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204)_罗曼·罗兰

二〇四

　　但奥利维温和地耸耸肩膀，问他哪个欧洲国家找得到一个画家，像法朗梭阿·米勒这位清教徒一样沉浸在《圣经》的气氛中？——哪个既有热烈的信仰而又谦虚的学者比得上思想清晰的巴斯德？他拜倒在“无限”的观念之下，搞得神魂颠倒，“痛苦万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恳求理性不要缠得他像巴斯卡一样快发疯了”。天主教义并没有妨碍米勒勇敢的写实主义精神，也没有妨碍巴斯德热情洋溢的理性稳步前进，毫无偏差，走入了“自然元素的新天地，一片黑暗的无穷小领域，生命发源的无底深渊”。他们是从外省来的，从外省人身上汲取了一直潜伏在法国土地上的信仰，有些煽动群众的人尽力否认也没有用。奥利维很了解这种信仰，这是他生而有之的。

　　他还对克里斯托夫谈到天主教二十五年来波澜壮阔的复兴运动，法国的基督教思想努力要和理性、自由、生活结合；这些可敬的教士真有勇气，正如他们中有一位说的，他们要“不辜负人的称号”，要恢复天主教理解一切的权利，和一切正大光明的思想结合，因为“一切正大光明的思想即使有错误也是纯洁的，神圣的”；成千上万年轻的天主教徒诚心诚意要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和国，要自由、纯洁、友爱，向一切有好意的人开放；虽然他们受到恶意打击，被诬蔑为异端邪说，又受左派右派——尤其是右派——两面夹攻，但是这支具有现代思想的小小队伍不怕关山险阻，镇定自若，接受考验，知道不用血泪浇灌的水泥是建不成千秋大业的。

　　理想主义的生活气息，自由主义的奔放热情，同样注入了法国其他宗教。新生命的震颤也在新教和犹太教麻木的巨大的躯体内流通。大家好胜心强，你争我夺，公平竞赛，要创造一个自由人类的宗教，但无损于情感和理智的力量。

　　这种宗教的狂热并不是宗教特有的，也是革命运动的灵魂。一革命，狂热就更带悲剧性。在这以前，克里斯托夫只见过低级的社会主义——那是政客用来诱骗饥不择食的主顾，在他们眼前晃来晃去的幼稚而庸俗的幸福美梦，或者说明白点，政客以为，幸福就是一旦政权到手，科学能给普天下带来欢乐。除了这种令人反感的乐观主义之外，克里斯托夫还看到一种对立的神秘而疯狂的力量，那是工会的精英带领工人群众去进行的战斗。他们号召大家去“作战”，只有战争能产生崇高的英雄主义，能使这个濒临死亡的世界重新有意义、有目的、有理想。

　　这些伟大的革命家忍受不了中产阶级的、商业社会的、和平主义的、英国式的社会主义，他们提出一个相反的、悲剧性的世界观，认为“对立斗争是世界的规律”，世界的生存有赖于牺牲，继续不断的、周而复始的牺牲——如果你怀疑工会领袖发动起来向旧世界进攻的大军，怀疑他们是否理解这种好战的神秘主义把康德和尼采的理论同时应用于暴力行动，那么，这些高贵的革命家如醉如狂的悲观主义，轰轰烈烈的英雄生活，对战争和牺牲的高尚信仰，看起来几乎是战斗精神和宗教热忱的理想，简直是日耳曼民族的条顿会或日本的武士道，这种现象真是惊心动魄。

　　然而，这并不是外族的，而纯粹是法兰西民族的精神，他们的特点虽然经过了几个世纪却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了。从奥利维的眼睛里克里斯托夫看到国民公会的护民官和执政官，某些思想家、活动家、大革命以前的改革家，都有这种特点。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派、工联主义者，到处都有同样的悲观的理想主义精神。他们和自然做斗争，既不抱幻想，也不灰心丧气——他们是支持民族的铁柱钢架——往往也会把什么都砸烂压碎。

　　克里斯托夫呼吸到这种神秘的斗争气息，他开始懂得狂热的伟大，加上法国人毫不妥协的忠诚，这正是其他善于纵横捭阖的民族所不能理解的。他先也和外国人一样，嘲笑法国人的专制思想和自由平等精神的明显矛盾。现在，他头一次隐约看到了他崇拜的自由带有战斗的意义——看到了理性威风凛凛的宝剑。不，对法国人来说，这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是简单的玩弄字眼，也不是空洞的思想体系。既然一个民族把理性当作第一需要，那么，为理性而斗争也就压倒其他一切了。即使有些不重理性只重实际的人认为斗争是荒唐的，那有什么关系？在眼光深邃的人看来，不管是为了征服世界，为了帝国或是为了金钱的斗争，都是一样空虚；百万年后，还能剩下什么？

　　如果说：生活的价值在于剧烈斗争，在斗争中，一切生命力可以兴高采烈地为一个崇高的理想而牺牲，那么，还有什么战斗比法国为理性或反理性而进行的永恒斗争更能给生命增光添彩呢？对那些尝过艰苦斗争滋味的人来说，英国人如此吹嘘的无动于衷的宽容就显得淡而无味，缺乏阳刚之气了。英国人可以得到补偿，把精力用在其他地方。他们的力量并不在宽容。只有许多党派都把宽容当成英雄行为，宽容才能显得伟大。而在今天的欧洲，宽容往往只是漠不关心，缺少信仰，缺乏生命力。英国人借用伏尔泰的话来自我吹嘘，说“信仰的多样化使英国人宽容”，而大革命并没有使法国人宽容——其实，那是因为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更有信仰，而英国却只有信条。

