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0)_金庸

一〇

　　金庸：在古代与中世纪，商业常常是引发战争的主因。雅典和希腊城邦的战争、罗马与迦太基的大战，都是源于商业利益的冲突。中世纪的威尼斯人必须建立强大的海军和陆军，用以保护商业，与阿拉伯人作战。到了较近代，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连年恶战，争夺商业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英德从商战进而演变为血肉横飞的大战。到了二十纪后期和将来的二十一世纪，情形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贸易不再是互相掠夺或是肃削作为市场对象中的国家人民，而是各国进行最有效益的生产，和外国作平等互利的交换。

　　池田：对于那种商业上的利益或商业精神必然诱发战争的论点，我想有必要稍加讨论。譬如：古代的印度是将商业精神视为构筑和平的极大的要素。当然，也有对之截然相反的看法。以此点而论，适如金庸先生所言，二十世纪进入后半叶后，经济层面的相互依存的体制日益加强，迎来了无论如何也不允许大言大惭要求突出利于本国的做法的时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金庸：日本向美国出口汽车，不是掠夺美国的经济资源与财富，而是让美国人有机会以比较廉宜的价格，买到比本国货更加精良的汽车。美国向日本出口电脑、飞机、药品等等，性质也一样。这种贸易使美国人民得益，也使日本人民得益。香港（事实上是英国当局）很早就了解这喑的好处，了解自由贸易对各国人民有利，所以我们不收关税，不论什么货物输入香港，我们不收税（只对香烟、酒精等收税，目的不是限制贸易，而是限制人民对这些有害物品的消费）。日本与香港将来除了进一步加强关系外，更可在促进世界处由贸易上共同合作努力。

　　池田：趋向专为自己国家着想的举动之事，在世界各国之中确实并非少见，审不应当被纵容的。纷争也好，利害冲突也好，必须在某些制度和规则下来处理解决。为此而要制定新的世界秩序。好歹也许应当带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史的特征一样。联合国的存在就是其象征吧。在安理会大国拥有否决权的情况下，陷于麻痹状态的安全保障之机能，也直到冷嘲热讽战后在波斯湾战争时才显示出来，说起来是好不容易其机能才开始运作。更有甚者，此后的索马里、波斯尼亚等纷争所显示出来的。（人们）对之的期待是太过大了……倒是，已开始见到的朝向新的“世界一体主义”曙光的一点动静，也是所谓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动向，想来同我们所考虑的上述的世界史之意味是一样的。

　　金庸：贸易问题也应当依据同一原则吧！

　　池田：是的，在GATT（总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成功中，GATT在向WTO（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中被消解。对于促成全世界经济的管理体系和规则，这是令人满怀希望的“一大步”。然而，为了让这个管理体系和规则能够灵活地适用，其根柢必须有协调和互助的精神，不断地磨炼一种“多重（复眼）的思考”，即站在对手的立场去考虑（将心比心的体谅），这种度量是不可欠缺的。曾如倾家荡产盆大雨似的日本的出口攻势，招致全世界的唾弃，但最近已经相当收敛。“只是自己好过，何必管对方变成怎样”——在这种与经济动物性思想（Economic-animalism）同类的放任自流的持续下，规则也好、秩序也好，共存共荣也好，统统都不复存在。在这一点上，日本应当向香港学习。

　　金庸：请问先生：在促进日港之间的关系上，我们两地之间有什么具体的工作可做？对于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们谈得很投机。其它方面也不妨谈谈。有一件小小的具体事情，如果日本和香港对于对方旅游者互免签证，或许有促进友谊，加强关系的好处。

　　池田：金庸先生对日港友好认真探讨的一席话，是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啊！对于互免签证的问题，去年年底来日访问的港督彭定康先生也言及于此，与先生您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也对此意念（idea）深表赞同。签证也罢、护照也罢，在本世纪前半叶中曾成为特别令人讨大厌的东西，与全球性时代格格不入。其次，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以“眺望未来”的观点来看，不仅止于政治、经济，还应该在文化、教育的方面结成多角的、多重的关系。难道不应作如是观吗？经济方面等的建立关系，恰如先生您所指出的那样，早已十分密切，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心与心的联结”还未曾完成。军事、经济，其次是政治在表面上仅有交流，却有界限。是到了推进民众层面的文化、教育的交流，互相了解，建立信赖的关系的时候了。

