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42)_金庸

四二

　　金庸：确实给我出了一个难题。（笑）如果我一开始写小说就算是文学创作，那么当时写作的目的只是为做一件工作。那时我在报社当副刊编辑，副刊中缺少一篇武侠小说，我接受同事后鼓励和委托，就开始写《书剑恩仇录》。后来得到读者的盛大欢迎，就继续写下去，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帮报国之志，说来惭愧，一直没有鲁迅先生、巴金先生那样伟大的动机。不过我写得兴高采烈，颇有发挥想像、驱策群侠于笔底之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相信在多数节术工作者都是如此，音乐家弹琴作曲，画家彩笔绘图，导演、编剧拍电影，大都出于商业意图。

　　池田：果然心直口快。（笑）像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在债台高筑、索债者堵门之窘况下，倒是被逼着写出不少杰作来啊（笑）与这个现实的“动机”有别的是，歌德非常旨调另一点。他曾指出，优秀的作家内心必有一种“精灵般”之物，在这种“灵感”的驱动下，作品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其本色。我想，那么不会因“动机”的如何而还原及矮化。愈时优秀的作品就愈是这样。优秀的作家，只要一拿起笔，就能写出很好的作品来；比自己想写的更好，比自己追求的更高。所谓“鬼斧神工”、“如有神助”、“意境”在字里行间呈现，风格发挥得淋淳尽致。以作品谋生，不乏先例，作家如歌德、拜伦，艺术家如达·芬奇、米开兰基匀、莫扎特、贝多芬等都是如此。但并不会因此影响其作品价值。黄金无论放在哪里，也仍然是黄金。从另一个角度看，伟大的艺术品卖得好的价钱，说明艺术有价，也是一种进步。

　　金庸：很不敢当。说到在作品中自然流露作者本人的思想品质，应该是常有的。我在评论性的文章中，理想、公道、正义、道德等等观点是经常强调的，但这些观点并没有故意在文学创作中发挥。不过武侠小说一定讲正义、公正，一定要是非分明，要好人经常击败坏人；书中的正面人物一定不可说谎，不可忘恩负义，不可对不起朋友，必定要有情有义，不可凶暴残酷奸诈毒辣，故事在不知不觉之中极强烈的肯定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那是以具体的人物与事件、行动来表现的，并不是用言论来说教讲道理。

　　池田：这是身教言教，以作品中人物的举止把“道理”“表现”出来。譬如您的作品《碧血剑》中，主人公被他的师傅训诫道：“所谓是非，有时需要仔细判断，人世间到处是欺瞒，耍心计，善人其实是恶人，恶人其实是善人，那也是常见……”在这段话中，您通过武侠小说来寄托思想和理想，巧妙地以一段对白来表现出来的。令人想像是您亲口这样说出来，更好像原到您人格的声音。

　　金庸：我个人以为，文学的主要目的，是抒发作者的感情，因而引起读者（或听众、或观众）的共鸣，即是以强烈而深刻的感情感动读者。文学（包括诗、小说、戏剧）的主要内容是感情。这是中国传统的观点。然而表达思想内容也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目的。中国最古的文学结集是《诗经》，它的序言开宗明义就是“诗言志”（这三字最早出于《尚书·舜典》，相传是虞舜所说，但未必可靠）。

　　池田：有一句话可以说是指出了传统的中国文学观。“文学作品中在蕴含的思想，都会在其序文或跋中所提示出来。”——恩师户田先生曾发起为青年们而设的“水浒会”，我的读书方法就是在那里得到启悟。

　　金庸：这个“志”字既包括感情和情绪，也包括心胸怀抱、思想意志，有情感部分，也有理智部分。东汉大儒郑康成（《三国演义》中曾讲到他，据说他家中连婢女也随口引用《诗经》中的诗句）的解释是：古时君主与臣子关系亲密，臣子有什么意见，对君主直说就是了，但后来君主架子渐大，威权渐重。

　　池田：群主的权威与权力与时代一样变得太大，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征。有一种说法，指汉唐时代，群臣彼此坐在椅子上正襟危坐对话；宋代则臣下不能坐着回君主的话，必须站着；到了明、清时代，则臣下连站着答话都不行，必须跪在君主面前回话。

　　金庸：臣子不敢直言，只好引用《诗经》来婉转进言，称为“讽谏”。春秋时各国外交官及国君大臣们互相酬酢，必定引用《诗经》，作为外交谈判的开场白。近年来中英代表谈判香港问题，中方代表最初的发言往往是引一句中国古诗，似有古风。尤其是首席代表诗人周南。最近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在演说中谈论香港前途，认为香港之回归中国已是势所必然，而且局面发展迅速，不可能逆流倒退，他引用李白的两句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劝告反对香港回归祖国的人不必枉费心力，徒然做逆势之事。

