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39)_金庸

三九

　　池田：与《家》表现的被封建所桎梏的家庭相比，金庸先生的大家庭有比较自由的气氛吧！

　　金庸：是，的确自由得多。但少爷与丫头恋爱，恐怕还是不能允许的。巴金先生以“所有破坏爱的东西”为敌人，决心与封建落后的制度作战，这个目标，他的小说是达到了的。他写觉新的懦弱与悲剧，也表明都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所造成。当时我年纪虽小，却也深受其感动，与他看法一致。

　　池田：《家》是一部富有深刻意义的作品，巴金先生在这部名著的结尾处，写到离家出走，奔向正在孕育着革命的上海的觉慧，在船上望着茫茫的江水流过的光景，他这样写到：他的眼前是连接不断的绿水，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流去，它会把他载到一个未知的大城市去，在那里新的一切正在生长，那里有一个新的运动，有广大的群众还有他的几个通过信而未见面的年轻朋友。我曾就这一节请教过巴金先生，他答说：“这时所说的‘水’是意味着青年，意味着未来年可能性。”他的回答教我难以忘却。

　　金庸：他的《灭亡》与《新生》描写革命青年的思想情感，那时我就不大懂了，只对其中一些戏剧性的情节感到兴趣。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两个中篇：《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一部是创作，一部是翻译，因为抒写的是少年人的心怀和轻淡的恋情，少年人觉得自己的事，对于真诚之爱受到挫折的不幸，感角是极深的。

　　池田：您现在所举出的作品，遗憾的是我太孤陋寡闻而未识其内容，我曾收到巴金先生赠送的《巴金全集》，但他的大部分作品至今还未译为日语。

　　金庸：《寒夜》、《憩园》这类较后期的小说，情调是更国含蓄了，需要读者有更多深入的理解。艺术性更高，但曲高和寡，欣赏的人反而少了。好像同是贝多芬的音乐，他的钢琴小曲《为爱丽思作》轻松活泼，欣赏的人很多；《第八交响乐》等大型作品，思想深厚、结构沉重，了解不易，喜爱的人自然也少了些。

　　池田：原来如此，在《寒夜》中是以鲁迅所指出的“黑暗”来对社会从根本上加以揭发的啊！软弱、善良的男主人公哪儿也找不到出路，却糊里糊涂地卷进了婆媳之争，自己也病魔缠身，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妻子虽爱着他却含恨而去。主人公又三贫如洗匠困窘中与盲目溺爱他的老母相依为命，对着不治之病的恶化，面对绝望而无计可施，他的痛恨更因病痛使他失声说不出话来。他想听，想喊，但是他没有声音。没有人听得见他的话。他要求“公平”。他能够在哪里找到“公平”呢？他不能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地死去。他要求“公平”——为什么只有自己才会遭遇这机关报悲剧？是“宿命”，是“天命”。

　　这结果是善良之果呢？还是邪恶之果呢？这个发问使我想起，在飞来横祸中身受宫刑留下耻辱印记的司马迁所说的有名的话：“天道是耶非耶？”这种诘问也类似那个在接踵而至的灾厄中挣扎不休、却以必死的精神去不断探索“神”的意图的忠义之人约伯（《圣经·旧约》）的姿影一样，实际上这种（诘问）与宗教的信念也是十分接近的吧！但是，在巴金先生而言，好的意义也好，坏的意义也好，却看不到迈向宗教的飞跃。不如说，这是对社会矛盾的激烈揭发。巴金的文学在当时那些以革命为志，想促成社会主义在中国诞生的年四通八达中，想必广被接受，因为这些作品为他们送去了勇气。

　　金庸：池田先生和巴金先生初会是在1980年4月。巴金先生在1979年所写的《随想录》中，有一篇文章纪念一位日本的友人中岛健藏，文中提到土岐善磨、井上靖、水上勉、木村女士等几位日本友人，关于中岛健藏，巴金写道：他喜欢酒，又有酒量！我几次请他喝酒，但我也常常劝他有所节制。我的劝告不会有多大作用，我知道他是借酒浇愁。当时他正在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事业艰苦奋斗。他接到恐吓信，他受到歧视，他的文章找不到发表地方，书店不出他的著作，生活的源泉给堵塞了，他卖掉了汽车，困苦地过着日子，他并不屈服，也不动摇。他在中日文化交流这个巨大工作上注入了多少心血。

