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162)_罗曼·罗兰

一六二

　　他更不耐烦的，是珂勒蒂似乎喜欢搜罗一伙轻浮少年围着她转，气得克里斯托夫要命。这些自命时髦的小伙子真令人恶心，他们多数有钱，全都有闲，或者在什么部里有个挂名的闲差事——反正都差不多。大家都会写作——或者自以为会写作。在第三共和国，大家都手痒，跃跃欲试。写作这种方式既能偷懒，又能满足虚荣——脑力劳动是最难监督检查的工作，因此，也最容易骗人。他们对自己伟大的劳动只隐隐约约、煞有介事地说上几句。似乎他们使命在身，任重道远似的。

　　开头，克里斯托夫不知道他们的大作和大名，觉得于心有愧。他大胆地打听了一下，特别要知道有口皆碑的戏剧大师写过什么。结果他不胜惊讶地发现这位大师只写过一幕戏，还是小说改编的，小说又是一系列短篇凑合而成，而短篇不如说是近十年来他在同人杂志上发表的东鳞西爪。其他人的货色也没有什么分量：几幕戏，几个短篇故事，几首诗。有些人只靠了一篇文章，就一举成名。有些人却“书还没写”，已经文名远扬了。他们公然不把一气呵成的长篇作品看在眼里。他们似乎非常重视字斟句酌。他们口里大谈“思想”，但他们的思想与众不同，只指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中间也有大思想家，大讽刺家，但他们深刻细腻的思想如果不用斜体字标明，就没有人看得出其中的深意或讽刺。

　　每个人都盲目自信，这是他们唯一的信仰。他们想把自己的信仰和别人共享。可惜别人也只信仰自己。他们说话，走路，抽烟，看报，抬头，眨眼，打个招呼，似乎都在演戏，仿佛观众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们。年轻人天生就喜欢哗众取宠，越是没有出息，无所事事，越要惹人注意。他们装模作样，特别是为了女人，因为他们注意女人，更希望女人也注意他们。随便碰到什么人，他们都要卖弄一番，不料过路人只瞪他们一眼就走了。克里斯托夫碰到这些自动开屏的小孔雀：尚未成名的画家，演奏的能手，年轻的演员，他们总是装出名人的派头，像梵·狄克，伦勃朗，范拉士葛，贝多芬，或是扮演一个角色，大画家，音乐家，能工巧匠，思想家，乐天派，多瑙河的农民，大自然的儿子……他们一边走路，一边斜溜一眼，看看有没有人注意他们。

　　克里斯托夫看见他们迎面而来，等他们走到面前，却故意歪过头去，满不在乎地看着别处。不过他们的失望不会太久，再走两步，他们又在打下一个过路人的主意了——珂勒蒂客厅里的人物却更加讲究：他们不是在表面上，而是在思想上装模作样；他们取法于两三个典型，而典型也不是超凡脱俗、高不可攀的人物。要不然，他们就扮演抽象的概念：力量，欢乐，同情，团结，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信仰，自由——这些就是他们要演的角色。他们有本事把最高尚、最难得的思想变成文学的材料，把人类灵魂中的英雄气概贬低成了流行式样的领带。

　　他们最内行的，是谈情说爱，那是他们的小天地。如何无微不至地享乐，他们简直是掌握了秘诀；他们都是能人高手，会发现新情况，有本领解决新问题。他们一直是没有专业的专家。没有爱情，他们也能“谈情说爱”；尤其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于无情处见真情。他们善于喧宾夺主，注解多于正文，正文反而微不足道。最下流的思想也能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使人谈得津津有味，在社会学的大招牌下，一切畅通无阻；不管坏事干得多么痛快，如果不能找到一个借口，说干坏事也是为了新时代的利益，那他们总觉得美中不足。这是一个显然带有巴黎色彩的社会主义，色情的社会主义。

　　那时，这个谈情说爱的小圈子讨论得最来劲的问题，是男女婚姻平等和爱情权利平等。有一些老实的年轻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瑞士人——信仰新教，有点可笑，他们主张男女道德平等：婚前应该同样保持贞操。巴黎人却要求另外一种平等，男女淫乱平等：婚前同样不必保持贞操——这是情人权利的平等。巴黎人不管是想象中或是实际上，对淫乱已经习以为常，开始觉得平淡无味了，于是，文学界发明了一种新花样，要用处女卖淫来取而代之——这种卖淫是合法的、普遍的、道德的、正派的、家庭同意的，更重要的是，社会准许的——最近出版了一本才子书，对这个问题大放厥词，半真半假地在四百页文字中，“根据培根方法论的规则”，研究了“控制寻欢作乐的最好方法”。

