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胡政之·赞善里·金庸

胡政之·赞善里·金庸

　　——《大公报》在港复刊轶事

　　一九四八年春初，胡政之从上海到香港。此时国共相争的局势正起着重大变化，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优势已经转移到中共手上。胡政之必须为《大公报》作出如何应变的决定了，他是为了恢复香港版《大公报》而来的。

　　张、胡并称一诗一联

　　《大公报》一向张、胡并称，张即被于右任盛赞为“豪情托昆曲，大笔卫神州”的张季鸾。胡除了写得一手好文章外，还善于理财。有人赠他一对楹联：“文章自古夸西蜀，事业于今胜北岩。”胡政之是四川华阳（今成都）人，成都文风素盛，如古代著名的才子司马相如和现代著名作家巴金就是成都人。上联“文章自古夸西蜀”切胡政之籍贯。按照中国赠联给名人的传统习惯，上联如果切籍贯，下联就该切姓氏。因此有人认为下联“事业于今胜北岩”的那个“北岩”应该是指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一八二三——一八八五），原名光墉，安徽绩溪人。发迹于浙江，但在其巅峰时期，主要财源却是来自西北。胡政之（一八八九——一九四九），与胡雪岩虽不是同代人，但也相去不远。胡政之九岁那年，因为胡登崧在安徽做官，随父入皖。至十八岁方始回四川原籍。因此这两个人不但姓氏相同，和安徽这个地方，也都有点关系。但问题在于，他们纵然有某些地方可以相比，毕竟不同“界别”。即使是一代巨贾的胡雪岩，也不能与一代报人的胡政之相提并论。

　　有人认为，以胡雪岩比胡政之虽不算恰切，但却颇能道出胡政之那副“左手算盘右手笔”的本事。不过，胡政之的算盘是为《大公报》打的，涓滴归公；胡雪岩则只是为了自己。高阳写《红顶商人》，说胡雪岩发达之后，居室之美埒于王侯，姬妾众多，住满十三楼院。这些都是有史实可考的。胡政之身后萧条，并无积蓄留给儿孙，张季鸾也是一样。张、胡二人都是以劳力入股的，再加上一个以资金入股的吴鼎昌，就是人称“新记《大公报》”的三巨头了。

　　三巨头合作之始，就有言在先，谁做官谁就得退出《大公报》。一九三五年冬，吴鼎昌接受蒋介石邀请到南京当实业部部长，便即刊登启事，声明辞去《大公报》社长职务。一九四一年四月，《大公报》获密苏里新闻奖。五月，张、胡联名对美国公众广播，题为《自由与正义万岁！》。不幸张季鸾就在同年九月逝世。至此，《大公报》三巨头已是三去其二，只剩下胡政之一人主持大局了。

　　最后的辉煌

　　一九四五年四月，胡政之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并于六月二十七日在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对别人而言，获此殊荣，已是如愿足矣；对胡政之而言，则是尚未甘休的。直到扶病前来香港之际，他才表白心迹，要“将香港《大公报》的复刊视为自己事业的‘最后开创’”。在胡政之领导下，协助他从事这个开创的，还有随他来港的费彝民、李侠文、马廷栋和李宗瀛等。他们像胡政之那样，都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大公报》的人。

　　为了尽快复刊，胡政之每晚亲审稿件，撰写社评，五次试刊，历时两个月，卒抵于成。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香港《大公报》正式复刊。胡政之在亲笔撰写的复刊辞中表白：第一，不满国民党，说：“《大公报》‘名之所至，谤亦随之’。循环内战中，我们不知道受了多少诬蔑。”第二，也反对内战。说：“我们存在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信念，发挥和平统一的理想。”

　　正是由于“名之所至，谤亦随之”，多少年来，人们对《大公报》的评议，纠缠不清。已故《大公报》社平委员、共产党员李纯青直到垂暮之年，方始在北京写出《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一文，对胡政之这篇复刊词作出如下评论：“胡政之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不愿与蒋家同归于尽，估计《大公报》也不可能在共产党的世界继续存在。因此，他选择了在‘国门边上’——香港办报，‘希望在香港长期努力’，走出一条出路。”

　　评论见仁见智，对胡政之来说，他总算是在最后的日子，完成了最后的辉煌。

　　查良镛“听”胡政之话

　　港版《大公报》复刊之后一个多月，胡政之突然病倒，医生诊断为肝硬化。胡政之返沪就医，从此卧床不起。于上海解放前夕，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寂然逝世。

　　胡政之去世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影响却延续至今，与其纠缠于他的身后是非，不如多谈一些他的生前轶事。

　　在香港这段期间，胡政之住在赞善里八号四楼，是报馆的宿舍。赞善里位于香港坚道，横街小巷，毫无特色。附近有点名气的建筑物只是一座中区警署。宿舍是再普通不过的旧楼，楼高四层，四楼连接天台，活动空间较大，“环境”算是最好的了。我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我后来也在那里住过，正好也是住四楼。胡政之住的是一间单人房，卧床以外，只能容纳一张书桌。但若按“人均量”计算，他所占有的空间则较多。当时和他一起住在四楼的“大公人”，年纪最大的是谢润身，人称老谢；年纪最小的是查良镛，大家都叫他小查。说到这里，相信大家都会知道，他就是今日名闻天下的金庸了。老谢是经济版编辑，小查是翻译。另一位级别和老谢相当的是翻译科主任蔡锦荣。还有一位人称“何大姐”的何巧生，是翻译科的副主任，年纪比老蔡还大。在“文革”期间，和老蔡一样，几乎被打成“右派”。金庸在赞善里宿舍住的时间很短，大概只住了几个月。何大姐则住了十年有多，现还健在。这次为了写胡政之，我曾经和她通过几次电话，她虽然年已九旬，对往事还记得很清楚。

　　我是一九四九年七月才入住赞善里宿舍的，当然见不到胡政之了。不过我在那个宿舍，倒是住了七年有多。对于这位我早已心仪的前辈，虽未得承教泽，亦已感同身受。

　　胡政之是《大公报》的“至尊”（三巨头只剩下他了），老谢、老蔡等人则只能算是“中层”，双方相处，亲若家人。看来“等级森严”这种观念，在老“大公人”的脑袋里，似乎尚未形成。

　　胡政之逝世后，查良镛写了一篇题为《再也听不到这些话了》的文章，其中一段话就是胡政之对小查、老谢说的。胡政之谈到美国人，说：“肤浅、肤浅，英国人要厚实得多。你不要看美国现在不可一世，不出五十年，美国必然没落。这种人民，这种行为，决不能伟大。”查良镛写道：“近来看了一些书，觉得胡先生这几句真是真知灼见，富有历史眼光。”说的也是，像胡政之这样的智者，思想敏锐，诊断往往超前，预测失准，不足为病。天道周星，物极必反，只争迟早而已。老谢退休之后，移民美国，住在波士顿，如今已将近一百岁了。

　　二零零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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