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259)_罗曼·罗兰

二五九

　　赫区特耸耸肩，按铃要一个职员来，对他说：“把克拉夫特先生的档案拿来。”

　　他从容不迫地对克里斯托夫念合同的条文，但克里斯托夫签字时连看都没有看一眼——结果合同全是按照当时一般音乐出版商的规定订的——“赫区特先生是作者的全权代理人，包括版权及诉讼权在内，可以独家编辑、出版、刻模、印刷、翻译、出租、出售，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地点，在音乐会、咖啡厅、舞场、剧院等地，演奏上述作品，用任何乐器，甚至增加歌词、改换题目等等，等等。”

　　“你看，”他说，“我没有做得过分吧。”

　　“当然，”克里斯托夫说，“我还应该感谢你呢。你干吗不把我的七重奏改成咖啡厅的小调？”

　　他气得无可奈何，只好双手抱头。

　　“我出卖了我的灵魂。”他说了又说。

　　“放心吧，”赫区特挖苦说，“我不会叫你吃亏的。”

　　“而你们的共和国，”克里斯托夫说，“居然允许做这种买卖！你们还说什么个人是自由的，却拍卖起个人的思想来了。”

　　“你不是拿了钱吗？”赫区特问。

　　“三十个铜子，是不是？”克里斯托夫说，“拿回去吧。”

　　他摸摸衣袋，要还赫区特三百法郎，但拿不出。赫区特微微一笑，带了一点瞧不起的神气，笑得克里斯托夫更恼火了。

　　“我要我的作品，”他说，“我买回来好了。”

　　“你没有权利，”赫区特说，“但我不想为难你，你可以拿回去——不过要赔偿我的损失。”

　　“我会赔的，”克里斯托夫说，“哪怕把我自己卖掉也行。”

　　他没有异议就接受了赫区特提出的条件。这真是发了疯，他买回他已经出版的作品，花的钱要比作品带给他的收益高出五倍。这并没有夸大其词，因为是根据作品给赫区特的实际收益一丝不苟地计算出来的。克里斯托夫当然付不出，赫区特也估计得到。他并不想压克里斯托夫，认为他作为艺术家也好，作为人也好，都高于任何其他年轻的音乐家；但是他要给克里斯托夫一个教训，因为他不容许任何人侵犯他的权利。这些条文也不是他制定的，当时通用的都是这一套；因此，他认为公平合理。

　　此外，他真心诚意地相信条文对作者和出版商同样有利，因为出版商比作者更懂得推销作品的方法，不像作者那样斤斤计较感情上的得失，感情虽然高尚，但是违反了实际利益。他打定主意要克里斯托夫成功，但要按照他的方式，要克里斯托夫捆住手脚服服帖帖才行。他要人家感到：不要他帮忙也不是件容易事。于是，他们商量好了一笔有条件的买卖；如果克里斯托夫六个月内还不了欠款，作品的版权还是全归赫区特所有。其实，谁也预料得到：克里斯托夫连四分之一的欠款也还不起。

　　然而，他坚持要赔偿，不惜告别了那套往事知多少的房子，另外租了一套便宜点的——他还卖掉了好多东西。使他大为意外的是，没一件东西值钱——他借了债，找莫克帮忙，不幸莫克那时手头拮据，又得了关节炎，卧病在床——他又去找另外的出版商，到处提出的条件都和赫区特的差不多，总是商人占大便宜，有的甚至干脆拒绝他。

　　那正是音乐界在报上拼命攻击他的时候。巴黎一家大报对他特别无情；有一个不署名的编辑把他当作靶子，没有一个星期不在《回声》栏内发表歪曲他的文字，在他脸上抹黑。另外一个音乐评论员唯恐他蒙面的同行手脚不重，只要有点借口就要发泄他的敌意。这不过是前哨战，他宣布不久还要进行正式的攻击。但他并不忙于兑现，因为他了解群众的心理，开门见山不如没完没了的含沙射影。他逗克里斯托夫，就像猫捉弄老鼠一样。克里斯托夫读了他送来的文章，虽然瞧他不起，还是有点痛苦。然而，他保持沉默，没有答辩——即使他想答辩，他能做得到吗？——却为了自尊心坚决和出版商进行徒劳无益、力量悬殊的斗争。他浪费了时间、精力、金钱，还有他唯一的武器，因为他意气用事，居然放弃了赫区特为他的音乐所做的宣传。