　　这是一本自由谈情说爱的全面教材，书中不断谈到高雅，规矩，趣味，高贵，美丽，真理，廉耻，道德——哪个少女想要堕落，应该先睹为快。这在当时成了珂勒蒂这个小圈子的《福音书》，他们读得兴趣盎然，并且大加发挥。这些善男信女，不消说，对这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并不阅读那些说得对的，观察正确的，甚至有人情味的，而只记住了伤风败俗的。在这个芬芳的花坛上，他们从来只摘有毒的花——例如，下面这些名言妙语：“肉欲只会刺激干劲。”——“一个处女如果没有享受过性爱就做了母亲，那是天理难容的。”——“处女得到童男，自然会准备当贤妻良母。”——母亲的作用是“小心在意、规规矩矩地让女儿放纵自由，却用同样的精神不让儿子自由放纵”——总有一天，“少女和情夫幽会后回来，就和散步或喝茶后一样自然”。

　　珂勒蒂笑着说，这些话真是合情合理。

　　克里斯托夫觉得这些话可怕。他夸大了语言的重要性和可能造成的危害。法国人太聪明了，不会见书上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的。这些思想上的巨人，其实是行动上的矮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和小市民一样老老实实，甚至一样胆小怕事。正因为他们在行动上胆小，所以才喜欢在口头上吹得天花乱坠。其实，这种游戏没有一点危险。

　　可惜克里斯托夫不是一个心口不一的法国人。

　　在围着珂勒蒂转的年轻人当中，有一个似乎是得宠的。不消说，在克里斯托夫看来，这是个最难容忍的人。

　　这人是个暴发户的儿子，搞搞贵族式的文学，装成是第三共和国的贵族。他的名字叫作吕西安·雷维-葛。他的两只眼睛离得很远，炯炯有神，鹰钩鼻子，嘴唇很厚，金黄的胡须剪得尖尖的，像画家梵·狄克，由于早熟，已经开始秃头，但和他的容貌并不显得不相称。说话温存，动作优美，一双手又嫩又软，一握都怕会融化似的。他永远装得非常有礼貌，甚至有点过分做作，即使对他不喜欢的人，恨不得推下水去的人，也是客客气气。

　　克里斯托夫第一次跟西尔伐·高恩去参加文人宴会时已经见过他；虽然他们没有谈话，但他一听声音就莫名其妙地起反感，后来才明白其中的道理。有一见钟情、迅雷不及掩耳的爱，也有从天而降的恨——或者——为了避免刺耳起见，因为柔弱的心灵害怕“恨”字，就像害怕一切激烈的字眼一样——我把“恨”字换成健康人的本能，人一见到仇敌，本能就会自卫。

　　和克里斯托夫相反，吕西安代表了讥讽和瓦解的精神，温和地、客客气气地、不声不响地瓦解垂死的古老社会中一切伟大的东西：家庭，婚姻，宗教，国家；在艺术上瓦解一切阳刚的、纯洁的、健全的、流行的东西；还瓦解对人的信心，对思想、对情感、对伟人的信心。这种思想其实是机械地寻求分析的乐趣，寻求过度的剖析，其实是动物需要啃食思想，是蛀虫的本能。

　　除了啃食思想的本能之外，还有女性的多情善感，尤其是女作家的情感，因为到了吕西安手里，一切都是文学，或者都变成了文学。他的艳遇，他和朋友们伤风败俗的坏事，都成了文学的素材。他写了一些小说和剧本，用高明的手法描述他父母的私生活，他们的风流艳事，朋友们的下流勾当，他自己的暧昧关系，他如何勾搭他亲密朋友的妻子，人物面目描写得惟妙惟肖；大家交口称誉，说是刻画入微，读者中包括他亲密的朋友夫妻在内。他听到女人吐露的衷情，他和女人的鱼水之欢，都原原本本写在书里——按照常情，他这样泄露秘密应该受到他“女伴”的白眼。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