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9)_金庸

九

　　池田：准确而言，在中国，同香港相类似的过去为外国殖民地而已经归还的地方不在少数吧。

　　金庸：香港新界租约是1898年（光绪廿四年）英国强迫中国签订的。就在这一年，德国强迫中国租借山东省的胶州湾（青岛），为期九十九年；俄国租借旅顺、大连，为期廿五年；英国又租借山东省的威海卫，为期25年。第二年，法国租借广州湾（湛江），为期九十九年。1905年，中国承认租给俄国的旅大转租给日本。除了香港的九龙和新界之外，其余的租借地，中国都早已收回了。中国以前收回威海卫、旅大、湛江、青岛等租借地，收回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厦门、镇江、九江、苏州、杭州、沙市、重庆、营口各地的外国租界，收回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收回给日本强行霸占的东北四省，都不需要征求当地居民的意愿。

　　池田：我想香港也是以同样的状况处理吧。

　　金庸：对。中国如果不理英国的反对，不理香港人的意愿如何，径行以一纸通知，在1997年7月1日或以前的任何日期宣布收回香港，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事实上，青岛的租借也要到1997年期满，湛江的租借故要到1998年期满，但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便收回了。德国打了败仗，固无抗辩之力，法国是中国的同盟国，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从1945到1949年，从1949年到今日，中华民国政府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随时有权收回香港。这两个政府所以没有收回，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因为不收回香港，对中国政府利大于弊。中国政府之不收回，是出于对利益上的考虑。由于香港的保持繁荣对中国有利，而香港要保持繁荣，必须保持稳定。

　　池田：强制运作怎么也会产生不合适或者偏差，因此中国从国家利益考虑，一直不去强行收回香港，而且决定在香港回归中国后依然保持现状五十年不变。这是一种对历史演变的广阔视角性的洞若观火，确实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才能作出的明智选择。我不禁想起《孙子》中一段有名的话：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谋攻篇》）以诉诸武力为下策，不以擅动兵伐为常用手段，而以损害最少、以谋取胜为上策，这不正反映中国传统的政治外交之所以优秀的本色吗？比之日本的外交术等等，我从中悟出这是成熟的具有大家风范的构想。而这种独特的中国式构想，如穷究其从哪里而来的话，应该说是从健全而又深奥的“人本主义”传统所产生的吧。

　　孟子有云：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孟子·梁惠王篇》）思想倾向也好，领土也好，都是为了培养人，有益于人的，而是为了害人而出现的。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当以“人为根本”来考虑，“从人出发”。我想，上述所举的《孟子》的话，就是中国的古典之“人学的宝库”。围绕着处理香港问题，可以看出，这个基于中国的现实而作出的灵活的对应也是人这种“人本主义”的传统的智慧表现。在二十世纪里，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是“以其养人者害人”的疯狂，大力鼓吹“反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于今一息尚存的狂热的狭隘民族主义，仍是会害人不浅的。

　　金庸：香港居民的意愿也是长期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不过香港居民还特别强调，我们要求保持原有的自由生活方式、现有的法律与法治制度，否则的话，港式繁荣与港式稳定不能保持。对于“长期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在数十年内生活方式及法律制度不变”这两大要求，香港居民不论是参与统治的上层人士，企业家与厂商，或专业人士、家庭主妇，政治上的极右派反共人士或左派工商界、工会，从示提出过异议。所以，香港居民中压倒多数的意愿是一致的，只有人数殊不足道的极少数不同意见。

　　池田：对此，我深表理解。

　　金庸：据说，曾有一群思想激进的香港青年上北京献议，主张彻底改变香港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行社会主义。中国政府负责人劝告他们不要提出这种主张，中国当局也不会接受他们的主张。事实上，中国当局所提九七之后的方案，也包括了“繁荣稳定，自由法治”这两大要求。中国当局明确表示，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后，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这些承诺，明文写在《基本法》之中。