　　忽然一下，形势转变了。报上宣布的攻击没有兑现。含沙射影的文章也不再发表。围攻顿时停了下来。更有甚者，两三个星期之后，那家报纸的评论员居然随随便便发表了几句赞扬他的话，似乎证明和他已经言归于好了。莱比锡有个大出版商来信给克里斯托夫，提出要印他的作品，订合同的条件对他很有利。一封盖了奥国大使馆印章的信表示对克里斯托夫的钦佩，说要在大使馆的晚会上演奏他的作品。克里斯托夫欣赏的“夜莺”也被请到晚会上去演唱；从此之后，德国和意大利侨居巴黎的贵族“纱笼”都对她发出了邀请。

　　克里斯托夫自己也不免要去参加一次音乐会，发现自己受到了大使最高规格的款待。然而，只交谈了几句就看得出主人不太懂得音乐，对他的作品并不了解。那么，怎么会忽然对他发生兴趣呢？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照顾他，为他清除障碍，开辟道路。克里斯托夫一问，大使就提到克里斯托夫的两个朋友，贝莱尼伯爵和夫人对他非常钦佩。克里斯托夫连这个姓名都没有听说过；他去大使馆的那天晚上，也没有人给他介绍。他并不是非认识他们不可。他正处在对世人感到厌倦的阶段，觉得朋友和敌人都一样靠不住，都会互相转化，只要风向一转，朋友就翻脸不认人了；所以一定要学会不依赖朋友，要像十七世纪那位老人说的：

　　上帝要朋友来就来，要他们走就走。他们离开了我。我也要离开他们，再也不提他们了。

　　自从他离开了奥利维的家，就没有再得到奥利维的消息；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画了句号。克里斯托夫也不打算再交新朋友。他想象中的贝莱尼伯爵和夫人，不过是两个冒充风雅，自称是他朋友的人物；他也不想什么办法去和他们见面。还不如说他要躲开他们呢。

　　其实，他要躲开的是整个巴黎。他需要有几个星期，能躲到一个孤独而友好的环境中去。如果他能沉浸在故乡的氛围中，哪怕只是几天，那是多么好啊！渐渐地，他就像得了思乡病。他要去看看他的莱茵河，河上的天空，地下的故人。他一定要去看看他们。可是他不能去，一去就有失掉自由的危险，因为他自逃离德国之后，一直受到通缉。但他觉得非回去不可，不去简直要发疯了，哪怕只去一天也行。

　　幸亏他有了新的保护人，一个德国大使馆的年轻随员，那是在演奏他作品的晚会上见到的；随员对他说，他的祖国因为出了他这样的音乐家而感到自豪，克里斯托夫却悻悻地答道：“祖国为我感到自豪，却让我死在国门之外，不让我回去。”

　　年轻的外交官向他了解了情况，几天之后，他来看克里斯托夫，并且对他说：“上面有人很关心你。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有权使通缉令暂停生效；他愿意帮你的忙。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喜欢你的音乐，因为——说老实话——他的趣味并不太高；但他人很聪明，而且慷慨大方。他虽然不可能立刻撤销对你的通缉令，但如果你回家乡的时间不超过四十八小时，只去看看亲人的话，地方当局不会跟你过不去的。这里有一张护照。你来回都要签证。请你小心一点，不要惹人注意。”

　　克里斯托夫又一次见到了故土。在规定的两天期限之内，他只看看故园，和在园中长眠的故人打打交道。他看了母亲的墓地。坟上长了青草；最近还有人来献花。并排安息的是父亲和祖父。他在他们脚下坐着。墓背后靠围墙。墙外凹路上有一棵栗树给墓地遮阴。从矮墙上可以看到墙外金黄的庄稼，暖风吹过，柔波起伏，太阳照在昏昏沉沉的土地上；听得见鹌鹑在麦地里的催眠曲，还有墓地的松涛柏浪声。克里斯托夫一个人在沉思默想。他的心很宁静。他坐着，双手抱膝，背靠墙垣，望着天空。他闭上眼睛，只一会儿。一切多么单纯！他感到回了家，和亲人在一起。他们就在身边，手挽着他的手。时间流走了。到了傍晚，脚步踏得沙子路飒飒作响。守墓人来了，瞧了瞧坐在那里的克里斯托夫。克里斯托夫问他是谁献的花儿。回答说是比伊农场的主妇每年来一两次。

　　“是洛金吗？”克里斯托夫问。

　　他们谈了起来。

　　“你是她儿子？”守墓人问。

　　“她有三个。”克里斯托夫回答。

　　“我说的是汉堡的那一个。另外两个没有出息。”

　　克里斯托夫把头往后一仰，动也不动，话也不说。夕阳西下。

　　“我要关门了。”守墓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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