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276)_罗曼·罗兰

二七六

　　克里斯托夫没有注意到奥利维孤立的窘态。他不去了解别人心里想什么。但他只管同他们吃喝笑闹。他们对他也不存戒心，虽然大家争得很厉害。他说话一点不含糊。其实，他觉得很为难，说不出是支持还是反对他们。他没有考虑过。当然，若是逼得他选择，他会选工联主义而不选社会主义或国家主义——在他看来，国家这个巨大的体制只会产生官僚和机器人。他的理智赞成合作的集体努力用三尖两刃刀去砍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生气的抽象概念，同时砍掉没有效果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只会粉碎人的精力，化整为零，化强为弱——这个当代的大难应该由法国大革命负一部分责任。

　　但是天性比理智更强。等克里斯托夫一接触到工会组织——弱者的联合是可怕的——他精力旺盛的个人主义就要反抗了。他不由得瞧不起这些需要绑在一起才能战斗的人；即使他承认他们不得不服从联合的纪律，他也声明这种纪律对他是不适用的。还得加上一句：即使被压迫的弱者值得同情，一旦成了压迫者就不值得了。克里斯托夫以前对孤军作战的老实人呐喊：“联合起来！”等他头一回在老实人当中看到不老实的、有了权力就要滥用的人，就不大痛快了。克里斯托夫最喜欢的好人，他在那座楼房从上到下各层碰到过的朋友，都没有从这些联合的战斗中得到好处。他们心肠太软，胆子太小，都吓坏了；他们注定了是头一批受害者。面对着工人运动，他们和奥利维处在相同的地位。

　　奥利维同情组织起来的劳动者。但他过去受的是崇尚自由的教育，而自由恰恰是革命者最不在乎的。其实，今天谁还在乎自由？只有一些对世界不起作用的精英分子。自由正在经历黑暗时代。罗马的教皇们禁止人看到理性的光辉。巴黎的教皇们要熄灭天上的光明。而共和党人帕托却要熄灭街灯。到处都是帝国主义的胜利：罗马教会的神权帝国主义，神秘的商业王国的军事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共和国的官僚帝国主义，革命委员会的专制帝国主义。可怜的自由，世界上什么地方容得下你？……革命党人言传身教的滥用权力，使克里斯托夫和奥利维都反感了。他们并不尊重那些拒绝为共同事业吃苦的黄色工会会员。但他们更讨厌用暴力制裁黄色工会会员的人——然而，二者必居其一：不是制裁，就是被制裁。事实上，今天可供选择的并不是帝国主义或自由，而是两种帝国主义。奥利维说：“两种都不要。我只支持被压迫者。”

　　克里斯托夫也一样恨压迫者的专横。但他跟在造反的劳动大军后面，也被拉上了使用暴力的轨道。

　　他却并不自觉，还向同餐共桌的伙伴声明：他并不是他们一伙的。

　　“如果你们的行动，”他说，“只是为了物质利益，那我就不感兴趣。有朝一日你们为了信仰而前进了，那时，我也会是你们的人。否则，如果只是两个肚子之间的斗争，那要我干什么？我是个艺术家，我的责任是保卫艺术，我不该卷入党派的斗争。我知道近来有些野心勃勃的作家为了争取肮脏的名利，已经做出了坏榜样。在我看来，他们这样做对他们要保卫的事业并没有多大好处，但他们却背叛了艺术。挽救智慧之光，这才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不要把光明和你们盲目的斗争混为一谈！如果我们抛下光明的火炬，有谁来高举呢？你们斗争之后，看到火炬依然大放光明，那会多高兴啊！大家在战船的甲板上打成一团的时候，总得有工人管住锅炉不熄火呀！需要了解，不需要恨。艺术家是一个罗盘，在狂风暴雨之中，他永远指向北方……”

　　他们把他当作一个空谈家，说他的罗盘上已经没有了指南针；他们兴高采烈地把他的话当耳边风，但也不伤和气。在他们看来，艺术家是个善于投机取巧的人，工作得最少，又尽可能舒服。

　　他回答说：他工作和他们一样多，比他们还多，比他们更不怕劳动。他最厌恶的就是消极怠工，工作马马虎虎，甚至把干活不卖力当作原则。

　　“你们这些可怜人，”他说，“唯恐会损坏你们的臭皮囊！……天啦！我呢，从十岁起，我就一直工作。你们呢，你们并不喜欢工作，其实，你们是资产……即使你们有力量摧毁旧世界！你们也不会摧毁的。你们哪里舍得？不，你们舍不得的！你们空谈，威胁，装模作样，仿佛要摧毁一切。其实，你们只想染指，睡到资产阶级的温床上去。只有几百个在泥土里打滚的可怜人，他们不是准备牺牲自己的，就是别人的臭皮囊，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了痛快——为了痛苦，因为他们吃了几辈子的苦——而其他人呢，一有机会，就想临阵脱逃，逃到资产阶级阵营里去。他们成了社会党人、新闻记者、卖嘴皮子的、舞文弄墨的、议员、部长……唉！不要对谁都气势汹汹的！你也不见得比他好到哪里去。你说他是叛徒？……那好，下一个叛徒是谁呢？你们都要走上这条路的。没有一个人经得起诱惑！你怎么会经得起呢？你们没有一个人相信灵魂是不朽的。你们都只有个肚子，我敢对你们说。而空肚子只想吃饱。”

