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32)_金庸

三二

　　金庸：一个人要报仇，把仇人千刀万剐，只是取快于一时，但如千方百计的图谋报复而终于大仇得报之时，能合情合理地宽恕了仇人，那更加令人感动。

　　池田：我也赞同这个观点，确是高见。“复仇鬼”邓蒂斯，终于渐渐向“宽恕”的方向变化。例如他以“妻子之死”的方式来向仇敌威尔福尔复仇，他这样喃喃自语：“希望我所做的不是太过分吧！”然后复仇剧的下场是以他放过丹格拉斯一命为结局。

　　金庸：对，宽恕了最可恶的人。

　　池田：恩师以自己为题材的《人间革命》（妙悟空著）的主人公名之为“岩九十翁”。在战时的镇压中，他的恩师牧口先生病死于狱中，身为弟子的户田却知着出了狱。即使是生于明治时代，性格刚毅、豪放磊落的人，只要说到牧口先生死于狱中，他眼中就泛着泪凶而激昂起来，一种河名状的愤怒，怎样也抑制不住。“谁杀了牧口先生呢？怎能不为先生讨还这血债？”——他把那种激怒的、心灵的怒火，名之为“岩窟王”吧！佛法中没有“复仇”的字眼，但是，那不是意味着决定放弃与邪恶斗，也非指要以暴力打倒某种特定的社会和个人。而是要同隐藏在人和社会的深处，更本源的“无形魔性”进行决斗。这就是户田先生的复仇、仇讨的根本之意，要打破那“无形魔性”是很困难的，所以才怒火燃烧，非以全身心去战斗不可。

　　金庸：邓蒂斯的战斗，超过“以眼不还眼，以牙还牙”的简单复仇，那种拯救的行为，令邓蒂斯的人生观的深处显出了大度。

　　池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扉页中引用了其督教《圣经》中的一名话：“复仇在我，我必报应。所谓“复仇”在人而言，有不应逾越的一线。谁也没有权利践踏其他人的人生一切，夺取人家的生命的权利。最终而言，不要隐于人审判人的傲慢之中，让最后的审判托付给超越人为的某种因素。相信托尔斯泰也看到了这一点。户田先生也说过这样的话：“以人代表神来进行惩罚的想法是错误的，必须以‘法罚’，当法律有力量之时，则人罚人就没有必要了。”

　　金庸：中国在西汉之前，报仇的行为在社会上是得到认可的。杀父之仇如果不报，会被公认为不孝，因而是无耻。日本在镰仓、室町时代，发展出“仇讨”和“助太刀”的风气，对复仇行为也相当肯定。

　　池田：对，尤其是江户时代，“仇讨”还被制度化，群臣之间也如此。例如“忠臣藏”等，一来被写成书，编成短剧、电影，这类作品，不计其数，反反复复地传播，深受庶民的欢迎。“仇讨”之事，正好说出是多么深植于人的情念之中。歌德曾阐述过：“社会如果放弃判决死刑的权利，自卫马上就会出现，叩响了血的复仇之门。”我认为，要将这种情念向高度境界升华，正如托尔斯泰所暗示一样，宗教的契机是不能欠缺的。

　　金庸：邓蒂斯的复仇，一部分是痛快淋漓，在另一场景中，他本可杀了仇人的爱子，令仇人终生伤心，但终于答允了旧情人曼珊黛（仇人之妻、青年之母）的恳求，饶了这青年。这并非只是恕了对方而已，而是准备赔上自己的生命。

　　池田：这是邓蒂斯同曼珊黛之子阿尔贝尔决斗的场景。在决斗的前夜，邓蒂斯已经应允曼珊黛的恳求，决意在决斗时让阿尔贝尔杀死自己（在决斗中住手不杀，对方可随时乘机杀了自己）。但是，当阿尔贝尔听到母亲讲述了一切的经过之后，却在决斗场上邓蒂斯道歉，提出中断这场决斗。

　　金庸：作者以这种突出的杀人事件，表达主角重情义、轻性命的高尚情操，令人留下永不能忘的深刻印象。

　　池田：的确是令人感动的一幕。曼珊黛押上自己的性命站在邓蒂斯面前，邓蒂斯也为曼珊黛强烈的一念所包围，最后终于让步。一言以蔽之，这是母亲的伟大——“爱的象征”，是母性的胜利。这种母性的伟大，不仅折服了邓蒂斯，也折服了阿尔贝尔，他在决斗的途中表示要中止这场决斗，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可耻的事。

