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沈滨祈、朱近赤|陈独秀

答沈滨祈、朱近赤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沈滨祈
　　朱近赤先生：

　　你两位来信所提出的问题虽然不同，而根本是一个问题，即是中国国民革命之归趋，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国民革命之性质及其前途。所以我们对于你两位的来信一并奉答。

　　中国国民革命之性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将近崩溃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资本帝国主义之各被压迫阶级的民族、民权、民生革命，而不是世界资本主义初兴时代之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革命的世界环境不同，革命的国内社会势力又不同，所以革命时革命后之政治的构造和经济的建设，便自然和前两世纪纯资产阶级的革命不同。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下之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些地方的资产阶级百分之九十九不能脱离买办性质，决不能始终忠于国民革命，决没有由他们之手实现自由独立的民族国家之可能，若由他们代替军阀统治国家，仍旧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之统治。只有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才能够真正脱离帝国主义之统治，才能够力图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才能够不一定经过再度革命方式而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因此，中国国民革命之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是由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之手实现国民革命而行向社会主义；（二）是由资产阶级之手联络一切反动势力，在国民革命的假招牌之下，回复到帝国主义的统治。美国式日本式的第三条路，可惜李鸿章没有走，这时代已经过去了。

　　以上的说话，已经在根本上答复了你两位所提出的问题。以下再就来信所举的具体事件，略略申说几句。

　　国民革命成功后，中国的经济制度，自然是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行。我们所谓采用何种经济制度，并不是说只采用那一种而禁绝其余一切，乃是说采用某一种为全社会中主要的生产制度。我们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不过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其在经济上的性质如何，乃依政治上的构造如何而定，即是依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之国家的构造如何而定。譬如在封建军阀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则不仅只是官〈僚〉营业，而且更便于官僚卖国，外资独占，而更易消灭本国的工业；在资产阶级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则不过是私人资本更集中高度发展之一种形式；只有在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革命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才能够由此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以上是答复沈先生的话。

　　朱先生的说话，有许多我们不能懂得。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当然不能解决全民的痛苦，因为全民中之军阀、官僚、买办、劣绅、土豪的痛苦，各被压迫剥削阶级似乎没有为他们来解决之必要。先生主张要解决“全民”的痛苦吗？赶快去求上帝，或者是学佛罢！你断定国民党革命成功后必压迫农工群众，我们以为不一定如此，必须国民党完全变成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绅、工贼的集团才会如此。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是方法不是目的，共产党之目的是废除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在世界资本主义将崩溃的现代，在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犹未垄断全产业界资产阶级势力犹未强固的中国，如果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能够建立一个民主独裁的革命国家，如果能够由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那便自然没有一定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了。如果照先生的主张：“直截了当的解散共产党停止共产主义的宣传”，这正是国民党极右派的主张，他们正是恐怕国民革命之前途，由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的势力造成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环境；他们因此宁愿意让资产阶级结合买办、官僚、土豪、劣绅、流氓等，以造成帝国主义能够仍旧统治中国的政治环境；他们以为只有这样，才离开了共产党，才没有一点共产主义的色彩，才没有赤化的嫌疑，才是“真正”国民革命。凡是主张“直截了当的解散共产党停止共产主义的宣传而来真正做国民革命”的人，必然和他们（国民党极右派）走一条路，他将来必然背叛国民革命，因为他已经做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所急须要做的事——解散共产党，停止共产主义的宣传！

　　独秀

　　《向导》周报第一九三期

　　 1927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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