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48)_金庸

四八

　　池田：这一百年来，不论东方或西方，有论者认为：追求以细致的心理描写为中心是文学的主流。但是故事性呢？文学家遨游宇宙般的想像力却转向以精雕细刻无聊、烦闷的日常琐事，这不也意味着不可能产生超越以前的文学创作的作品吗？歌德曾说：莎士比亚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的剧本会印成文字而留下来，因而将它一一比较而计算自己写了多少本。也不如说他写的时候脑子中想的只是舞台。他想像着自己的剧本该是活动的，活生生的东西。如果从舞台上往下流，通过观众的耳却不能留在人们的心中，这样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对舞台而言，经常是只有瞬间的效果，这才是重要的问题。莎士比亚心里所想的是“舞台”，是“行为”，是“活生生的台词”，与心理分析、心理描写等绝然无缘，他完全没有去考虑那些在书斋中孤独地读着活字的读者等等。与莎士比亚丰饶和广阔的世界相比，那些善用精致的心理描写的现代文学就显得可怜，它只偏重于读者、文学青年和知识分子。

　　金庸：《三国》故事成了中国大众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人民从其中接受道德教育与价值标准。应当像刘备、关羽那样重视对朋友的义气，要爱护人民，决不可像曹操那样忘恩负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奸诈毒辣的事。刘备与关羽的道德模范比孔子、孟子更加普及、有效而重要。香港的警察以及黑社会人物都要设神坛拜关公，决不拜孔子，也不拜见耶稣、不拜如来佛。小说人物成为大众宗教式崇拜的对像，这是全世界任何文学作品都做不到的。古希腊人崇拜希腊众神，并非因史诗《伊里亚特》而起，《伊里亚特》只不过记载希腊人崇拜众神的事实而已。

　　池田：日本也有将楠正成和德川家康等放于神社中祭祀的情况，中国人对关羽的那种毕恭毕敬的信念，是完全超出我们的想像的。作家陈舜臣的回忆中曾述及，从前只有七八千的中国人居住的神户的街上，只有一座中国的寺庙，那就是祭祀关羽的关帝庙，对关羽的尊崇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金庸：《三国演义》事实上真正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女真民族向明朝进攻时，还是关外没有什么文化的精野民族，自然不会阅读《孙子兵法》之类的艰深书籍。他们的将领带领军队，行军打仗，方法和技术全靠从《三国演义》中学习。据说，清代第二代君主皇太极使用“反间计”，骗得明朝的崇祯皇帝杀了大将袁崇焕！

　　池田：这是您的《碧血剑》中引用过的史实吧？

　　金庸：噢，是的，这计谋就是照抄《三国演义》中周瑜骗得曹操杀了水军督蔡瑁、张允的计策。袁崇焕如果不死，吴三桂不会把守山海关，清军不可能这么容易的打进北京。

　　池田：固若金汤之城非为外敌所能攻破，乃是从城内崩坏的，此为古今通例。日莲大圣人曾说过：“狮子身中之虫吞噬狮子。”每逢大事，内部的团结比什么都重要。由此而思，今日我听了您的一席见解之后，才了解金庸先生对周瑜的独特之见。在《三国演义》中用善于谋略的周瑜作陪衬，突出诸葛亮的深谋远虑，但是，这两位可以比肩的智将的存在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金庸：中国各地到处都有关帝庙，洛阳附近的关帝庙规模很大，当年我见到之后印象很深。其实历史上真正的关羽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个人勇力不过和张飞、赵云、马超差不多，曹操部下的勇将张辽、徐晃、许褚等等大概和关羽都可打成平手。吕布当然强过他。说到用兵打仗，关羽肯定不及曹操、诸葛亮、司马懿、周瑜、吕蒙、陆逊、羊祜、陆抗、赵云、张辽。关羽受后人尊崇，全靠《三国演义》夸张了他的重义。中国人民间最重视的道德，第一是孝，第二就是义。一部小说把一名武将捧成了神，不但由于小说的魅力，也由于中国人传统的性格。

　　池田：确实，强调“孝”与“义”是十分明显的，另外，吉川的《三国志》开场之际曾特地强调刘备乃一名孝子，证明“孝”的道德分量是十分之重的。说到“义”的话，以刘备、关羽、张飞结拜为金兰兄弟“桃园结义”为始，全书贯穿了这种“道德”观。中国人的正义、仁义、忠义、恩义、信义、道义、情义、大义等等，都是并列的，每一种都是带着人伦香气的漂亮名词。由此而考虑，“义”是应该被理解为人所应该踏步向前的正道，是人与社会之间不可欠缺的一种秩序感觉，且应以此为基点。以前汤恩比博士在眺望未来的“统一的世界”时，他十分注意有着二千年以上统治着广阔版图的中国民族的统治经验、统治感觉。他认为以“义”作为代表性的观念，是中国独特的秩序感觉的背景。当然，不能忘记那种秩序感觉，一旦有哪一步错了就会有使社会凝固和窒息的危险性的。鲁迅在向“礼教”，亦即儒家道德战斗时曾指出，秦始皇、曹操等，说到底就是对那种秩序感觉的异端者，他高度评价他们为划时代的改革者。鲁迅对中国民族的传统精神遗产，可以说是严厉地审视了礼教的负面。然而，象征着义的道德般的秩序感觉作为规限人间社会的规范，到底会活在中国每个人心的深处吧！

　　金庸：《三国演义》的文字中，文言成分较多，我在小学生时代就津津有味的读了，虽然有许多文句不懂，但故事和人物的吸引力太大，终于跳过不懂的部分，一路读完。

　　池田：这就是《三国演义》的魅力啊！只有这才是吸引人们的诱力之所在，亦即带有故事性。您的亲属对之对怎样看呢？

　　金庸：我母亲和她的姊妹、姑嫂们则爱读《红楼梦》，大家常常比赛背诵回目和书中的诗词，赢了的可拿一粒糖。我在旁听着，觉得婆婆妈妈地毫无兴趣，但从母亲手中接过一粒粒糖果，自然兴趣盎然。

　　池田：是吗？在日本，对于《源氏物语》中的微妙的心理描写，年轻人也相当难以明白。我听说在中国，十分喜欢《红楼梦》的人被称为“红迷”，这也说明热衷于读《红楼梦》的大有人在。令堂想来也该称为“红迷”吧，她嗜读《红楼梦》的情况，先生一想起来就历历在目吧！

　　池田：在中国和日本的民间，《水许传》与《三国演义》同是最受欢迎的作品。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在户田先生创立的“水浒会”这个培养青年的聚会中受到其熏陶，这当然是取自《水浒传》之名。在东京冰川溪谷的野外研修场等地，我们在恩师带领下由《水浒传》开始学习世界的著名小说，这些日子实在令人怀念不已。

　　金庸：我曾在您所写的《人间革命》中读到这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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