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向恺然的一生(6)

　　俱乐部的活动，确实是轰轰烈烈的，有秩序、有礼貌、有拼搏精神、有趣味、有吸引力。父亲是俱乐部创办人之一，却从没有因是开创人而徇私。如晚上看京剧，照章购票对号入座。打考尔夫球、射箭等活动，从不占营业时间，打几杆，射几箭，试试设备情况后即走。会计室人员说：“向秘书除领取薪水外，从没动用过公款。在外地参观学习时，也没多报一分钱的出差费。连交际费是伸缩性很大的项目，他也是实报实销，由多人出面出据。”

　　长沙技术大队和训练所、国术俱乐部的基本建设，投资大，建筑形式多样化，有宫殿式的，有新型立体式的，有大型剧院、健身房、宿舍，教室，内操场等等。负责俱乐部建筑工程的营造厂为感谢我父亲，在连升街九如里建了一幢公馆，家具齐全，有安装自来水设备的卫生间，请父亲搬去住，父亲不接受。我想去住个热天，被训斥了一顿。那时，我家住文星桥，家具是东拼西凑的旧木器。营造厂想做套木器送来，也被谢绝了。父亲可以说是廉洁奉公的。

　　长沙有对兄弟，名叫蔡老三、蔡老四，爱唱京戏，是票友。会拉胡琴、打鼓。长袍子里面裤带上系把京胡（用布包装着），常来俱乐部玩，打弹子和考尔夫球。也是长沙的所谓“教脑壳”。有次打考尔夫球，他俩调戏青年女记分员，被工作人员讲了几句。大概是认为丢了“大少爷”的脸，过两天纠集了市内一些好闹事的人，气势汹汹地占了考尔夫球场的全部餐桌。在场内故意闹事，再次调戏女记分员，想惹工作人员出来干涉就大打出手，报前两天的仇。

　　这事也被工作人员发觉，和我们训练所来的干事商量对策。父亲曾经讲过，决不要国术俱乐部的人员用国术来解决任何问题。哪知蔡氏兄弟越闹越不成话。我们出来干涉，他们就用考尔夫球杆打。我们忍无可忍，抓到一个，便往球场水池里丢，连丢下去三个。他们见势不妙，跑的跑溜的溜了。后来，他们找“圈子”内的人出面交涉。父亲出面向圈子头目讲了实情，才平息了事。蔡氏兄弟也就老实多了。他们有四十多人，我们只有八个人，居然打了胜仗，都沾沾自喜。不料，父亲叫我们去，挨了一顿训斥：“武力能解决问题，总没有用武器（枪、炮）来得痛快吧？！真有本领的，到前线打日本鬼子去！”

　　日寇侵华战争开始，全国总动员。著名剧作家田汉、熊佛西组织抗日宣传队来长沙演出。徐悲鸿画家来长开画展。父亲忙着派人为他们演出安排剧院和其他一切事宜。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都奔赴杀敌之路。我也不例外，考入空军军官学校，编入十二期当飞行生。接到通知后，到南昌黎家山空军入伍生营报到入伍。临行前，向父亲要路费。父亲说：“现在真到杀敌的时候了，你去空军，不久我也会到前线去抗击日本鬼子。现在是立体战争，你在天上，我在地面，父子俩打一场抗日的现代化战争，胜利后我们再见面庆祝。”

　　到了南昌黎家山入伍营，团营连排长都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先期同学，全部装备是德日式的，军事操课都是德国搬来的教育方法，一律法西斯教育制度。同学们都是学校出来的学生，对此极端不满，在高压下又没有办法。在一次躲警报的时候，一个湖南同学脱去发的烂军服，开小差跑了。我向家里写信谈了此事，父亲要哥哥回信说：“如果为霖开小差回来，我就枪毙他。非常时期，临阵脱逃枪毙。”当时，我并没有开小差的意图，但仅此一事，即可见父亲对抗日的决心是坚定的，痛恨日寇到了极点。我不会开小差，而且要学会飞行，在空中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国土。

　　因日机轰炸长沙，全家搬回老家东乡苦竹坳樊家神。父亲在福临铺抗日自卫团当副团长，带去训练所毕业的同学罗均文、李文丁、张冲伯、刘杞荣在自卫团担任武术教员兼分队长。团长是县长兼任。后来随桂系廖磊去安徽省，任二十一集团军办公厅主任。去安徽时，父亲邀请了拳击教官白振东，带了训练所的同学刘恒信、黄楚生、粟永礼、刘杞荣等去教武术。

