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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池田:您不仅熟悉《水浒传》中的每一个人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对历史的重视。日本有人认为中国肩负太漫长的历史而因循守旧,现代化特别艰难困苦,但我认为研究历史,有正确的历史观很重要。汤恩比就是二十世纪一位很重要的学者,他对中国历史有着一种高屋建瓴般的透彻看法。

  金庸:是的,历史教育十分重要,我对历史确实深有兴趣。我对那位女同学说: “历史上有两位姓栾的人物很了不起。譬如,栾布有义气,有骨气,人品极好。”他们大概一时想不起栾布是谁,我简单解释栾布是西汉初年彭越手下的大将,彭越和他从前一起做强盗,交情很好。汉高祖诛杀功臣,杀了彭越,把尸首暴露在广场上,下旨说有谁收尸便要处斩。栾布前去公开收尸,大哭致哀,汉高祖捉了他问罪,栾布侃侃辩论,说彭越没有大罪,他为了朋友之义而去收尸。汉高祖感动了,没有定他的罪(也许对杀死彭越内心有愧)。后世对栾布的重义都十分推崇。栾书是春秋时晋国的大官,曾带领军队打败楚兵,立下大功。可是到了后世,历史上的大人物的名气,反而不及小说中小人物的响亮了。

  池田: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水浒传》的评价问题。《水浒传》被列为中国四大小说,中国的小说是以章回小说形式在明代流行起来的。有人认为日本的《源氏物语》作为小说更早出现,但《水浒传》在日本也受到欢迎。

  金庸:《水浒传》在中国社会上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仅次于《三国》。在西方国家,对社会中影响最大的书是《圣经》;在中国,对社会思想影响最大的书是各种通俗小说,除《三国》、《水浒》之外是《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等。

  池田:就是说,小说是民间更容易接受、更受欢迎的文学形式吗?当然指的是中国式的古典小说。

  金庸:由于通俗小说的故事更以戏剧、说书等等其他形式传播,其影响是更加广大了。说到关公、武松、姜太公、孙悟空,中国人中即使是从来没进过学校的人也必能侃侃而谈。清末大学者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议论中国社会中流行小说对群众影响之大。

  池田:梁启超似乎对小说有很高的评价。胡适之、鲁迅等对小说研究也很推崇,胡适对《三国演义》很赞赏,鲁迅则有《中国小说史略》等研究著作。

  金庸:奇怪的是,近代与当代的中国学院派文学评论家,反而只推崇高雅人士才会欣赏的西洋小说,而对大众所欢迎的作品却持一种贬低的态度,似乎读者越多的书,价值反而越低,与毛泽东主席所提倡“文艺应当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张不很符合。

  池田:原来如此,这也是一个争论了很久而没解决的问题。其实,真正的文学作品、好小说的评判者不一定是文学评论家吧,有一部作品能传了几百年仍为百姓所喜爱,本身就证明它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您说对吧?

  金庸:我深有同感。上面提到的《荡寇志》是一部文笔很好的小说,其写女英雄陈丽卿、女诸葛刘慧娘,描述之佳,尤在《水浒》之上,只可惜该书旨在剿灭梁山泊,把梁山好汉一一置于死地,令人看得怒气冲天(只有作弄和杀死高衙内两段使读者人心大快),以致其书不彰,流传不广,中国读者极少喜欢。可见人民大众的同情和拥戴,始终给予梁山英雄。

  池田:适如前面所谈到的,《水浒传》与日本甚有渊源,其中所宣扬的“义”到底是“忠义”还是“侠义”呢?我认为这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忠义”就包含着对朝廷的“尽忠”,而“义”字却强调朋友之间的友情等。

  金庸:据孙述宇教授在《〈水浒传〉的来历、艺术与心态》这本精采著作中的分析,《水浒传》故事的起源与抗金名将岳飞有很大关系,本来反抗外艇的意义还大于杀官造反,原来书名叫做《忠义水浒传》。在宋金战争中,“忠义”两字特指沦陷区中抗金的民间武装,宋江做了梁山泊大领袖后,将原来的“聚义厅”改名为“忠义堂”,就含有反抗金人侵略的用意。在中国的古典《说岳全传》、《杨家将》及《水浒传》中,含有最强烈的反抗外族侵略的意义。但明末有反对流寇的流行观念,清朝又禁止提到反抗异族入侵,经过数百年的磨洗,《水浒传》中原来反抗异族的文字就渐渐被清除了。

  池田:如此说来,还有一个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也包含着一个矛盾的问题。中国人有句话说:“忠孝不能两全”,是否“忠”、“义”也不能两全呢?当民族矛盾上升之后,以国为重就是忠义,对于《水浒》的英雄们来说,也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吧!但《三国演义》、《水浒传》对日本的影响也是很深的。

  金庸:是的,据说《三国演义》在日本元禄二年(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即以《通俗三国志》之名在日本出版,全套五十一册,出版后即迅速流传。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的《物语支那史大系》中,说该书描写曹、刘、孙征战争雄的区域,比日本全国的国土还大了好几倍。书中豪杰并起,猛士如云。其中的权谋术数,令读者感到奇想天来,心惊胆寒。同时书中又多夸张,笔墨纵横,融贯缜密,战况之“壮阔雄大”,令读者“血涌肉跃,拍案三叹”。《水浒传》之传入日本,时代较后,好像对日本文化界影响也很大。

  池田: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远自隋唐,绵延上千年而不绝如缕,当时的明代小说有许多由海船带进了长崎等地,形成“崎阳之学”。日本有一本《舶来书目》记载了当时许多中国小说流入日本,足见明清小说对日本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金庸:我读过中国学者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里面曾提到:以著作《雨月物语》著名的上田秋盛,曾在文章中引述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言中的理论,强调小说“不愤则不作”的原则,“大和唐土人心无异者也”。说日中两国并无分别。江户年间最流行的侠义《南总里见八犬传》的作者曲亭马琴,就受到《水浒传》很大的启发。日本近代小说家、评论家幸田露伴有文说:……彼百八人,此八士,彼迸出百八妖星,此迸出八美玉……彼有真人,此有行者;彼有入云龙,此有寂寞道人;彼有打虎,此有搏牛;彼有鸳鸯楼,此有对牛楼;彼有王庆,此有素藤。明治维新期间,日本人北村三郎写了一本《世界百杰传》,评述古今一百位英雄豪杰,《水浒》的作者施耐庵也算在内,与释迦牟尼、孔子、华盛顿、拿破化等人并列。许多中国人见到后都不胜骇异,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小说作者并不如何受人重视。

  池田:这是很好的资料,我们倒没有想到《水浒传》原乡的中国人会感到骇异。但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水浒传》深受日本人之喜爱。先是直接训读原文的中国语小说,然后是根据故事用日文改写,直到现代,仍有学者以现代日语将汉文翻译,如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清水茂就将《水浒》译成现代日语。

  金庸:日本近代文豪吉川英治也有改写《三国》与《水浒》两部小说的作品,由于他文笔的精采,日本读书界对这两部小说的兴趣至今不衰。我阅读先生关于吉川先生的对谈录,知道先生与吉川先生有深厚渊源,希望得到指教。

  池田:对,下一次我们可以围绕吉川英治来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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