　　池田：回眸看看亚洲的近代史时，就会发现香港的命运与日本的命运曾有过深深的关系。金庸先生您当然十分清楚，导致香港被“割让”给英国的鸦片战争，也给当时的日本带来无可估量的影响。欧洲列强的武力侵略和当时清帝国的无力抵抗——这使得高杉晋作、久坂玄瑞、坂本龙马等明治维新的志士们，提倡日本的“开国”（译注：与“闭关锁国”相反）、“日本必须觉醒了”等等思潮，这是从鸦片战争所获取的危机感。维新的志士们，当时曾盛行提倡“日本与中国乃唇亡齿寒之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是要建立“命运共同体”。这种倡言或是觉得日中两国除了历史、地理的联系外，并无太深的双边关系。

　　金庸：是吗？鸦片战争和香港的割让，使得日本的“有识之士”兴起唇亡齿寒之感，因而有推倒德川幕府、明治维新等一连串的现代进程。这令人很感兴趣。

　　池田：那意味着香港的将来要对日本的将来有一个相当于的关连，决不是无所谓的态度。动荡激变的亚洲、日本与香港、中国，进而亚洲诸国，应该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才好呢？香港的归还中国，那该是一个非常大的契机。

　　金庸：这样的历史性连锁反应，当时恐怕是谁也料想不到的。在今日，各国相互之间的关系，比之一百五十年前更加密切得多了。以国际关系比作化学反应，那是在缩小了的容器加以高温，化学报应势必更加迅速而猛烈的进行。

　　池田：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譬喻。

　　金庸：以香港与日本距离之近，双方人民来往之频繁，经济关系之密切，香港和东京之间的相互影响，或许超过了香港与上海之间、东京和札幌之间的相互影响吧。近二十年来，日本文化对香港人影响很大。香港人普遍使用日本汽车、各种电器用具，接受日本歌曲（有不少香港流行歌曲是购买了日本歌的音乐版权，配以广东话歌词，例如十分流行的那首《容易受伤的女人》和日本漫画，香港的日本百货公司如大丸、三越、崇光、西武、八百伴等等挤满了香港顾客。

　　池田：我访港时也有这个体会，因日本语的招牌太多而可以一目了然。（笑）

　　金庸：日本食物例如寿司、鱼生、铁板烧等大受香港人欢迎。只有最近由于钓鱼台群岛事件，日本事物受欢迎的程度才打了折扣。无论如何，相信这只是短期的现象。另一方面，香港电影明星、歌星等娱乐界人士在日本也开始受到注意。日本是香港人旅游最热门地点，香港也是日本人最爱到旅游点之一。

　　池田：诚如所言，香港与日本正在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

　　金庸：香港国际创价学会由于宣扬佛教正宗教义，提倡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宗旨高尚纯正，在香港发展迅速，各处随时可以遇到创价学会的会员。当然，这也与香港支部的领导人以及各级工作人员热心会务、努力不懈的精神有关。

　　池田：谢谢。那完全是因为在先生您的带动下，香港的许多贤达给予温暖的照料才可能取得的。托您的福，香港国际创价学会作为对社会要作出贡献的团体，其在香港受到各方面赞赏的鼓笛队、音乐队等，参加对外活动已超过一百次以上。今后，我祈望香港国际创价学会的会员能更进一步，以优秀市民为目标，为香港的发展而作出贡献。

　　金庸：日本和香港有两上共同利益。第一是和平，第二是自由贸易。只要保持和平，进行自由贸易，日本和香港肯定会“共存共荣”。在二次大战时，日本也大叫“共存共荣”的口号，然而那是在日本统治与控制之下的共存共荣。“东亚共荣圈”是日本称霸，其他东亚国家服从日本的指挥与号令，日本独享光荣与利益，容许其他臣服的国家勉强生存。今后的共存共荣，却必须是各国完全平等互利的。

　　池田：我十分赞成。各国的历史、传统不同，就当然会有利益的冲突。但是，无论怎么说，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关系都必须以“人间的信赖关系”为基础，因此，“平等互惠”的原则不可或缺的。要以认同相互的差异、互相尊重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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