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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辱关怀见性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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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蔡锦荣 曾经在香港《大公报》长期担任翻译主任的蔡锦荣,不幸于今年八月十六日在悉尼因肺炎逝世,享年八十有九。生老病死人所必经,何况已是高寿。但当我在香港报上看到有关他的报道时,仍是不免有所感触。 蔡锦荣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一九四九年我考入香港《大公报》当翻译,正是归他领导。不过大约只有三个月光景,我就转到副刊科了。时间虽短,印象却深。他的英文“功底”深厚,译员每有疑难,他都可以随问随答,像一部活字典。他做人方面,则更具特色。他是个直性子,乐于助人,亦不怕得罪人。即使被“左派”目为顽固、落后,亦坦然置之! 一九六七年,他离开报馆,听说是告假回澳探亲,但一去不回。有人就说:“如果我是他,我早就跑了。父亲在澳洲有个大农场,为何还要在这里天天叫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时正是“文革”期间,香港也正在展开抗暴运动的时候。 过了整整二十年,到了一九八七年,我因老来从子,移居悉尼,方始与老蔡重逢。每个月最少见面一次,这段相聚的时间也有十六年,逐渐对他的“别来情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他在澳洲的生活并非香港友人想的那样写意,恰恰相反,有超乎常人想象的困难。特别是第一个十年。农场不是他个人的,是家族的。他在农场辟地种菜,盈亏自负,亲力亲为。蔡夫人道:“我们每天早上三点起床,割菜、装车。老蔡做监工,我做煮饭婆。卖菜必须赶早,否则生意就给别人抢了。”说罢眼有泪光。老蔡却笑道:“我很幸运,最困难的时候遭遇车祸,断了两根肋骨,换来三万澳元赔偿,这才开得成一间小小的杂货店。”他的笑声更加令我心酸。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去?”“‘文革’后我曾经回过香港两次,真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只敢在报馆附近徘徊,生怕给熟人碰上。”“因何?”“因为我是逃兵!”“没人当你是逃兵,‘文革’期间的过‘左’做法早已被批判了。”“即使你说我犹有余悸也好,我一想起当年那些人对我冷冷的目光,我就不禁打颤!”我不想说下去了,看来我是无法解开他的心结了。 老蔡淡然续道:“现在我有了自置的村屋,又有养老金可拿,是大可不愁衣食了。唯一的遗憾,只是不能达成吾父赐我嘉名的期望。” 是啊,锦荣、锦荣,重点在个“荣”字。只是两代人概念不同而已。父辈要的是“衣锦还乡”那种“荣”,子辈把人格尊严当作锦衣,倘要付出尊严,即使轻微到只是“嗟来之食”的辱,那也是“不能承受的轻”。 跟着这条思路想下去:以蔡锦荣的条件,何必如此艰苦自困?这是否也是“老大公人”的一种情操,像张(季鸾)胡(政之)两先贤那样,有所为有所不为呢?有所得必有所失,如果过于贪“荣”,回报就很可能是“不能承受的重”了! 是耶非耶,可惜不能起老蔡于地下而问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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