　　金庸：领教了。

　　池田：前年，我曾出席在香港举办的以东京富士美术馆收藏品为展品的“日本美术名宝展”。当时，参观的许多来宾都异口同声地说到：“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日本的‘美丽之心’啦！”至今为止，还不曾存在日本已获得中国或者香港人民信赖的历史。当然，在一个工业化的社会里，对日本的科学技术或者工业制品十分熟悉，然而对于深奥的文化却未必了解。但是，这种日本也有“美丽之心”——的惊叹，不就是发自来宾的各位的吗？然后，我们不就可以一点一点地缩短心的距离吗？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如以远大目光眺望时，文化的交流，还有教育的交流是关键之处，可通过这些活动来培养心灵的幼苗。我对此坚信不疑。再者，我认为，认真致力于这种“心的交流”，这就可以成为决定日本命运的巨大的要素。

　　池田：正在进行“四个现代化”的中国，引起全世界的注目。我也曾往深圳等经济特区进行实际考察，确认了现代化正在实现这一事实。在推行改革开放的中国，香港回归后将担起什么样的任务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历史实验的过程中，香港将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呢？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筹备委员会一员的金庸先生，有关此一问题的预见会有什么想法，祈能多多赐教。

　　金庸：“九七”后香港回去归中国，成为中国大家族的成员，香港的一切问题，除了本身的地方性之外，都要和中国一起来考虑。

　　池田：当然，这是大前提。

　　金庸：一想到中国，立刻就出现“庞大”的概念。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香港的九千多倍；十二多亿人口，是香港人的二百倍。我们投入这样一个大家庭之中，真正是前程无限，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事业都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对于一项精打细算、小眉小眼的香港人，真像是“小人国”的人物走进了“大人国”，岂仅是《红楼梦》中的乡下女人刘姥姥进入富丽豪华的大观园而已。（笑）

　　池田：正如刚踏入主人的贵族大庭院时，举目所见大吃一惊的情况，是这样的比喻吗？香港人不久之后就要成为中国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在这个立场上，今后特别重要的思考课题之一是中日关系。

　　金庸：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由于过去交通不便，除了文化和宗教上的片面交流之外，相互关系中可一提的只是片面的侵略。中国以文化、文明交给日本，日本却以倭刀和枪炮加诸中国。

　　池田：真是一针见血。这是令人耻于提起的“恩将仇报”的历史。您在以黄土地为舞台而展开的大著《书剑恩仇录》日文版出版之时，曾惠寄一文，内中论及侠士十分注重“大丈夫”之名誉，并得出极明快的结论：犯错自然不是好事，但更不能原谅的是知错不改或死不认错，这是对名誉最大的损害……确是一语中的。正如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的执政者和学者之中，不乏想隐瞒掩盖日本对中国曾有过的行为，这也是构成两国关系不稳定，在未来潜有危机的障碍。

　　金庸：日本战后经济上的奇迹，有些外国学者作了研究之后，说是由于发扬了中国儒家的传统。所谓儒家传统，主要当是“群体观念为先，个人利益居次”。东方社会重家庭和集体利益，往往可以克制自私自利的打算。

　　池田：“克制自私自利打算”是与“牺牲和抑制个人的利益”表里相承的。在日美贸易摩擦发生之际等情况下，日本因强调牺牲个人、集体优先而招致美国方面猛烈的炮轰式攻击。但是我觉得，儒教思相恰似一方面讲，并非现代主义者立场所指摘的完全是封建落后的，在儒家传统中，其实有众多宝贵的精神遗产。

　　金庸：这种发自内心的天然习性，西方人是学不来的。然而日本的成功引起了举世的妨忌的排斥，美国汽车制造中心底特律城大街上放置几辆日本汽车，任由路人拿起木棍、铁棒，将之砸得稀烂，用以泄愤。日本不可能这样长期获得经济上的大成功而不受到限制与报复。那么日本的出路在哪里呢？西欧国家结成了共同体的联盟，有共同市场，将有共同的货币和经济政策。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建立共市关系。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文莱、越南等国，也结成东南亚联盟。诸国联盟成为集团已是世界性的趋势。

　　池田：正是如此，这种趋势已愈来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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