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153)_罗曼·罗兰

一五三

　　是不是高高在上的怜悯使他不顾一切地同情这部作品呢？作品使他感到的兴趣，超过了他承认的程度。虽然他走出戏院时口口声声回答高恩说：作品细致有余，细致有余，但是热情不够奔放，音乐也有所不足，但他尽量避免把《佩莱阿斯和梅丽桑德》与其他法国音乐作品混为一谈。在一片蒙蒙灰雾中，这一盏灯却大放光明，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他还看见别的灯光，有的强烈，有些奇光异彩，都在周围闪闪烁烁。这些鬼火使他摸不着头脑，他巴不得走过去一把抓住，看看光是怎么发出来的，但却不容易抓到。

　　这些自由自在的音乐家，克里斯托夫越不理解，就越想了解，却越难接近。他们似乎并不需要别人同情，而克里斯托夫却富有同情心。他们除了一两个人以外，都不读别人的作品，都不理解，也不想要理解。几乎都各过各的，不管是由于主观愿望还是客观现实，他们都脱离大众，关在狭窄封闭的小圈子里——不是傲慢，就是野蛮，不是厌恶，就是反感。他们虽人数不多，却分裂成对立的小团体，并且不能共处。他们极端敏感，心眼太小，不能容忍敌人、对头，甚至朋友，老怪朋友的称赞不是太冷淡，就是太热烈，不是太庸俗，就是太偏激。要想满足他们，实在是难上加难。他们每个人结果都只相信一个评论家，只发给他评论执照，要他把自己当偶像崇拜，要他唯恐失去恩宠。

　　偶像是千万碰不得的——他们只求自己了解自己，结果更没有别人了解。他们由于同伙和自己的捧场而得意忘形，变得面目全非，结果反而不能脚踏实地，意识不到自己究竟有多少才能，到底掌握了多少艺术。明明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却自以为是在革新。一些精雕细琢的艺术家居然要和瓦格纳争个高低上下。他们几乎都是拔高身价的牺牲品。他们每天一定要跳得比头一天更高，比他们的对手更高。但跳高的成绩并不总能称心如意，而且只有几个同行感兴趣。他们不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心上也没有他们。他们的艺术是脱离人民的艺术，他们的音乐只从音乐本身汲取营养。而在克里斯托夫看来——不管他的看法对不对——没有什么音乐比法国音乐更需要外来的支持了。

　　攀缘植物不能没有支架；法国音乐怎能没有文学支援？音乐本身哪有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生命液汁？她的呼吸短促，血液不够丰富，意志不够坚强。她像一个形容憔悴的女郎，需要精力旺盛的男子汉。但这位东罗马帝国的皇后亭亭玉立，面无血色，却穿戴得珠光宝气，前呼后拥的都是宦官：冒充风雅的文人学者和评论家。法兰西民族并不是生来就欣赏音乐的民族；二十年来为瓦格纳、贝多芬、巴赫或德彪西摇旗呐喊的人，并没有超出某一个阶层的范围。形形色色的音乐会，不惜血本掀起的音乐高潮，并不表明群众趣味发展的真正高度。这不过是超额的赶时髦，只不过是少数精英的事，而他们也晕头转向了。真正热爱音乐的人为数不多，并不是那些高谈阔论、大吹大擂的作曲家和评论家。在法国，真正热爱音乐的音乐家实在太少了！

　　克里斯托夫就是这样想的；他不知道到处都是一样，即使是在德国，也并没有更多真正的音乐家，在艺术上，重要的并不是成千上万毫不了解艺术的人，而是热爱艺术、自豪而又谦逊地为艺术献身的少数人。他在法国见到这少数人没有？无论是作曲家还是评论家，精英都是默默无闻、远离尘世、埋头工作的，像法朗克那样，像当代最有才华的作曲家那样，多少艺术家不见天日地度过了整整的一生啊！后来的新闻记者才能引以为荣地发现他们，并且自称是他们的朋友——这支任劳任怨的知识分子的小队伍，没有野心，不在乎自己，一砖一瓦地发掘法兰西的过去，或者致力于国家的音乐教育，为法兰西伟大的未来打下基础。多少人才华横溢，心灵丰富，热爱自由，喜欢新奇事物，如果克里斯托夫认识他们，那会多么令人心向往之啊！但他只偶尔见过两三个人才；他了解的只是他们受到歪曲的思想。他只见到他们的缺点，而且是艺术学徒和新闻贩子模仿、夸大了的缺点。

