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4)

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4)

　　武侠小说在台湾是从未受过歧视的，但对我的小说“解禁”则是一九八七年底的事。虽然是来迟了的解禁，却令我有最为意想不到的欣悦。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八日，台北的文学、戏剧界开了一个“解禁之后的文学与戏剧”研讨会，“以梁羽生作品集为例”说明问题。研讨会的重要论点之一是“解禁可望弥补文化断层”，与会者《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认为：“由梁羽生作品集的问世，可见已到了‘武侠小说研究学术化’的时候，并且由专人研究撰写武侠小说发展史。”⑿

　　⑿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九日台湾《民生报》。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台湾《中央日报》首先连载我的《还剑奇情录》，由台静农先生题字。台老是台大前中文系主任，著名书法家，鲁迅的门生，今年已八十多岁了，也是我心仪已久的文学前辈，在报上得见他为我的小说题字，实有意外之喜。继《中央日报》之后，台湾的民营大报《联合报》刊载我的《塞外奇侠传》；另一民营大报《中国时报》从八月开始，也在连载我的《武林天骄》。

　　同年七月下旬，我首次访问台湾，参加了《中央日报》副刊主办的“武侠小说算不算文学”座谈会，参加者有“中央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孙同勋、台大外文系教授林耀福、武侠小说专家叶洪生、小说家黄凡、散文家陈晓林等多位学者，结论是“一致赞成应归属于文学领域”。⒀

　　⒀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台湾《中央日报》。

　　得见武侠小说的地位提高是第一个“甘”，第二个“甘”则不过是属于作者的“所得”了。古人云“以文会友”是一种乐趣，我也曾写过其他类型的“文”，发现还是武侠小说最能结交朋友。

　　武侠小说的读者是最热情的，他们对小说的投入，甚至超过作者。我写《萍踪侠影录》时，接过几位女读者的来信，认为女主角云蕾并非特别出色，“不服气”张丹枫何以对她情有独钟。写《女帝奇英传》写到李逸之死时，也有读者来函认为不该悲剧收场，“贡献”几个可以令他“起死回生”的办法。

　　热情的读者不一定可以成为持久的朋友，我当然还有因武侠小说之“缘”而成为老朋友的。新加坡的一位副刊编者与我相交二十多年，当真可说得是肝胆相照。去年他过香港，我与他谈古论今，一时之间，颇有纳兰容若赠顾梁汾词中所说的“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尽英雄泪”之感。

　　因武侠小说之缘而结识的新朋友，也往往是一见如故，这次在台北，我和许多新朋友谈得都是十分投机。其中有武侠小说的知识非常广博的学人，谈起武侠小说，只有我向他请教的份儿；也有对我的小说比我还更为熟悉的作家，对我的小说评论之中肯，令我为之心折。

　　除了益友，还有良师。华罗庚教授虽然是老一辈学者，思想却极“新锐”，他对武侠小说的观感，对我具有启发作用。有趣的是，谈起武侠小说时，他似乎童心犹在，他的腿不大灵活，有一次谈得兴起时，曾伸拳比划几招。可惜一九八五年六月，在日本作学术演讲时，不幸突发心脏病逝世，有如士兵之死在前线。已故老词人刘伯端最讲究格律，对我小说中的词，往往可以整首念出来，在谬赞之余，也直率地指出我某一首词某一个字不协音律。清史专家汪孝博则在武侠之外，对我的”联话“写作帮助更大。

　　第三个“甘”则是更加“自我”，说出来只怕给人骂我只知“独善其身”了。除了还会写点东西之外，别无谋生本领，“所幸”的是，武侠小说的“市场价值”的确要比“严肃文学”高一些，所以还可养家活口，不至于像古代文人那样潦倒终生。

　　多年前我曾在一篇题为《著书半为稻粱谋》的短文中，借龚自珍的一首诗答友人：

　　少小无端爱令名，也无学术误苍生。
　　白云一笑懒如此，忽遇天风吹便行。

　　我写武侠小说，纯属偶然的因缘，故曰“忽遇”也。

　　写武侠小说是需要丰富的幻想力的，我认为过了五十岁，已是不适宜于写武侠小说的年龄了。一九八一年，我已经五十六岁，只因朋友知我有“封刀”之意，集了龚诗两句给我：“且莫空山听雨去，江湖侠骨恐无多。”为酬雅意，拖迟两年，恰好凑满“三十”之数，虽然实际的时间是二十九年零八个月，但计年的习惯是取其约数，所以也可自称是写武侠小说三十年了。

　　无钱购买“金盆”去“洗手”，余资倒还可以在澳洲雪梨的郊区买一层楼。雪梨雨量甚少，附近亦无空山，所以只好海上看云。看云的情调似乎也不差于听雨，人到晚年，例应退休，想白云也不会笑我“懒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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