　　池田：我也听过中岛先生的事，真是一个刚毅勇敢的人啊！我曾听过一个故事，说到中岛先生同当时权势如日中天的“四人帮”之一姚文元见面的话题。对于姚文元盛气凌人的说话和措词，中岛先生再也忍无可忍，予以痛斥。担任口译的人一听吓坏了，只好尽量把中岛先生的话语译得和缓一些。但中岛先生说话时所表现出来的激烈的口气和颜色，姚文元也觉察到了，脸色因而变得十分难看。自从有了这一幕，“四人帮”对中岛先生为理事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也开始找麻烦，而且越来越厉害。

　　金庸：中岛先生生前是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巴金在文中写：有一次我和中岛闲谈，他说，看来，中日友好将是他最后一件重要工作了，他没有什么顾虑和害怕。“我挑选了这个工作，走上这条道路，绝不后悔。”他说。于是他谈起他的“新加坡经验”来。一九四二年他当随军记者到过新加坡。亲眼看见日本军人毫无根据的逮捕大批华侨，全部枪杀。后来有些死者的母亲拿着儿子的照片向中岛先生打听下落。他一直为这件事感到苦恼。他苦苦想着战后日本的出路。他，这个著名的评论家和法国文学研究者，终于找到了他的主要工作——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池田：感同身受。此前我也曾说起，我曾为了日本与中国的友好交流，三十年间不断奔走，而其出发点之一就是因为我的长兄一句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被征入伍，他从前线短期退伍返家时说过：“日本军做得太过分了！”我的长兄后来在缅甸阵亡。与中岛先生的苦恼一样的“隐隐作痛”是留在心底深处的。然而，在姚文元一伙的挑剔和找麻烦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同仁并不曾就此意气消沉，中岛先生因此而更加奋发而为。“不想死在鲜花铺满的道上，唯视垂死于原野为光荣，直至瞑目之时，我将永不言退！”这是多么漂亮的话语！简直像那种名角扮演者在舞台上掷地有声的台词一样，中岛先生的风骨令人追思不已。周恩来总理后来听到了这件事，曾低下头说到：“实在是十分对不起，这都是我的责任，希望能得到原谅。”周总理虽然想纠正也没有办法啊，一般人绝对做到如周总理那样的态度！

　　金庸：池田先生也为了推动中日友好而受到日本右派人士的强烈攻击和诬蔑，捏造谣言来破坏先生的名誉。但先生不为所动，仍然主张日本应为二次大战的侵略罪行谢罪道歉，我相信这是日本人的爱国行为。只有彻底对侵略忏悔，以后才不会重蹈覆辙，从此使得国家走上光明康乐的大道，那是真正爱国者的正确目标。

　　池田：不能一言道尽，初访中国也好，后来又访问苏联也好，那些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障碍，非难中伤更是不计其数，但是那算得了什么？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的话，那是不值一哂。谁正确，谁愚蠢？时间这面镜子会清清楚楚地映照出来。我俯视一切，却只走我自己的道路。

　　金庸：我这里也插一个题外话。中国的吉林大学准备向池田先生和我颁授名誉教授的荣衔。我十分感谢他们的盛意厚爱，但因计划以后集中精力时间，写一两部历史著作的历史小说，所以希望能婉却一切对外的活动，以免分心。但我热烈希望池田先生能够接爱。池田先生表示，日本侵略中国，起始于东三省，“满洲国”的首都设在吉林省长春，日本之损害中国，吉林省是受苦最多、时候最长的地方。

　　池田：吃过苦中苦的人，就拥有成为最幸福的人的权利。这是作为宗教者的我的信条。在日本则是冲绳的人们应有这种权利。我执笔写《人间革命》时是从冲绳开始的，也怀着这个想法。对于吉林省的人们，也是完全持相同想法的。

　　金庸：您还继续说道：您愿意与吉林大学发生联系，设法对它作一些贡献，虽不能说就此能够“赎罪”，总之是作为一个日本人的忏悔。我觉得这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行径，很是钦佩。巴金先生在病床上如果知道这件事，一定以有这样一位朋友而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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