　　这个庸俗的音乐界最使他恶心的是他们的形式主义。他们之间谈论的问题没有别的，只是形式。关于情感、性格、生活，一句话也没有！没有一个人想到真正的音乐家是生活在音响的宇宙中，他的岁月流逝，就像音乐在他的血液中循环。音乐就是他呼吸的空气，就是他生活的天地。甚至他的心灵也是音乐；他爱的、恨的、忍受的、害怕的、希望的，一切都是音乐。一个音乐家的心灵爱一个美丽的肉体时，也是把肉体看作音乐的。情人使他神魂颠倒的眼睛不是蓝色、灰色，或褐色的，而是音乐；看到情人的眼睛，音乐家心里感到的是妙不可言的和音。这种内心的音乐比形之于外的音乐要丰富一千倍，琴弦比起心弦来，相差不知道多远。

　　天才的高下是要用生命力的强弱来衡量的，要看艺术这不完美的工具能使人多么热爱生活——但在法国，有多少人想到了这一点呢？法国人是化学家，在他们看来，音乐似乎只是组合声音的艺术。他们以为书只是字母的组合。克里斯托夫听见他们说：要了解艺术，一定不要去了解人，他只好耸耸肩膀。他们却对这个谬论得意扬扬，以为这样可以证明他们懂得音乐。甚至古耶这个笨蛋也这样说，他从来搞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背得出一页乐谱！——他曾央求克里斯托夫解释这个不可思议的难题。现在，他居然来教训克里斯托夫说：贝多芬精神的伟大，瓦格纳感官的爱好，对他们的音乐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还不如一个画家的模特对图画的作用大。

　　“这就证明，”克里斯托夫急得不耐烦地答道，“在你看来，一个美丽的肉体并没有艺术价值！伟大的热情也一样！可怜的家伙！你想不到美丽的脸给肖像画增加了多少美，伟大的心灵为反映心灵的音乐又增加了多少美吗？……可怜的家伙！……你只关心技巧，是不是？只要作品技巧好，内容对你就无关紧要？……可怜的家伙！……你就像有些人不听演说家讲什么，只听他的声音，只莫名其妙地看他的手势，却说他讲得好极了一样！可怜的家伙！可怜的家伙！……该死的笨蛋！”

　　但使克里斯托夫恼火的不只是一家的理论，而是所有的理论。他厌恶空洞的争辩，厌恶音乐家永远谈论音乐，除了音乐以外不谈其他。那简直会使最好的音乐家也厌倦的。克里斯托夫像俄罗斯音乐家穆索尔斯基一样，认为音乐家不应该时时刻刻只想到对位与和声，而应该读读好书，体验体验生活。一个音乐家只搞音乐是不够的，这样他并不能掌握时代的精神，高出于一片空虚之上……应该生活！体验全部生活！要观察一切，了解一切。要热爱、追求、掌握真理——真理是战神美丽的女儿，骑士的女王，你要吻她，她就咬你。

　　空谈音乐已经谈得太多，制造和音的工场也太多了！厨房里和音的杂烩不会教人发现新的和音，和音不是魔鬼，而是活人！

　　他转过身去，不理会这些瓦格纳派的博士，他们想从蒸馏器和玻璃瓶里孵化出小妖精来；他赶快溜之大吉，别了法国的音乐界，设法去了解法国的文坛和巴黎的社会。

　　克里斯托夫最初是从日报上——像成千上万在法国的人一样——了解当代法国文学的。因为他急于尽快了解巴黎人的思想，同时进修法语，他就硬要自己认真阅读据说是最有巴黎风味的报纸。头一天，他在骇人听闻的社会消息版读到一个新闻，叙事和特写一共占了好几栏，报道的是一个父亲和十五岁的亲生女儿乱伦的事，但读来不足为怪，反倒写得相当动人。第二天，他又在这张报纸上读到另一个父亲和他十二岁的儿子跟同一个姑娘上床。第三天，他读到的是兄妹乱伦的新闻。第四天，是两姊妹搞同性恋。第五天……第五天，他把报纸一扔，对西尔伐·高恩说：“啊！你们这是什么新闻？难道都是病态？”

