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31)_金庸

三一

　　金庸：大仲马的《黑色郁金色》描写荷兰人为郁金香花着迷，一对青年情侣培植出黑色的花种，大受欢迎，可是有人巧取豪夺，引出种种惊险故事。

　　池田：在大仲马的作品系列中，《基度山恩仇记》应是写得最好的吧！

　　金庸：最好的恐怕是《三个火枪手》。《基度山恩仇记》的最大魅力，确如先生您所说，主要在于它的情节引人入胜，往往在意料之外，但细思之却又在情理之中。我写成《连城诀》后，忽然惊觉，狄云在狱中得丁典授以《神照经》一事，和《基度山恩仇记》太接近了，不免有抄袭之嫌。当时故意抄袭是不至于的，但多多少少是无意中顺了这条思路。

　　池田：先生是被称为“东方的大仲马”的文豪。果然也与大仲马的许多思路不谋而合呢。

　　金庸：岂敢，岂敢。（笑）若要避开其近似处本来也不为难，但全书已经写好，再作重大修改未免辛苦，何况丁典的爱情既高尚又深刻，自具风格，非《基度山恩仇记》的法利亚神父所能有；即使在我自己所写的各个爱情故事中，丁典与凌霜华的情史，两人的性格，也都是卓荦不凡，算是第一流的。要舍弃这段情节实在可惜。

　　池田：《连城诀》的日译本一旦问世，我想将它与《基度山恩仇记》比较来读，法利亚神父的身上有“哲人风貌”啊！例如，他对邓蒂斯曾说过下面的一段话：世上有知识渊博的人和学者这两种人。记忆立生知识渊博，而学者制造的则是哲学。再者，这种“哲人风貌”是以深厚的学识所支持的，他还这样说道：人间的学问是有限的，我教给你数学、物理学、历史，然后教你我懂的三咱四种现代语文，这就是我所知的全部。从我的脑袋移到你的脑袋中去，有二年时间我看也就够了。“我所知的全部就是这些。”说这句话的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知识人吧！也因为是大学问家，才可以判断该知或不必知的。

　　金庸：真是意味深长的话啊！

　　池田：说到法利亚神父的这些话，不由得想起以前我的恩师他常常说到：“请你们举出自己最拿手的学问来，如果给我三个月的充裕时间，不管什么学问，我一定不输给你们。”由此而知，恩师是位真正有学问的人。

　　金庸：您拿我和大仲马相比是不敢当的，他的精彩之处我远远不及。不过我们二人的不说的风格很相近。各拿最好的五部小说来打分平均地比较，大仲马当高我数倍；如各拿十五部来平均地比较，我自夸或可略微占先。（笑）前面我们讲过，因为他的佳作太少而劣作太多且极差（许多是庸手代作），拉低了佳作的平均分数。

　　池田：在法国文学中，能够跟大仲马与维克多·雨果比户的大文学家，在现在的西洋文坛，并不多见。现代文学，特别是二十世纪的文学，在细致的心理描写、写实的技七及文体等方面上，想来确实产生过优秀的作品。可是说到“故事”的好看和想像力的丰富，就不能跟大仲马、雨果相比了。大仲马、雨果的作品中洋溢着的那种“使生命复苏的力量”之大，在现代文学中是少见的。当然，作品也角及“时代”，一旦角及就会挑起更大的“生命的脉动”。现在，再想求取那样的文学是匪夷所思。我有这样的看法：觉得现代的孩子们正追求“动人心弦的事物”，面对着今日划一性的社会，就要借助有着“丰裕的世界”的“故事的力量”才能跨越之。

　　金庸：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学院派文学评论家与瞧不起大众的作家成为文坛风气的法官司，以致凡是着重故事的小说都受到贬低，大仲马、巴尔扎克、雨果这些辉煌一时的大小说家的评价被大大降低，几乎沦为二流作家，这样的论断我是不同意的。1994年，澳大利亚的悉尼举行“文学节”，我以外国作家的身份受邀参加。我在会中作了一次演讲，强调“故事性”在文学中仍应占传统上的地位，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与去持。不过目前流行的观念似乎不易改变。

　　池田：被称为“Renaissance”（意即“重生”或“再生”）的“文艺复兴”——现在期待中的新人文主义（Hu-manism）中，建立其核心“文学的复兴”备受渴求。我的恩师也说过：“如能读伟大文学，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佛法。”在伟大文学中，包含着佛法所说的“十界”，以及其他的。为了“人文主义”的兴隆，我痛感“文学的复兴”甚有必要。

　　金庸：文学可使人生变得丰富多彩，佛教可以解决人生问题。两者都在探究人生。

　　池田：我认为，与您的“文学对谈”，也是对这个“文学的复兴”时代的展望。

　　金庸：我想是这样的。以“伟大文学”而论，大仲马与雨果的作品正是实至名归。大仲马能在世界文学史中占一席地，自然并非由于他的小说中情节的离奇，而是由于书中人物的生动。能创造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是小说家极高的文学才能。

　　池田：要紧的不仅仅是故事的情节，而是怎样描写塑造人物吧！

　　金庸：至于设计多种衡奇古怪的情节，文学上向不重视。《基度山恩仇记》和《三个火枪手》的文学价值，都在于书中主角的个性鲜明，形象生动。不过，《三个火枪手》的文学价值高得多，因为《基度山恩仇记》的人物忠奸分明，性格简单，颇为脸谱式，缺乏层次和灰色地带。

　　池田：这样说来，《基度山恩仇记》的坏人果然是恶人相，（笑）《三个火枪手》就没有这么多坏人。路修福尔等人物是作为达太安的宿敌般的存在，却并不一定是坏人。您这一点破，使我豁然开朗。

　　金庸：我相信在人间社会中，善与恶是复杂交错在一起的，在这个社会中没有认是百分这这一百的善人，也没有一无是处的坏人。恶人中也有善的一面，善人中也有坏的方面，不过占的比例较少而已。作者要考虑的是怎样才能真实地写出来。我在写作《倚天屠龙记》时表示了人生的一种看法，那就是，普遍而言，正邪、好恶难以立判，有时更是不能明显区分。人生也未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是不能楚河汉界一目了然的。人生真的很复杂，命运确是千变万化的。

　　池田：您这种人生观很接近佛教的人间观、生命观。佛典中有“背善日恶，背恶日善，故心外无善无恶，离此善恶去无记，善恶无记，此外无心，心外无法”等说话。善恶为“不二”，人的生命本来就具有善恶两面，人心的动向，并不能限于善恶的任何一方。按照这话来分析，我认为您的看法与佛法的想法十分接近。

　　金庸：多谢您的指点。我所以有此观点。或许是受了佛法的教导。

　　池田：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基度山恩仇记》比喜欢《三个枪手》更多，同您这位“大作家”唱点反调，失敬，失敬。（笑）

　　金庸：岂敢。（笑）《基度山恩仇记》中，基度山伯爵（邓蒂斯）的报恩报仇固然大快人心，但更重要的是他慷慨大度的人格和君子风度。

　　池田：这是说不止于“一味要复仇”，而是怀着人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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