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43)_金庸

四三

　　金庸：我以为文学的功能与宣传文字、说理文章性质不同。说理文章的目的，是把一件事情的道理说得清楚明白，分析得条理分明、逻辑性极强，使得读者衷心信服，接受作者的意见。要扬搞敌，就得把敌人的可恶说得淋淳尽致，叫人衷心信服，此时再不奋起托搞，国家就要灭亡，种族就要被敌人灭绝；要鼓动革命，就得列举事实，说明当前的政府和制度对人民造成极大危害，非推翻之而大大改革不可。文学也可宣传搞敌、鼓吹革命，然而不是在文章中讲道理（或通过故事中人物之口来讲道理），而是通过感人的故事或戏剧场面，激动人心的诗句，使得读者或观众接受作者的感情。不但接受，而且是热血沸腾、热泪纵横地感动。

　　池田：对，激动人心的不是满口大道理、讲大义，而是作得内心沸腾翻滚的“大感情”的真情流露。辛亥革命前，引致表年爱国爱民热血高昂的邹容的文章《革命军》，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巴金先生的《寒夜》中，在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世俗之恶，对社会的不合理的强烈控诉和愤怒，凝聚着欲罢不能的“大感情”。这种无可驳难的说服力，是那些汗牛充栋、排山倒海的宣传文章和口号无法比拟的。

　　金庸：我写的武侠小说并没有想宣扬什么主题思想，偶然也有一些对社会上丑恶现象与丑恶人物的刻画与讽刺，然而那只是兴之所至的随意发挥。真正的宗旨，当是肯定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和崇高品格、崇高思想，使读者油然而起敬爷之心，觉得人生在世，固当如是。虽然大多数读者未必做得到（作者自己也做不到），但若能引起“心向往之”的意念，那也是达到目的了。

　　池田：嗯，我想，成千上万的读者喜爱您的作品，这个现实本身就证明您的创作活动是成功的，也是达到了写作的目的的。

　　金庸：比较广泛的说，文学的目标，是用文字创造一些人物、故事或感情（诗歌通常无人物、故事）来表达某些美的、善的、纯真的感情或价值。这些感情或价值，在人生中本来就有的，艺术家加以精练、安排组织，令读者受到感动，接受其价值的观点。有时作者所写的人物或故事并不是美的、善的，但仍表达一种对美的、善的价值之肯定，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药》，俄国果戈理的《外套》，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这个问题以前许多哲人、学者都说过了，各有不同说法。我的意见未必正确，未必完备。

　　池田：一个真挚的灵魂活着，就是踏上“希望”的路程，不断地怀着“希望”，就能不断地前进。投身于现实的浑沌之中，一边苦斗，一边开拓自己的人生的轨道——人的一切工作、生活，就是要为自己创造价值而斗争。执笔写作也不能例外。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Huixinga1872~1945）曾这样说过：“生存就是斗争。”“人的精神生活的全部语汇，于一切斗争领域中发挥机能。”当然，有些娱乐性的读物也能将人生的现实和矛盾原形毕露地展示在读者眼前。但是，我认为，能够受万千读者深受感动工文学，即使被看作反面教材也仍在传播“生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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