　　说到这里，他们都恼火了，大家同时说起话来。在议论纷纷的时候，克里斯托夫容易感情冲动，比别人都更革命了。他无法控制自己；他智力方面的自豪感，扬扬得意的纯美学世界观，只能提供精神上的乐趣，一看到世上的不公平，立刻回到了现实世界。美学吗？世界上十个人，就有八个生活在贫穷或苦难中，不是物质上就是精神上，还谈什么美学？去你的吧！只有厚颜无耻、享受特权的人才能自命清高。

　　一个像克里斯托夫这样的艺术家，在内心深处，是不能不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的。有什么人看到社会上风俗败坏，财富分配不公平得惊人时，会比脑力劳动者更痛苦呢？艺术家有的饥饿而死，有的成了百万富翁，没有其他原因，只不过是时运变幻莫测，有人善于见机行事而已。一个社会不是让精英分子饿死，就是给他多得出奇的报酬，简直是咄咄怪事，难道不该摧毁吗？每个人不论工作不工作，都有权利吃到每天的面包。每种工作不论好坏，都应该得到报酬，不是按照工作真正的价值——谁能万无一失地确定价值呢？——只能按照劳动者正常的合法需要。对为社会增光的艺术家、学者、发明家，社会应该而且能够保证他们有足够的收入，使他们能有时间，有办法去争取更大的光荣。没有别的要求了。

　　《神秘的微笑》这张名画价值一百万。一笔钱和一件艺术品没有什么关系；艺术品既不比价钱高，也不比价钱低，是钱买不到的。问题不是付多少钱；问题是艺术家要生活。只要他有吃的，只要他能安静地工作，那就够了！财富是多余的；那是损不足而补有余的。应该直截了当地说：任何人占有的多于他需要的，多于他的生活，他家人的生活，他智力发展的正常需要，那就是在损害别人。他占有的多了，别人占有的就少了。

　　我们听人谈到法国有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财富，只好苦笑，因为我们是劳动人民、工人、知识分子，不论男女，从小就拼命干活，才能糊口，免得饿死，但我们还时常看到优秀的人累得倒下——而我们却是民族的生命力！你们吃饱了人间的财富，吃的是我们的血汗和痛苦。但你们并不觉得问心有愧，因为你们有一套心安理得的诡辩法，什么产权神圣啦，生活就是公平的斗争啦，进步是更高的利益啦，进步成了神话中的怪物，为了这种大成问题的更高利益而要牺牲既得利益——而且是牺牲别人的既得利益！结果就是你们占有的太多了。你们占有的超过了生活的需要。而我们所有的却太少了。但我们哪一点也比你们强呀！如果你们喜欢不公平，那么小心！你们搬起来的石头会砸了你们自己的脚！

　　就是这样，克里斯托夫周围的热情冲昏了他自己的头脑。然后，他对自己口若悬河的辩才觉得惊讶。但他并不认为夸夸其谈有什么重要。他只觉得这样激动好玩，是多喝了一瓶酒的缘故。遗憾的只是酒不够好；于是，他就吹起莱茵河的美酒来。他还自以为和革命思想没有联系。但却产生了一种怪现象：克里斯托夫越争论越热情高涨，而相形之下，同他争论的伙伴反倒显得情绪低落了。

　　他们不像他这样富于幻想。甚至一些激烈的带头人，使资产阶级害怕的人物，其实，心里也是动摇的，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得可怕。高加笑起来像是公马嘶鸣，声高气粗，指手画脚；但他对自己的大叫大喊只是半信半疑，他是用暴力来吓唬人的。他看透了资产阶级的懦弱，就装模作样，打肿了脸来充胖子；但和克里斯托夫在一起，他却会笑着承认自己是吹牛。格拉沃夫什么都批评，人家想做什么他都找碴，使什么都做不成。育西哀却认为自己永远对，从来不肯认错。他越看出自己的理由站不住脚，越要强辩下去；他以自己的原则为傲到了这种地步，甚至连自己事业的成败都在所不惜。但他又会从一个极端转到另外一个极端，从顽固不化的信仰转为含讥带讽的悲观，严厉地指责理论体系都是说谎，一切努力都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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