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36)_金庸

三六

　　金庸：甘地也在悲剧中倒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所有著名的文人全部遭殃。有人就问：“鲁迅先生如果今天仍然生存，会不会挨批挨斗？”这句话是在香港问的。当时参与谈论的人意见一致：当然会被斗争清算。

　　池田：我也是这样想的。您曾经洞若观大地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不过是一场权力斗争。因而，在这场斗争中，鲁迅如果还健在的话一定也不能幸免于难，会在极“左”思潮中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他一定不会屈服的！以人而言，鲁迅具有洞穿历史的透彻眼光，那不就是一种超越时代潮流的慧眼吗？他似乎令人有一种在什么地方见过的“预言家”的风貌。尔后，在大势所趋的潮流下，他却具有一种敢于“反潮流’’的孤做清高的风骨，一种深藏于最深之处精神性本质也就在这种令人生畏之中徽微发光。我想，他如果经历“文化大革命”，相信其结果一定不会是幸运的。

　　金庸：是的，鲁迅先生的历史观，也就是他的民众观。他认为历史是民众组成的，上面所概括的两种时代，是宏观的中国历史，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士等等典型人物，是微观的中国历史，正如司马迁写到刘邦、项羽、秦始皇等人的传记，是另一类微观的中国历史。鲁迅先生认为，真正的中国历史，是由阿Q、祥林嫂、孔乙己这类人组成的，不是由秦始皇、刘邦、项羽这类人组成的，虽然如此，结果同是一治一乱的更迭。

　　池田：历史是“英雄”创造的呢？还是民众创造的呢？在历史学的领域中，近来出现了比较重视民众在历史中扮演真正角色的倾向。

　　金庸：西方历史学家渐渐重视经济史、社会史，风俗史、文化史等类型，不再像从前那样，以政治史为唯一的历史。近年来更兴起“民众史”的著作，所谓“由下而上的历史”，其中较早而最著名的当推英国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的《英国劳工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美国方面则是特克尔（S．Terkel）的《艰苦时代—— “经济大恐慌”口述史》（Hard Time：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但这些是科学性的历史，不是鲁迅先生心目中的以文学性笔调重现的真正的民众历史。

　　池田：然而，以令人尊敬的鲁迅的写作活动而言，从早期评论《摩罗诗力说》（1907年）以后，“寂寞”一词就反复出现在其作品中。何谓“寂寞”——怎样喊叫都毫无回响之声也。反而是在静默中以“无底的沼泽地”为对手的那种感触。在其生涯中，鲁迅一直无法摆脱“寂寞”啊！当然，那是与虚无感和绝望感并非一码子事。“人感到寂寞时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如其所言，那就是他创作的源泉。

　　金庸：对，要理解鲁迅先生的写作活动，“寂寞”一词是不能欠缺的词语。

　　池田：另外，鲁迅还说到：“只有看见黑暗”。在自己的写作中不断地提到“寂寞”、“黑暗”，鲁迅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担忧是那样深沉和复杂。但是，若非这种忧患，鲁迅又怎么可能荣获“笔的战士”的称号。鲁迅所认定的目标是那种肉眼所无法见及的“民众灵魂”的变革，那是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能踏足的高峰。只有登上险峰的人才会明白峰顶吹过的风是怎样的激烈。我认为，他的苦恼本身正是他斗争的伟大故事的证明。要成就伟大事业的人，必须一度面对那种孤独的锻炼吧！“寂寞”一词，想来也寓有鲁迅深深的真情。

　　金庸：您注意到鲁迅先生的一篇早期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令我佩服先生眼光的独到。中国研究鲁迅的人很多，但论及此文的并不多见。这篇文字作于1907年，比之《阿Q正传》早了十四年。那时鲁迅先生的作品，有很多介绍欧西知识和思想，这是其中之一。“摩罗”两字源于印度，原意为“恶魔”，亦即西方人所说的撒旦。鲁迅用这个词，来表示一种激烈的反叛的思想，对现存秩序制度奋力斗争的精神。撒旦是反叛天堂、反对上帝的，反对众所公认的道德与观念，全力发扬个性，始终不屈不挠，决不接受已定的制度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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