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40)_金庸

四〇

　　池田：过奖，过奖。我曾与巴金先谈过三次，也偶尔谈及“托尔斯泰之死”的话题。巴金先生曾断言：“我不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个想自杀的人。 ”从他的毫不犹豫的语词中，我想也许太唐突，但还是请教他，是不是因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在最可怕的苦恼中曾经想到死？”“不，一点儿也没有想起”，他的眼中闪着锐利的目光，“苦难愈多，当时唯一考虑的事是‘坚持下去，奋斗下去以战斗来活下去’。”当然，在恶梦一样的空前的狂乱中，许多文化教育人就这样被吞噬了。但也可以看到面对苦恼磨难却是具有坚定的铁一般的信念，宛如岩石一样的挺立着的人，巴金就是突出的代表。

　　金庸：巴金先生从1979年到1986年，一共写了五集《随想录》，其中颇大的篇幅，是责备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意志不坚、骨气不够坚强，在政治压力之下，写了一些“违背良心”的检讨与批评，不合更换指控自己，也指控了朋友与其他的文艺工作者。这些自我揭露和自我批评，读来真令人感到惊心动魄。巴金先生骂自己这种行为可卑可耻，如此直截了当的公开自责，中国历史上完全没有先例。

　　池田：在《随想录》之一的《探索集》中曾有这样一段话：不能把一切事情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

　　金庸：当然，“文革”期间，在当局的压力之下，在殴打与酷刑之后，在家人受害的威胁下，更加卑屈的话都有不少人曾经写过。但巴金写《随想录》时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压力，纯粹是一个正直善良之人的真诚忏悔。相信与他一生十分佩服法国大作家罗梭有相当关系。

　　池田：这使我想起罗梭的《忏悔录》。

　　金庸：我读了《随想录》之后只有更加佩服，自愧不如。——我如果处在同样的环境之下，表现不可能比他好上半点。

　　池田：适如您所说的，那是一种真挚的、具有勇气的忏悔。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想来看似容易，做起来却难，我接受这种看法：语言真正的意义是“正真的”忏悔。在这里，巴金先生看准了的是自我的“内恶”，“自我的‘四人帮’”。说是看准“自我的‘四人帮’”的淫威下，一时而不得不有所屈服，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承认了握有邪恶权力者的存在。那种情况不能推到别人的责任上去，而应该先追究那是“自己的问题所致”，这是十分重要的。T.s.艾略特曾指出：令我认为世俗的改革家或革命家这所以平庸安逸，无所作为，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那些以为可以自己作主的人们认为：世上的恶是存在于自己身外的。这种情况，因为将恶看作是全部非个性的，除了变革机构之外别无他法。或者说是恶被人具体化了，也就是说常常将恶视为只存在于别的人中间。有外在的“恶”，同时也有内在的“恶”——若不看到这一点，一切改造世弊的革命，是不能脱离单纯的权力斗争、政权更迭的范围攻的。

　　金庸：“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在报上撰写社评，强烈抨击“文革”的种种不合理之处。我们反对江青，反对林彪，反对康生、陈伯达、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我们赞扬和支持彭德怀、邓拓、吴晗、廖沫沙、邓小平、周恩来、李先念、刘伯承、陈毅、巴金、曹禺、傅雷、老舍，支持画家黄胄、黄永玉等等。

　　池田：早就听说您在《明报》的论说笔锋锐利，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

　　金庸：那决不是我比巴金更大胆、更富于正义感、观点更正确；只因为我是在香港，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到后来有的极左人士企图暗杀我时，不久周恩来就下令禁止极左人士在香港进行暴力行动了，我们在香港的文化人所以胆敢直言无忌，所以能够受政治迫害之大祸，只是较为幸运而已，决不是比自在内地的同行们更加勇敢、更加正确。应当有这点自知之明。而最后驱除邪恶、走上正道的，毕竟是内地邓小平领导下的那些人士。我们在海外的人也蒙受了福祉。

　　池田：说的也是。当时的日本，沉溺在“文革”的疯狂中的也大有人在。也有人企力量以思想、哲学来粉饰已经显现出来年权力斗争，满心期街人类史上空前的文化革命的到来，不断地在空洞的理想中打转。在芸芸众生的议论中，先生您斩钉截铁地指出：“这只不过权力斗争而已”，可谓一扫庸见的独具慧眼。然而，巴金先生也对“政治与文学”提出过质疑，他在给我的答覆中指出：“文学是不能脱离政治的，但是政治绝对不能取代文学，因为文学是能脱离政治的，但是政治绝对不能取代文学，因为文学是能建造人的灵魂的。”这是在经历了“大灾难”之后的发言，认定对有关政治的事感到讨厌和不关心并非不可想像的，充满憎恶和忧愤并非咄咄怪事。然而，他上述的说话却是一个坚不定的发言。我们在上面的谈话中曾说过：在中国，“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想来的确是触到了“活在文学中”的真金一般的觉悟了。

　　金庸：巴金谈到，他所以写文章，是“为了‘向敌人作战’”，“为了攻击那些封建落后的传统，那些妨碍人类进步、阻止弘扬人性的一切不合理制度、所有破坏爱的东西……”他经常抱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当然，他也说到：“我写作只是为了生活，不是想成名。”

　　池田：真是保持着活力，精神的活力……巴金先生在访问时曾作过演讲，主说过这机关报“作为作家的自画像”：从一九二九至一九四八年这二十年这二十年中间，我写得快，也写得多。我觉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觉得仿佛有什么鬼魂借我的笔为自己伸冤一样，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绝望地乱搔头发。“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身边叫。我记记了自己，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机械地写着，有时坐在椅子上，有时趴在桌子上，有时站起来在沙发前踱步，然后就弯弯腰，心情好了就继续写下去。读到这段话，在我眼前好像浮现出巴金先生每天以“笔为武器”而不断苦斗的形象，那种感动是任何语言也无法说得出来年。

　　金庸：巴金先生的文字中充满了激情，他说他写作的宗旨是“把心交给读者”。的确，在他所有的文章中我们都能接触到他的心，领会他丰富而充沛的感情。以古典主义的观点来看，似乎是不够含蓄，发池过分。我自己创作，当常喜欢文静一点，清淡一点。不过我确曾为读巴金的文字而流泪，少年时是读到鸣凤的自杀、瑞珏的难产而死，最近是读到他写妻子萧珊的逝去。作者并非单纯是感情的奔泻，而是在深刻的哀伤和痛楚之中，忍住了自己的眼泪。他在写作时忍住了眼泪，我在阅读时却忍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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