　　西尔伐·高恩笑了起来说：“这就是艺术。”

　　克里斯托夫耸了耸肩膀：“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一点也不是。你自己看吧！”

　　他给克里斯托夫看一份最近的关于“艺术与道德”的调查报告，结果人们答道：“爱情使一切圣洁化”，“肉欲是艺术的起因”，“艺术不可能不道德”，“道德是耶稣会反复灌输的陈规陋矩”。还有人说最重要的是“异乎寻常的欲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人来函，都说一些描写妓院风情的小说是纯洁无瑕的。某些答问的文人还是著名的文学家和严肃的评论家。一个有家室产业的天主教诗人，居然用艺术家的名义祝福一部精心描绘希腊堕落风气的作品。一些抒情的广告大事宣扬一些不遗余力地展示历代伤风败俗的小说：罗马，亚历山大，拜占庭，意大利和法兰西文艺复兴时代，路易十四的伟大世纪……简直是无美不备，一应俱全了。另外一系列文章研究世界各地的风情：有些认真的作家用修道士的耐心来研究全球五大洲的销魂场所。在这些研究情欲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当中，有的是与众不同的诗人，有的是无懈可击的作家。但若不是他们卖弄学问，那是看不出他们和别人有什么不同的。他们用无可非议的字眼来描述的，却是古代低级下流的风气。

　　令人痛苦的是看到一些老实人，一些真正的艺术家，在法国文坛上名不虚传地享有盛誉的文人，居然也改行来搞他们并不熟悉的东西。某些人学别人的样子，拼命写些肮脏下流的故事，让晨报分期连载。他们像母鸡下蛋一样，到期总有产品，每星期一两篇，一拖就是几年。他们下蛋，下蛋，下蛋，等到无蛋可下，无话可说，他们就绞尽脑汁，要生制硬造一些稀奇古怪、耸人听闻的东西，因为群众已经吃饱了，什么好菜都吃腻了，不久就会发现想象出来的最荒淫无耻的花天酒地也不足为奇，一定还要不断地抬杠——和别人抬杠，和自己抬杠——于是，他们下蛋下得出血了，连肠子也拉出来了，叫人看了啼笑皆非。

　　克里斯托夫不了解这场悲剧的内幕；即使了解，他也不会大发慈悲，因为在他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一个艺术家为了钱而出卖艺术……

　　（“即使是为了保证亲人的幸福也不行吗？”

　　“不行！”

　　“那太不近人情了。”

　　“这不是人情的问题，而是做人的问题……人情！……上帝保佑你这种没有骨气的人情吧！……一个人不能同时爱二十样东西，也不能同时侍奉好几个上帝！……”）

　　在苦干的生活中，德国小城就是克里斯托夫的小天地，他走不出小城，所以想不到巴黎艺术界的腐化堕落几乎在所有大城市都是一样；认为“德国是贞洁的”，而“拉丁民族是不道德的”，这种遗传的偏见又在他心中抬头了。西尔伐·高恩如果要指出德意志帝国的丑事，上层阶级的腐败野蛮，荒唐无耻，那就有好戏看了。但西尔伐·高恩没有想到利用这一点，他觉得德国也不比巴黎的风气更触目惊心。他含讥带讽地想道：“各有各的习惯。”所以他觉得他生活环境的习俗也不足为怪；克里斯托夫却把习俗当作民族性。当然他会像德国同胞一样，把腐蚀各国精神贵族的溃疡病看成是拉丁民族艺术独有的缺陷或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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