　　除在军内任职外，父亲还在安徽大学任教授。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我在昆明航空学校受训。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去美国受空军训练。这一时期，我与父亲没有联系，情况也了解不多。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回国后，我去空军第四大队，并参加了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在重庆白市驿空军基地，接到父亲由安徽立煌寄来的信。原来，我的空军学校同学在安徽作战，飞机出了故障在立煌迫降，被二十一集团军救护。我父亲向我这位同学问了我的情况，才晓得我的通讯信箱号码。这也是抗战五年中，父子第一次在各自的阵地上取得联系。

　　我因战斗任务多，接着并参加常德、长沙、西安、衡阳等地的会战，又去印度接受新飞机，连回信的时间也没有。真是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了。直到一九四七年，才在报上看到父亲在安徽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消息，并且知道释放后暂居一个庙里。我立即动身去安徽合肥，找到那个庙。据方丈说，早一天走了。只得写信去向父亲问安，并告诉我在南京的住址。

　　战争是残酷的。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我参加了七个战役，几十次空战。同事们战死的，约占三分之二，我算是幸存者。大约是淮海战役后，父亲由安徽来到南京。经过八年抗战，这次是父子团圆了。我陪父亲去玄武湖划船。父子一舟，荡漾湖心，又谈及疏散何方的问题。父辛想留南京不走，又想再去上海重操旧业。我认为该二地均有争夺之战，不宜再受战争的冲击。

　　程潜竞选副总统不中，已回湘掌事，父亲是老部下，当回湘共商应变。父亲迟迟不肯决定，但又认为有些道理，就回安徽将家小接来南京。那时南京疏散，交通工具奇缺，没有门道的休想坐船和坐车。我家共有老小十二人，行李又多，怎么办？我就去空军总司令部空运署请求飞机票。他们听说我有十二个人和大批行李，回答说：“向西飞行的航机是专运物资的，仅有少数几人的座位和极少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你家这么多人和行李，除非派专机。”我就向署长说明情况，请派专机，结果破例为我全家派了专机，一直送我们到长沙。

　　解放初期，长沙市体育场成立了武术研究小组。父亲任组长，柳惕怡、蔡炳煌任副组长，组员有易再勤、陶良鹤、杨正凡、谢海青、彭玉林（体育场专业武术教练）、沈玉和、彭冬卜，刘杞荣、林建武等人。除互相研究锻炼武术外，还对外开放，办了拳术刀术太极拳学习班，组织过一次抗美援朝的义演。各人表演一趟，父亲表演了八拳，柳惕怡表演了拳术。大家热情很高，常到先锋厅丁香茶馆喝茶。这个茶馆是杜心五的女婿陶丁开的。

　　一九五三年，第一届全国民族体育运动会在天津举行。当时湖南没有报名。父亲知道后，去省体委问为何不派人去？省体委答复是没有适当的人可代表。父亲说：“你没有，我有。”就介绍刘杞荣。结果，刘杞荣代表湖南在天津摔交项目中，取得好的成绩。从此，刘杞荣就在省体委担任武术教练。

　　父亲在解放以后，很想得到机会为国家做些事情。可是，都未能如愿。例如，教业余夜校，收入极微，还是兢兢业业。因为讲错了一句话，说了一句“你们工人阶级”。于是有人说：“那他是什么阶级？”就这样，不准他讲课了。他写《革命野史》也被禁止印行。就是当文史馆员，也拖了两年。一家住在南门，生活很苦。

　　一九五六年，全国第一届民族体育观摩表演大会在北京举行。贺龙元帅请父亲去担任裁判委员。回来后，仍然没有事可干。当时我教交谊舞，搞点收入过活，每天接父亲来吃餐晚饭。每月送十五元钱补他老人家的不足。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因一时受不了无名的压制，患心脏病。我去探望时父亲对我说：“我一身无党派利禄之争，也无愧于国于人民，庸庸碌碌，孑然一生，对于佛家的六根清净殊未做到，而五蕴皆空，其或庶几近之欤。”

　　探望后第二天，我在市花鼓戏团演出之际，忽得电话，父亲在人民医院脑溢血逝世了。终年六十七岁，痛哉，痛哉，爸爸。将父亲火化后，在南门家里举行了追悼会，亲戚朋友都来悼念。全家万分悲痛。

　　父亲已离开我们二十八年了，如果活着的话，只有九十六年，这是可以活得到的。他在有生之日，没有想到自己的著作会有重新出版的一日。搭帮党的政策好，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出版界也一片繁荣景象。经文化部批准，岳麓书社继再版《近代侠义英雄传》之后，又再版《江湖奇侠传》。这是对我父亲的一种最珍贵的纪念，也是我们全家的一种光荣。我们从内心感谢。可惜父亲死早了，如果父亲在天有灵，定会含笑九泉。作为平江不肖生的亲属，应该感谢政策的英明，感谢岳麓书社同志所付出的辛勤劳动。父亲，您安息吧！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