　　金庸：我的《雪山飞狐》的结尾是不确定的，许多读者念念不忘，常来问我：“胡斐对苗人凤这一刀是不是砍下去？”砍还是不砍，决定于胡斐的性格有多高尚，以及他对恋人苗若兰的爱情有多深厚，是轻于还是重于对自己生命的爱惜？这是每位读者自己可以评估的。我故意不写确定的结果，主读者们多有一番悬疑，多有一番想像而自行判断的乐趣。

　　池田：说得好，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金庸：不敢当！邓蒂斯对另一仇人之女华朗蒂纳的救助和成全她的婚姻，也足见他伟大的心胸。邓蒂斯处理恩仇之际，令人感怀处不在其如何报恩报仇，而在其如何不报仇，在其如何以德报怨。邓蒂斯最后舍弃富可敌国的仇万家财，偕同美丽而温柔的少女艾黛飘然远隐，令读者感到甜密的安慰，也当是这部杰作成功的原因之一。

　　池田：大仲马在这部大著作的最后写下这样的话：“等一等，却要怀着希望！”“等待”，然后是“希望”，这一句话不是单纯的一句警世之言。话语虽简单，却应当想到，实际上，为了跨越现代文明的课题，其中蕴藏着一个答案。

　　金庸：请道出其原因，我愿洗耳恭听。

　　池田：现代文明的一个大的特征是，不肯等待必须经过后“时间”，也即是固执于“只追求结果”。总之是无论做什么，不是一步一步，地地道道，按照顺序而堆积起来。首先是“结果”，不着重途中的经过或过程。总而言之，是不知道努力去“等待”。做什么事也好，想急着下结论，“结局怎么样？”，正如“一加一等于二”一样，什么也要依自己的意欲，只是以算盘盘算结果。在这里，这是科学文明所内含的一大缺陷。在某种意义上，这不就是人的“骄傲自满”吗？容易达成之事不能长久。而且，事物会有不能预期的事态的发展，不一定是“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数学公式般简单。要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在认真、热诚、努力，以敢于面对，誓死要克服一切困难中才会有人生，那种奋斗也才可以结出果实来。不想努力就企望早点让“结果”落入手中，这看似聪慧，却是人生哲学中的傲慢和愚蠢。知道要等待，又不忘抱着希望——这里有现代社会已快看不见的健康的乐观主义的智慧在搏动。

　　金庸：原来“等待”这个字中包含有这样的意义。

　　池田：上一次，我们谈到伯利克里斯曾说过，“知时”是作为领袖的必要条件之一。伯利克里斯所说的“时”相信包含了“等待”这一层意思。总之，“时”并非指特定的某一时间，在达到其时为止，也会有充满各种各样的葛藤、格斗的过程。无论如何，《基度山恩仇记》结尾的这句话，是一句令人引起无限联想的语句。

　　金庸：大仲马另一部杰作《三剑客》（Les Trois Mousquetaires），中国有伍光建非常精彩的译本，书名作《侠隐记》，直到今天，我仍觉得译得极好。我有时想，如果由我来重译，一定不会比伍先生译本更好。（笑）《三剑客》像一本中国古典小说。

　　池田：谈到翻译，牧口先生在本世纪初所著的教育论在八年前被译成英文，引起了反响。对于教育的关心全世界都是共同的，学说可以超越时代而被一代代人所阅读。拙著被翻译成其他文字时，我曾十分惶恐。与汤恩比博士的对话集《展望二十一世纪》，在全世界被译成二十一种文字，各地都有意想不到的读者说读过这本书，我因此十分感谢“翻译”这件工作。不管怎样，一部作品跨越了语言、国界而令读者喜爱。为此，作品的完成是在“翻译”中比原来变得更丰富，“翻译”本身也有生命力。

　　金庸：不过此书的续集《继侠隐记》，译笔似就不及正集，或者伍先生译者此书时正逢极忙，或者正集既获大成功，译续集时便不如过去之用心了。（笑）

　　池田：先生您对《三剑客》给予很高评价。因而对续编也就十分期待，不免有不足之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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