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148)_罗曼·罗兰

一四八

　　克里斯托夫越来越不知如何是好，打算和坐在旁边的人谈谈其他事情。但没有人答他。他们开头对他还提了几个关于德国的问题——这些空空洞洞的问题使他大为惊讶，原来这些似乎无所不知的出色人物，对巴黎以外的文学艺术，即使是最基本的常识，也显得浅薄无知；他们最多只听说过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霍德曼，舒特曼，李勃曼，施特劳斯（是大卫，约翰，还是理查呢？），提到他们时如履薄冰，唯恐张冠李戴。再说，他们问克里斯托夫只是客气，而不是好奇，他们并不想知道什么；他们根本不用心听他的回答，就急着去谈那些巴黎的小道消息，那才是全桌人都听得来劲的话题。

　　克里斯托夫不好意思地想谈谈音乐。但这些文化人当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实际上，他们认为音乐是低人一等的艺术。近几年来，音乐越来越时兴了，他们不免暗中恼火；既然音乐已经走红，他们也就装作关心。最近有出歌剧风行一时，他们几乎要说歌剧对音乐有划时代的意义，至少是开创了音乐的新纪元。只有无知而赶时髦的人才会相信这种话，这使他们可以环顾左右而言他了。歌剧的作者是巴黎人，克里斯托夫是头一回听到他的大名，有些人却说他破旧立新，前无古人，重新创造了音乐。

　　克里斯托夫听得跳了起来。他求之不得的正是这号天才。但是这样翻天覆地，横扫千古的天才却是闻所未闻的！……天啦天！这个了不起的家伙；怎么能这样神通广大呢？——他对人家提出这个问题。别人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又偏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们只好叫他去找这伙人当中的音乐评论大师丹沃斐·古耶，古耶立刻和他谈起七度音和九度音来。克里斯托夫紧紧追问。古耶懂得的音乐并不比冒牌医生懂的拉丁文更多……

　　“……你不懂拉丁文？”

　　“不懂。”

　　“（他马上就来劲了）卡布里齐亚，亚齐杜兰，卡塔兰木，三古拉力得……朋那斯，朋纳，朋朗……”（都是他杜撰的拉丁语）

　　如果碰到一个“真懂拉丁文”的人，他就小心在意地藏到美学的丛林中去。在那个正规军攻不破的游击圣地里，他可以放冷枪打贝多芬、瓦格纳、古典音乐，其实，这种攻击是文不对题的（可是在法国，如果要吹捧一个艺术家，就不得不打倒一切反对派和异端邪说，来做献礼）。他宣布新的艺术已经降生，把过去的成规惯例都踩在脚下。他谈到一种音乐语言，那是巴黎音乐界的哥伦布新发现的，这种新语言把古典音乐的语言一扫而光，使它成为过时的语言。

　　克里斯托夫对这个革新派的音乐天才有保留意见，他要等到看了天才的作品再说，他信不过这个音乐界的天神，因为大家牺牲了全部音乐来做天神的祭礼。他听见人家对音乐大师这样说长道短，觉得恼火，却不记得他从前在德国已说过差不多的话。他在德国认为自己是艺术的革命派，用幼稚而坦率的大胆评论激怒了当地人——但一听到法国人的议论，他才觉得自己成了保守派。他要讨论，但风格不像高雅的人士那样空谈原理，不举实例，而是像个行家里手，偏要摆事实，讲道理，一棒子把你打死。他不怕深入讨论技术问题；他的声调越说越高，对风雅人士非常刺耳，他的论据和支持论据的热情都同样显得好笑。

　　那位音乐评论大师赶快用一句所谓的妙语来结束这一场枯燥无味的讨论，克里斯托夫在讨论中刚刚大为意外地发现：那位大师对他所谈论的问题一窍不通。但从这时起，大家对这个夸夸其谈、思想过时的德国佬已有成见；还没有听他的音乐，就先判处死刑了。这三十来个眼睛笑眯眯的年轻人绝不放过好笑的机会，他们的注意力现在又转移到这个怪人身上了，他笨拙而激烈地挥舞两条瘦胳膊，两个大巴掌，眼睛怒气冲冲，喊声尖而又尖，原来是西尔伐·高恩要他当场出丑，让他的朋友们看一出滑稽表演。