　　池田：您这一段话使我感到中国文化传统之厚实，而且带着高雅的格调。“借古讽今”是很妙的。贵国文人自古以来，无论是在文学还是政治评论等中，常有引用古典之例。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人觉得自己的见解过于主观武断，以至“唯我独尊”。换言之，不管认为自己的主张如何正确，在说出口的那一刻也会来一番转折，以避免给人一种傲慢的感觉。引用古典就是抑制这种傲慢的妙法。

　　金庸：很有趣的锐见。

　　池田：不是以自己的观点作为唯一的基准，而是建基在比自己的基准更高的基准之上。以此隐藏、限制“唯我独尊”的心态、“放纵”魔性——这与佛法的观点是相通的。释尊在最后的说法中有一节谓：自己要成为大河中的土洲，要依靠自我，不要依靠他人，要以法为洲，要依法，不要依他人，这就是我的最高教义。换言之，为了律己，不但要对外部变动不居的情况视若无睹，对自己内部那种傲慢之心也要克制，使之归依普遍之“法”，以免跌进“唯我独尊”的陷阱。佛法中也有“文证”一说，重视依“文”的证据。重视古典、先贤先哲的语言，这是中国文化共有的特点。发言者引用至理名言，平衡语言机锋，令人不至有主观独断的感觉。

　　金庸：中国近代文学的主题是爱国。巴金先生在一篇题为《绝不会忘记》的短文中说：“爱国主义始终丢不掉，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一直受到各种的歧视和欺凌，我感到不平，我的命运始终跟我祖国分不开。”在我出生以前，中国就已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我自己个人虽没有直接受到外国人的歧视和欺凌，但国家之遭受欺压侮辱，从小就深深印入脑海。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我家就给日本侵略军烧成白地，我母亲和我最亲爱的弟弟，就是间接给日军害死的。

　　池田：我从心底里献上深沉的哀悼之意。

　　金庸：在我的少年时代，国家民族面临生死的严峻关头，全国一心为民族之存亡而挣扎奋斗，整个文学界活动集中于抗敌卫国，那是很自然的事，抗战后国民党与共产党激烈斗争而演变为内战，文艺界几乎是一面倒的拥护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展开了一连串的运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反右派、三面红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文革”结束，政治运动连续不断，文艺的全面活动不可避免的全部围绕政治运动而转动。

　　池田：“政治优先于文化”——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这个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还继续存在。

　　金庸：“文学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以前在中国几乎是不能提的，因为这不是问题，文学当然是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任何人对此稍有怀疑，“反革命”的大帽子就抛到头上来了。

　　池田：巴金先生的挚友老舍也在斗争中殉难了。巴金先生曾写下这样的追忆文章：我仿佛看见满头血污包着一块白绸子的老人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他有多少思想在翻腾，有多少话要倾吐，他不能就这样撒手而去，他还有多少美好的东西要留下来啊！但是过了一天他就躺在太平湖的西岸，身上盖了一床破席。没有能把自己心灵中的宝贝完全贡献了出来，老舍同志带着多大的遗憾闭上眼睛，这是我们想像得到的。通过他的口叫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请大家侧耳倾听吧：“我爱咱们的祖国啊！可是谁爱我呢？”在“文革”中，巴金先生失去了老舍这样的许多友人，就连他最爱的妻子的生命也被夺走了。那种悲伤和悔恨岂能淡忘。

　　金庸：当全国一致抗敌救亡之时，任何人都应当为这目标而尽力，即使牺牲生命，也是理所当然。但在和平时期，文学是不是还应当只为政治服务呢？文学的写作是不是还应当必须完全旨在表达一个对国家民族有利、对人类社会有益的主题？

　　池田：我也颇有同感，巴金先生也这样说过：文学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但是政治绝对不能够代替文学，因为文学能够触及人的灵魂。能触及“人的灵魂”、“人类的普遍命题”，就是文学。巴金先生所景仰的前辈鲁迅的文学观，也基于这一点。而不是“为艺术的文学”、“为文学的文学”。况且，也没有什么“为政治的文学”，说到底，只有“为人生的文学”、“为人的文学”。鲁迅活跃的时代，主张政治优于文学的无产阶级文学论成为中心，亦即所谓的“革命的文学”成了文坛的主流。但是，鲁迅却呼吁：需要的是“革命者”而非“革命文学”。时代期待着“革命者”，也就是期待着有几百上千“革命文学”的作品；倒过来如果没有这种大量高质水平的文学作品，也不能培养出更多的“革命者”。离开“创造人”、“构筑灵魂”的根本之处，无论怎么对“革命文学”赞叹备至，其目的意识无论怎样突出显明，也不能摆脱“宣传”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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