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277)_罗曼·罗兰

二七七

　　工人多半都是这样。他们往往陶醉于豪言壮语之中，但忽然一下，又落入了失望的深渊。他们的幻想漫无边际，毫无根据，但并不是他们凭空虚构，而是廉价贩来的现成货色，是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在低级酒店和咖啡音乐厅消愁解闷时捡来的传闻。懒得思想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借口多得不胜枚举：就像一头不再苦斗的困兽，只想躺倒不干，安安静静地消化肚子里的食物，头脑中的梦想。但酒消梦醒之后，剩下来的只有更疲惫不堪、口干嘴黏的困倦。他们不断地捧领导人，捧得热火朝天；但过不了多久，又对他产生了怀疑，并把他抛弃。

　　最可悲的是他们并没有错：这些领导人一个个都是功利虚荣吸引来的；只有一个育西哀，因为肺病到了晚期，死亡已经发出通知，才能抵制引诱，而其他领导人有多少个不是背叛，就是厌倦不堪啊？像那时各个党派的政客一样，他们也经受不起考验，成了牺牲品，而侵蚀他们的祸害不是美女就是金钱，或者既是美女又是金钱——其实，两者是合而为一——大家都看得见，不论在朝党或在野党，都有第一流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大政治家的人物——换了一个时代，也许他们早已功成名就了——但是他们在执行大计划时做出没有思前顾后的事情，或者半途而废，置国家大事于不顾，而沉醉于逸乐之中。他们可以勇冠三军，战死沙场；但很少领导人能不大吹大擂，坚守岗位，掌握方向，尽忠职守而死。

　　意识到这种根本弱点就砍断了革命的大腿。工人的时间花在互相指摘上。他们的罢工总是失败，因为领导人之间，或者同行工会之间，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总是意见分歧——因为虚张声势的威胁其实是胆小懦弱的表现——因为绵羊般驯服的遗传性使罢工反抗者一得到法院的勒令就重新戴上枷锁——因为投机分子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利用别人罢工反抗而去靠拢老板，使自私的奉献得了高昂的报酬。还不用提群众运动必然产生的混乱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群众只想举行带有革命性质的集体罢工，却不愿意政府把他们当作革命党。他们对于枪尖上的刺刀没有一点兴趣。他们想吃炒鸡子，却不愿意打破蛋壳。总而言之，他们只喜欢打破别人的鸡蛋。

　　奥利维在看，在观察，他并不觉得奇怪。他看出了这些人是多么不胜任他们自认为胜任的大事业；但他也看出了必然带动他们前进的力量；他还看到克里斯托夫已经不知不觉地随着潮流走了。至于他自己，他也只想顺大流，但是落花有意，流水偏偏无意把他带走。于是，他只好待在岸边，瞧着江水奔流。

　　这一道奔腾汹涌的流水激起了巨大的热情、私利、信仰，使它们互相冲突、溶化，浪花四溅，漩涡倒流。带头的是领导人，他们身不由己，被推到了前面，其实，他们最缺少的也许就是信仰；他们以前信仰过，但就像他们嘲笑过的教士一样，因为发过誓不得不认账，只好勉强自己去传道说教，坚持到底。在他们后面，大队人马是粗暴的，动摇的，近视的。大多数人的信仰是偶然造成的，他们现在随大流相信乌托邦；但到晚上潮流一变，他们就不信了。许多人有信仰是因为需要行动，想要冒险。另外一些人却是根据不合情理的逻辑。还有一些人是好心好意参加的。深思熟虑的人只利用思想观念作为战斗的武器；他们斗争的目的是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胃口大的人暗中希望贫苦的生活来个彻底的大翻身。

　　但把他们带走的潮流比他们大家都更聪明；它知道要到哪里去。旧世界的堤防暂时阻挡一下潮流有什么关系？奥利维早就料到社会革命在今天是要失败的。但是他也知道无论胜负，革命都会达到目的；因为压迫者不等到害怕被压迫者的时候，是不会答应他们要求的权利的。就是这样，革命者使用的不公正的暴力，和他们事业的公正性一样，都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公正和不公正是盲目而可靠的力量计划中的两个方面，这种力量带领大队人马前进。

　　你们受到主子的召唤，想想你们是什么人吧。从肉体看来，你们之中并没有多少智者、强者、高贵者。但主子却选了世界上的愚者来战胜智者，弱者来打败强者，卑贱者来摧毁高贵者，以虚攻实，以无克有……

　　然而，不管支配万物的主子是怎么样的人——不管他有没有理性——即使工联主义所准备的社会机构将来会取得相对的进步，奥利维也认为不值得克里斯托夫和他把全部幻想的力量和牺牲的劲头都投入到这场地面战斗中去，因为战斗并不会打出一个世界来。他对革命所抱的神秘希望已经消失。平民并不比其他阶级更好，也不见得更忠诚，尤其是他们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在利害冲突的洪流中，在热情奔放的污泥浊水中，奥利维的眼睛和心灵都关注着独立精神的小岛，真正信仰的小组，他们七零八落，好像流水上涌现的落花。他们是些超凡脱俗的精英，怎么混在群众中也会脱颖而出，出污泥而不染，精英也是物以类聚——无论哪个阶级，哪个党派的精英——他们都是高举圣火的人。他们神圣的任务就是不让圣火熄灭。