　　看了理想主义的铜墙铁壁，看了为理性的战斗之后——就像维吉尔带着但丁游地狱一样，奥利维挽着克里斯托夫的手，把他带到高山顶上，去看默默无言、超凡脱俗的一小群真正自由的法国精英。

　　世界上没有人比他们更自由的了。像飞鸟在无所谓动静的天空中遨游一样自由安详……到了那个高度，空气这样纯净，这样稀薄，克里斯托夫连呼吸都觉得困难。在那里可以看到自以为享有梦中无限自由的艺术家——可以看到如醉如狂的主观主义者，像福楼拜一样瞧不起“那些相信万物存在的野蛮人”——可以看到一些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如浪涛起伏，千变万化，随波逐流，“不断滚滚前进”，永不停息，永不着陆，永不触礁，像蒙田说的那样，“不描写静的存在，只描写动的过程，日复一日、分秒不停、永不休止的过程”——可以看到一些学者，他们知道宇宙是空虚的，人却能在无中生有，制造出思想、上帝、艺术、科学，还在继续不断地创造世界，制定规律，构筑一个生动的白日梦。

　　他们并不要求在科学中得到安息、幸福，甚至并不追求真理——因为他们怀疑真理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们只是为学术而爱学术，因为学术是美的，只有学术是美的、真的。在思想的顶峰可以看到这些学者，他们是热情的怀疑论者，毫不关心人间疾苦，悲观绝望，甚至不关心现实，只是闭着眼睛，静听心灵合奏的无声音乐会，数字和形式既微妙又宏伟的和声。这些伟大的数学家，自由的哲学家——世界上最严格的正面思想家——已经达到了玄妙的顶峰；他们把周围挖得空空如也，自己高悬在无底深渊之上，沉醉在目眩神迷之中；在无边无际的黑夜里，他们居高临下，轻松愉快地发出了思想的光辉。

　　克里斯托夫到了他们身边，也想往下看看；但他立刻觉得头昏眼花。他本来以为自己自由，因为他除了良心以外，已经摆脱了一切清规戒律，但比起这些法国人来，他不禁吓一跳，他感到自己哪能算自由呢，因为法国人已经摆脱了一切思想的规律，一切绝对的命令，一切生存的理由。那么，他们为什么生活呢？

　　“为了自由的乐趣。”奥利维答道。

　　但克里斯托夫觉得这种自由不是脚踏实地的，甚至不如德国人严守纪律的精神、崇拜权威的思想。于是，他说：“你们的乐趣是个圈套，是鸦片烟鬼的梦幻。你们沉醉在自由中，却忘记了生活。绝对的自由对精神来说是疯狂，对国家来说是混乱……自由！在这个世界上，哪个人是自由的？在你们的共和国里，又有谁有自由？——只有胡说八道的人。你们这些精英都快要死了。你们只会做梦。不久，你们梦也做不成的。”

　　“那有什么关系！”奥利维说，“我可怜的克里斯托夫，你不会知道自由多快乐。这种快乐真值得人去冒险、受苦，甚至去死。自由，感到周围的心灵都是自由的——甚至胡说八道的自由，那真是无法描写的极乐世界，就像灵魂在无限的太空中逍遥一样。逍遥之后，别的地方都不能生活了。你提到帝国兵营里的安全、秩序、不可违反的纪律，那对我有什么用？我会闷死的，我要空气！空气越多越好！自由越多越好！”

　　“世界要有规矩，”克里斯托夫说，“早晚要个主人。”

　　奥利维开玩笑似的提起“星中古石”的话：

　　法国人没有力量
　　禁止言论自由，
　　不能把太阳
　　埋进地球
　　打个洞，
　　没有用。

　　克里斯托夫慢慢习惯于无限自由的气氛了。从法国思想的高峰，从光明的心灵在做美梦的山顶，他望望脚下的山坡，坡上有一些勇敢的精英在为生气蓬勃的信仰而奋斗，不管他们信仰什么，他们都不断地攀登高峰；他们对无知、疾病、穷苦进行圣战；他们是现代的盗火者，想用蜡翅膀飞向太阳；他们有发明的狂热，有合理的妄想，要在空中开辟一条道路，去征服光明；要用科学向自然发动大战——在山坡下，有一群默默无言、意志坚强的男人女人，勇敢而谦虚的人，他们千辛万苦才爬到半山，不能再往上爬，只好原地不动，过着平凡的生活，暗地里急得要命，无可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山脚下，在悬崖削壁之间的狭窄小路上，有些迷信抽象概念、盲目听从本能的人，正在进行没完没了的斗争，他们揪成一团，难解难分，没有想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在山下的沼泽地里，还有畜生在污泥中打滚——但是沿着山腰，东一处、西一处，艺术开出了鲜花，音乐结出了芬芳的果实，诗人唱出了小鸟的啁啾声和清泉的淙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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