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37)_金庸

三七

　　▼日莲·巴金

　　金庸与池田以日莲及巴金为例，畅谈文学家与宗教家共通的入世与战斗精神：他们为崇高的人文精神而奋斗，向一切外界的恶势力与内心的恶宣战，置个人安危、荣辱、生死于度外。

　　池田：上海时代的鲁迅放弃了小说创作，而将大半的精力耗费在他称之为“杂文”的评论之中。其笔锋似“匕首与投枪”，“可以致敌于死命”。

　　金庸：这就是“以笔为武器”了。

　　池田：在日本的文学传统中，“以笔为武器”的风气十分淡薄。有一个罕见的例外，就是我们宗祖的日莲大圣人。那是文学评论家加藤周一指出的。他说：作为散文家的日莲有一种天才。在其散文中，表现出喷吐着火舌般的激烈性格和信念。论战式的日本语的散文，早在十三世纪便有了，日莲的若干通信文字更是其中精品。

　　金庸：非常遗憾，我不懂日文，不能诵读日莲大圣人著名的文字，只知道他的四大格言：“念佛无间，禅天魔、真言亡国、律国贼。”

　　池田：所谓镰仓新佛教的一个特征就是“选择思想”。有一个基准可以遵从，即“取舍选择”释尊的教诲，成为体系化之情况。但那究竟以什么为基准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而日莲大圣人是沿着“三国四师”（三国即印度、中国、日本，四师为在此三国中出生，主张《法华经》所明示的“佛意”为基准来区分一切经。从经典的文字证明来看，将大圣人视为“天台的复古主义者” 的看法相当多，而 “四大格言”亦是基于这宗教判别而建立的。

　　金庸：他对法华宗真理的深信，对异派异宗的猛攻、嫉恶如仇的作风，充分表现于上引四句话之中。正嘉元年（公元1257年）日本发生大地震，二年刮大风，三年出现大饥馑；正元元年（公元1259年）及二年大疫病流行，全国人民死亡无数。当局大为惊恐，兴作种种祈禳法事，全无效验。文应年间，日莲大师作《立正安国论》，详述日本本来信奉佛教法华宗，国泰民安，但后来改奉念佛的净土宗，以及禅宗、真言宗、华严宗、律宗等四宗，而尊奉法华经的天台宗反遭忽视，所以连年遭灾，皆因正法没落。邪法兴盛之故。

　　池田：确如所论。我的恩师户田城圣先生也经常说，作为历史的决定要因，必须了解“远因”和“近因”的看法。日莲大圣人对于当时带给生灵涂炭之苦的三灾七难的所谓灾害，以敏锐目光洞见其有“远因”、“根因”。他说：“国土纷乱之时先是鬼神乱。鬼神乱故万民乱。每当有重灾，其根因则在宗教、思想的混乱之中可以见及。”

　　金庸：在《立正安国论》中，日莲大师说：当今邪见者异见者引用荒谬解释，将法华等真理舍弃、禁闭、搁下、抛开，“迷惑一切众生，并将三国的圣僧、十方佛弟子全部称为群贼，并且加以骂詈”，从近处来说，那是违背他自己引为依经的净土三部经中所说的：“：唯除五逆诽谤正法”的誓文；从远处来说，他是忘记了一代五时最重要的《法华经》第二郑所说：“若人不信，毁谤此经，乃至其命终，入阿鼻狱”的诫文的人。现在已经是末代了，人们全都不是圣人，各人处于暗途，忘记了直道。没有人开启人们的蒙昧，真叫人悲伤！人们只追随邪信，真叫人心痛。

　　池田：我对于您的博识极为感服。《立正安国论》是以“破折念佛”为焦点，为什么要破折念佛呢？其理由之一，日莲大圣人举出其为“哀音”（《韩非子》中有“亡国之音”的故事），而“南无阿弥陀佛”的念佛唱名之哀音，会使人的求生意欲衰弱。既可夺去生命力，更会带来无以名状的哀伤之响——他当为这样的事感到忧虑。事实上，净土宗一心一意祈愿死后极乐往生，而另一方面，却视现实社会为“秽土”。将现世的努力错解为次要部分，结果则使人在心中养成“逃避现实”的思想。不能忽视的是，在精神史上，日本曾受到净土宗的大影响。那种“逃避现实”的姿态，就是所谓“随遇而安”、“躲在大树的庇荫下”，造就了对强者的诌媚奉承，易于屈膝卑恭的精神风土的原流。这并非已成过去的陈年旧事，近年来日本又有所谓“和平念佛主义”的潮流出现，但是，忽视“和平是争取得来的成果”、“没有不断争取就没有和平”的观点，只是和平、和平的在口中念念有词，却无所事事，其实是一种依赖他力，一厢情愿，不负责任的生活态度如此等等，也许就是所谓日本的“念佛思考”的精义所在。

　　金庸：我对此深表理解。日莲大师根据经文，预言天灾、疫病、饥馑出现之后，又必会有外敌入侵，内乱频生的“兵革之灾”，因而深深为国家多难而忧。他说：帝王以国家的基业而治理天下，人臣统领田园而维系社会。可是，外来的贼人来侵逼这个国家，又由于自己国内的叛乱而互相掠夺领地的话，又怎会不惊恐，怎会不骚乱呢？如果国破家亡的话，又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呢？倘若你希望得到一生的安泰，不是必须祈祷天下的静谧么？

　　池田：“立正安国”可说是和平思想的精髓所在。我是将“立正安国”放在这样的位置上：“不能立正就无法安国，同时立正即安国的成就由此完成。”如果将“立正”作为宗教的使命来看的话，则“安国”就可以放在世人的、社会使命的位置上。宗教的使命，不是仅止于宗教的层次上的，而是作为世人的、社会的使命来完成的——日莲大圣人就是这样主张的。

　　金庸：噢，原来如此。

　　池田：去年辞世的政治学家丸山真田先生，在分析日本佛教各宗派对政治的态度时，认为日莲大对人的教导是以“向王法”为宗旨。丸山先生所说的“王法”，质言之就是政治体制。大圣人的教导并不回避王法，但也不是单向追随，而是正面看待王法，还包含着有时会不惜同王法对着干的想法。适如所知，佛教被人指摘不够社会性，对社会现实课题欠缺积极关心的态度。在中国，这也是儒家对佛教批判时所持的论点。但是，“立正安国”的教诲则大大打破了历来佛教概念的框架，我认为其意义甚至可说是日本历史中罕见，在佛教三千年的历史中也是一项突出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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