　　奥利维已经做出了选择。

　　和他家隔了几所房子，有一个小小的鞋店，比路面还要低一点——只是用几块木板钉在一起，再加玻璃和纸板拼起来的。进店先要走下三步台阶，站着还要弯下腰来。店里只容得下一块摆鞋子的隔板和两个凳子。一天到晚都像传统的鞋店一样，听得见鞋匠在唱。他吹口哨，敲鞋底，用嘶哑的嗓子哼着粗俗的小调或革命歌曲，或者和走过玻璃窗外的邻居打招呼。一只喜鹊翅膀受了伤，在人行道上一蹦一跳，从门房走到鞋店来。它停在店门口最高的一步台阶上，瞧着鞋匠。他就暂时放下手上干的活儿，吹笛子似的说些调戏的话，或者吹口哨一般哼着《国际歌》。喜鹊嘴朝天，认真地听着；有时，它嘴向前一扑，仿佛在打招呼，又不自然地拍拍翅膀，想要站稳；然后，忽然身子一转，不等鞋匠把话说完，就拍拍一只翅膀，和另外一个翅尖，飞到路边长椅的靠背上，对着街上的狗叽叽喳喳。那时，鞋匠又敲打起手头的鞋面来，虽然听他说话的喜鹊已经飞走，他还是一样把他没有说完的话说完。

　　他有五十六岁了，快活而又粗暴，眉毛很浓，眼睛很小，笑眯眯的，头顶秃得像个鸡蛋，底下的头发像个鸟窠，耳朵长满了毛，缺了门牙的嘴一笑起来就露出一个黑洞，简直像一口井，胡须乱蓬蓬、脏兮兮的，他用鞋油染黑了的钳子一般的手指一抓，就抓得更脏更乱了。街坊上叫他斐伊哀老头，或者斐伊哀德，或者拉斐伊哀德——为了气他，还把他叫作保皇党的拉斐德，因为老头在政治上高举的是红色大旗，年轻的时候就参加过巴黎公社，判过死刑，后来改为流放；他对这些往事扬扬得意，对巴丹革、迦利弗和傅狄革这一伙公社的对头恨之入骨。

　　他积极参加革命集会，热烈地拥护高加，对他吹胡子，瞪眼睛，用打雷的声音预言报仇雪恨的理想快要实现了，觉得很痛快。对高加的演讲，他一次也不错过，听来像是在喝好酒；听到一个笑话，他会张开大嘴哈哈大笑；听到一句咒骂，他会口沫飞溅；听到过去的战斗和未来的天堂，他会兴高采烈。第二天，他还要在店里重读报上登的演讲摘录，他要高声朗诵，不但是自己听，还要学徒也听；为了仔细欣赏，他要学徒再念一遍，若是漏了一行，就打一个耳光。因此，他干的活儿往往不能准时交货；不过做工倒是过硬；脚磨破了，鞋子还没磨破。

　　老头有一个十三岁的外孙子，驼背，身体虚弱，有佝偻病，就在鞋店里当学徒。孩子的母亲在十七岁的时候离开了家，同一个工人中的败类私奔了。工人犯了罪，给抓了起来，判了刑，以后就不见了。剩下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无依无靠，她就独自抚养小艾曼纽。她把对情夫的爱和恨都转移到孩子身上。这个女人脾气暴躁，妒忌得不正常。她爱孩子爱得不要命，对待他却粗暴，等到他一生病，她又急得发疯。在她脾气不好的日子里，她不给他吃的就要他上床睡觉。连一块面包也不给。她牵着他的手上街，他若累得走不动，倒在地上了，她就一脚把他踢起来。她说话颠三倒四，一会儿眼泪汪汪，一会儿神经兮兮，嘻嘻哈哈。等到她死了，外祖父就把孩子带回家来，那时不过六岁。他很喜欢孩子，但表现的方式很古怪，对他很凶，骂人的话无奇不有，从早到晚不是揪耳朵，就是打耳光，以为这样才能教会手艺；同时把他对社会的信条，反对教会的思想也灌给孩子。

　　艾曼纽知道外祖父心不坏，但他总得随时准备举起肘腕来招架巴掌；老头子使他害怕，尤其是在喝醉了的晚上。因为拉斐伊哀德（酒桶）这个名字并不是白赚来的，他每个月总得大醉两三回；那时，他说起话来莫名其妙，有说有笑，大吹其牛，结果孩子总要挨上两下。其实是口重手轻。但是孩子胆小，身体虚弱，更是敏感；他智力发达得过早，又从母亲那儿继承了一颗不安分守己的心，外祖父的粗暴和革命的言谈都使他心烦意乱。外界的印象也会在他心中引起共鸣，就像沉重的街车一走过，小鞋店就会震动一样。在他如醉如痴的想象中，混杂着叮当的钟声，日常的感觉，童年的痛苦，早熟的经验和可悲的回忆，巴黎公社的故事，夜校上课的只言片语，报纸副刊的文字，工人集会的演讲，以及从父母遗传得来的模糊不清、如潮汹涌的性本能。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梦幻世界，奇形怪状，仿佛黑夜里的沼泽，发射出一道道令人眼花缭乱的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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