　　话题离开文学越来越远，最后一刀两断，又牵扯到女人身上来了。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刀也砍不断的。因为他们的文学写的都是女人问题，而女人和文人雅事纠缠不清，实在是难解难分。

　　他们谈到巴黎社交场上一个有名的老实女人，刚把女儿嫁给自己的情夫，这样就可以把情夫保留下来。克里斯托夫听得在椅子上坐不住了，做出了厌恶的怪相。高恩一见，用肘子碰碰坐在隔壁的人，说这个话题可能使德国佬动了心，大约急得想认识这个女人吧。克里斯托夫脸红了，说话结结巴巴，最后气得迸出一句：这种女人该挨一顿鞭子。大家一听，立刻放声大笑；西尔伐·高恩用笛子般的声调反对说，女人是碰都不能碰一下的，甚至连用花去碰都不行——他在巴黎自命是多情骑士——克里斯托夫反驳说：一个这样的女人简直就是一条母狗，对付这种恶狗只有用一样东西，那就是鞭子。大家听了，叫得更加厉害。

　　克里斯托夫说，他们对女人献殷勤都是虚伪的，行动上最不尊重女人的，口头上却反过来最尊重女人；他对他们讲的卑鄙无耻的下流勾当深恶痛绝。他们回嘴说：这不是什么下流勾当，而是自然的事，大家异口同声说，他们谈到的那个女人不但非常可爱，而且是女人的典型。德国人又大叫起来。西尔伐·高恩别有用心地问他：你想象中典型的女人是怎么样的呢？克里斯托夫感到他们在设置一个圈套；但他脾气急躁，自信心十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对这些轻浮浅薄的巴黎人解释他对爱情的看法。他找不到恰当的字眼，就费了好大的气力去搜索枯肠，好不容易才在记忆渔网中钓到了几个靠不住的表达方式，说了一大堆笑死人的话；他却并不慌张，而是认真得令人肃然起敬，全不把别人的嘲笑放在眼里，这说明他不可能看不出大家厚颜无耻地戏弄他的态度。最后，他一句话说了一半，说不下去，就使劲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不再多说了。

　　大家还想引他卷入争论；但是他只皱着眉头，不再发牢骚，肘子撑在桌上，又难为情，又很恼火。他咬紧牙关，除了吃喝之外，不再开口。他大杯喝酒，和那些酒只沾唇的法国人大不相同。坐在他旁边的人存心不良地灌他的酒，把杯子斟得满满的，他却毫不在意地喝光。虽然他不习惯这样大吃大喝，尤其是在刚刚饿了几个星期之后，但他还顶得住，没有像别人希望的那样丑态百出。他待在那里出神，大家也就不再注意他，以为他给酒灌得昏昏欲睡了。

　　其实，他除了听法语谈话太吃力之外，老听人谈文艺也听累了——听到的不外乎演员、作家、编辑、后台的闲话、文人的床上韵事，他们的天地也太小了！在这些陌生的面孔和嘈杂的声音中，他记不住一个人，听不到一点思想。他的近视眼模模糊糊，若有所思，慢慢地绕桌子转了一圈，眼光落到每个人身上，却似乎一个人也没看见。然而，他实际上比任何人都看得更清楚；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他的眼光不像巴黎人或犹太人的，他们像鸟啄食一样，一嘴能啄住小而又小的一颗一粒，而且片刻之间能把颗粒啄得粉碎。他却有如十月怀胎，绵绵不断，默默无言，像海绵一般吸收生活的印象，并且融入自己的灵魂。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不记得。过了很久以后——几个小时，往往是几天之后——他一个人观察自己时，才发现他把什么都据为己有了。

