夫：《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五）布哈林：《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六）斯大林：《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七）《共产国际纲领》；（八）布哈林：《唯物史观》；（九）《苏共的团结》（两册，已出版，尚未翻译）；（十）《中国共产党五年来的政治主张》；（十一）布哈林：《资本主义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十二）《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十三）《不平等条约》；（十四）《中国关税问题》；（十五）《戴季陶主义和国民革命》；（十六）《论北伐》。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宣传部所作的工作主要是出版工作，而不是宣传鼓动工作。宣传部没有工作计划，不给地方发通告，也不向中央报告工作。宣传材料出版得很少，而鼓动材料却很多。例如，在江苏、湖南、广东和浙江等省，我们出版了许多鼓动小册子，其数量由9万册增加到了40万册，可是这些出版物散发得很不好。例如，我们有10万份号召书，人们读到的却不到5万份。从数量上看，鼓动材料很多，但利用得很不好。上海有时出现这样的情况：书放在那里没有人读。材料和出版物的散发情况很不好，因此，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做得不好。党内教育跟不上党的发展。今后，宣传部应做到以下几点：（一）要使中央宣传部更加坚强有力；（二）要使地方宣传委员会与中央宣传部建立密切的联系；（三）扩大翻译工作；（四）改进书籍的散发工作；（五）关于党校问题。我们党目前需要成立党校。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中央想成立一个党校，二、各个地区也想成立党校。如果中央成立党校，讲师会更好一些，而如果各地成立党校，会更方便一些。据我看，前一种意见较好。中央有个计划，打算成立一个设立两个部并拥有500人的党校。总之，这项工作现在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在武汉坚守住，我们就在这里成立党校。我们必须出版一种党的日报，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就开始出版这种报纸。

　　现在谈谈中国的职工运动。虽然中央职工委员会并不强大，但某些地方对这项工作却很注意。成绩最好的是香港大罢工，其次，我们在上海、湖北和湖南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在湖南。缺点是中央职工委员会没有统一的领导，因此，全国的职工运动就没有统一计划和统一要求。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无论是在中央职工委员会里或在工会党团里，我们都应该有统一的领导。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我们有29万有组织的工人。到第二次大会时，有54万人。到去年五一节第三次大会时，有120万有组织的工人。现在各地有组织的工人人数如下：江浙有130万人，湖北有40万人，湖南有393 791人，广州有52万人，北方地区有1万人，山东有5 000人，江西有13万人，海员有8万人。以上共计2 838 791人。

　　今年，有组织的工人的数量比去年增加了一倍，职工运动也在逐渐开展和壮大起来。这是各地党组织加强工作的结果。现在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和工会工作计划。这是我们代表大会的首要任务。我们的同志早在党成立以前就做过职工运动的工作。我们的职工运动的历史已有5年了。

　　农民运动

　　我们的同志从前就向农民进行过工作，如彭湃同志早就在广东农民群众中工作过。我们党向农民进行工作已有两年。根据现有的统计，有组织的农民的数量如下：湖南有5 204 112人，湖北有1 714 000人，江浙有23万人，广东有120万人，北方地区有2万人，江西有30万人，河南有100万人，陕甘有116 000人，安徽有8 300人，四川有37 000人。以上共计9 829 412人。

　　有组织的农民的总数比工人多。今后，我们应开展农民运动，增加农民协会的会员人数。

　　青年运动

　　在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共青团员比党员多，而现在党员却比共青团员多了。青年一代组织起来的比老一辈少。这是因为：第一，共青团中央不是很强大的；第二，我们抽调了很多共青团的工作人员做党的工作，从而使共青团的干部减少了。现在共青团里并不都是青年人。就是一部分少年先锋队队员也已超龄了。因此，共青团应该在青年中开展工作。共青团必须青年化，少年先锋队也应如此。假如共青团员都是青年人，党就不可能从他们当中抽调工作人员。但是，党过去确实是很少注意共青团。这是党的过错。党和共青团都怕对方从自己这里抽调工作人员。

　　1927年4月29日（李玲译）

　　未署名

　　转自《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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