　　当时，他的一副神气像个呆头笨脑的德国人，只顾大吃大喝，唯恐少吃一口。他什么也听不清，只听见同桌的人称名道姓，奇怪的是，他酒醉心明，怀疑为什么这么多法国人的姓名听起来却像外国人：比利时人，德国人，犹太人，地中海东岸人，英国人……拉丁美洲人……

　　他没有注意到人家已经离开餐桌了。只有他一个人还坐在老地方，浮想联翩，回忆莱茵河畔的小山冈和大树林，耕过的田地，水边的草场，年老的妈妈。有几个同餐的人还站在大厅另外一头谈天。大多数人已经走了。于是，他也拿定主意，站了起来，眼睛并不瞧人，走到入口处去拿挂着的大衣和帽子。穿衣戴帽之后，他正打算不辞而行，忽然从半开的门缝里看到隔壁小房里有一件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那是一架钢琴。他有好几个星期没有碰过一下乐器了。他走了进去，亲热地抚摩键盘，坐了下来，没有脱帽子和大衣，就弹起琴来。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一点也没注意到有两个人溜进了房间，来听他弹琴。一个是西尔伐·高恩，非常喜欢音乐——天晓得为什么！因为他对音乐一窍不通，不管好坏，一视同仁。另一个是音乐评论家丹沃斐·古耶。这一位——说起来更简单——既不懂、又不爱音乐，但这不妨碍他对音乐说长道短。和懂行的人相反，其实，只有不知所云的人思想才最自由；因为说三道四，他都无关紧要的。

　　丹沃斐·古耶是个大胖子，腰圆背粗，肌肉结实，胡子漆黑，额头上挂着发卷，起了皱纹，但不表明思想深刻，脸孔方而不正，像粗制滥造的木刻，胳膊短，大腿短而胸部肥胖，看起来是个木材商人或者奥弗涅省的挑夫。他的风度并不高雅，举动却很傲慢。他是靠了政治才进入音乐界的，而在当时的法国，政治是飞黄腾达的不二法门。他和同乡的一个部长拉上了远亲的关系——“算不清的陈年老账中某个私生子”的儿子——部长不能当一辈子部长。看到部长的船快要沉了，丹沃斐·古耶拔腿就逃，自然已经先大捞了一把，能捞多少，就捞多少，毫不客气，尤其是勋章，因为他爱荣誉。

　　最近一个时期，为了他的后台老板，也为了他自己，他受到了相当猛烈的攻击，他对政治就厌倦了，要找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可以攻击别人，而不被人攻击。那只有做评论家最好。刚巧，一家巴黎大报的音乐评论正没有人写。原来的评论员是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作曲家，因为坚持要对音乐家和音乐作品做实事求是的批评，被解除了职务。古耶从来没有搞过音乐，简直一窍不通，报馆却选中了他，一点也不犹豫。因为报馆怕和行家里手打交道；而古耶呢，至少不必怕他；他不会荒谬地认为自己的意见那么重要，而会听老板的话，要他攻击他就批评，打个招呼他就收兵。他是不是音乐家，那倒成了次要问题。音乐嘛，法国人个个都懂。古耶很快就学会了基本功。

　　办法很简单，只要听音乐会时坐到一个音乐家旁边，最好是作曲家，听他讲对演出作品的意见。这样做上几个月的学徒，他就会懂行，笨小鹅也会飞了。说老实话，飞得自然不像老鹰；天晓得古耶冒充权威，在报纸上胡说八道，说了多少荒唐的错话！他听得一知半解，读得糊糊涂涂，迟钝的头脑里乌七八糟，却自高自大地教训别人；他写起评论来自以为是，东拉西扯，夹杂着一些双关语，故弄玄虚，盛气凌人；他的心理状态像个学监。有时，隔不了多久，他就会引起毫不留情的反驳，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假装死人，避免回答。他既滑头滑脑，又粗心大意，既傲慢无礼，又平庸无知，总是见机行事。他对地位高、名气大的音乐大师卑躬屈膝（名位是他评估音乐价值的唯一标准）；无名之辈他全不放在眼里，穷音乐师他就充分利用——他并不是个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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