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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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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各持己见,莫衷一是,但不是所有的人统统死光,也不是个个都能保住性命。事实是许多得病的人分散在各处,他们健康时是善于养生的榜样,得病之后遭到舍弃,孤零零地奄奄待毙。且不说大家相互回避,街坊邻居互不照应,即使亲戚之间也不相往来,或者难得探望。瘟疫把大家吓坏了,以致兄弟、姐妹、叔侄甚至夫妻互相都不照顾。最严重而难以置信的是父母尽量不照顾看望儿女,仿佛他们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得病的男男女女数不胜数,他们别无他法,只得求助于为数极少的好心朋友,或者雇用贪心的仆人。由于伺候病人的工作条件恶劣,尽管工资极高,仍不容易找到用人,即使找到,往往也是一些笨手笨脚、从未干过这一行的男女。 这些用人干不了什么事,只会根据病人的要求递些东西或者给病人送终。料理后事的差使常常得不偿失,挣了大钱而误了性命。病人既然得不到街坊亲友的照顾,用人又那么难找,于是出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做法,就是一个女人不论以前多么文雅、俊俏、高贵,病倒后会毫无顾忌地招聘一个男用人,不管他年纪老少,并且只要病情需要,会毫不害羞地像在另一个女人面前那样露出自己身体的任何部位。痊愈的妇女日后往往不如以前那么贞洁,也许和这种情况有关。此外,许多病人如果得到照顾,也许能保住性命,但由于用人奇缺,结果死了。加上疫病传染力特强,城里白天黑夜都有大批人死亡,这种情形听起来也骇人,更不用说亲眼看到了。因此,侥幸活下来的市民中间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些和以前完全相反的习俗。 按照以前的风俗(今天也是这样),哪家有了丧事,亲戚和邻居家的妇女同死者的女眷聚在一起,为死者恸哭,而男性邻居以及别的市民则在丧家门前同死者的男性亲属待在一起。随后来的是教士,他们的级别要看死者的身份而定。死者的灵柩由亲友们扛着,后面跟着手拿蜡烛吟唱着挽歌的送葬队伍,逶迤前往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当疫情日趋严重时,这些规矩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给废除了,由新的规矩取而代之。 病人临终时非但没有妇女围守床前,甚至没有任何人在场,能够赢得家属的真心悲痛和辛酸眼泪的人少之又少。相反的是,大多数活着的人尽情打闹嬉笑。本来女人生性富于同情,如今为了自身健康,竟出奇地学会了那种风气。护送尸体去教堂的邻人至多十来个。抬灵柩的不是有地位、有名望的市民,而是一些花钱雇来专司埋葬的、称为掘墓人的市井之徒。他们脚步匆匆,不把灵柩抬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一般只送到路程最近的教堂就了事。 他们背后跟着五六个教士,手拿蜡烛的很少,往往一支蜡烛都没有,也不费那份工夫一本正经地举行安葬仪式,只在最凑手的空墓穴里放下灵柩就完事大吉。下层社会以及许多中层阶级的人受的罪更大。他们由于贫困,或者图个侥幸,大多守在家里,得病的每天成百上千,加上无人照看伺候,只有死路一条。白天黑夜都有大批人倒毙在路上,另一些人虽然死在家里,也只在尸体腐烂发出臭气时才被街坊发现。 市民中间形成了一种大家共同遵守的风气:一发现哪家有死人,就和一些能找到的搬运夫从死者家里把尸体搬出来,放在门口。那并不是出于对死者的怜悯,而是考虑到尸体腐烂对他们自己有损害。第二天早晨,街上行人会看到许许多多尸体。然后运来棺材,棺材不够,往往就把尸体搁在木板上。有时一口棺材塞进两三具尸体。一对夫妇、父子或者两三个弟兄的尸体盛在一口棺材里的情况屡见不鲜。更常见的是,两个教士举着一个十字架送葬时,半路上会有掘墓人抬着两三口棺材加入行列。 教士们原以为是给一个死者送葬,事实上却是六七个、七八个。没有人为死者流泪、点蜡烛或者守灵,当时死人的事太平常了,正如今天死了一头山羊谁都不当一回事一样。事物兴衰消长是自然规律,但是以前很少遇到灾难,有识之士也不能做到乐天知命。如今大难当头,即使头脑最简单的人也知道必须逆来顺受,对这场空前浩劫满不在乎,若无其事。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大批尸体运来,教堂墓地的面积和按照老规矩进行安葬的人手都不够了,于是在拥挤不堪的墓地里挖出宽大的深坑,把后来的成百具尸体像海运货物那样叠床架屋地堆放起来,几乎堆齐地面,上面只薄薄盖一层浮土。 我们的城市当时的状况伤心惨目,一言难尽,我不忍继续细谈,但要补充的是,城里愁风惨雾,近郊和乡村并不因此而能逃过浩劫(且不说小城堡,那里的惨状和城里相差无几)。乡间分散的小村子里,穷苦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属缺医少药,更没有用人照顾,日日夜夜都有人像牲口那样死在家里、路上和田野。他们也像城市居民一样寻欢作乐,自暴自弃,荒废了农活和田地,每天都在等死似的不再理会牲畜、土地和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过一天算一天,只顾把现有的东西吃光用光。牛、驴、绵羊、山羊、猪、鸡,甚至对人一向极其忠诚的狗都被赶出家园,在庄稼没有收割的田地里到处乱跑。 许多牲畜似乎有灵性,白天在田里觅食吃饱之后,一到晚上,虽然没有牧人带领,也会自动回到住处。我们暂且抛开乡村再说城里,苍天无情,置人于不顾,人的狠心也无以复加。一则由于疫情凶猛,二则由于病人太多,健康人害怕传染,不愿照顾,听其自生自灭,从三月到七月,佛罗伦萨城里据说死了十万人以上。在发生那场要命的瘟疫之前,谁都没有想到这座城市竟有这么多居民。 唉,有多少巍峨的宫殿、豪华的邸宅、漂亮的房屋以前人丁兴旺,士绅和贵妇济济一堂,如今连用人都死光死绝,一个不剩!有多少显赫的门第、著名的产业、庞大的财富留下来没有法定的继承人!多少勇敢的男子、如花似玉的美人、头角峥嵘的青年,就连加兰诺[3]、希波克拉底[4]和埃斯库拉庇乌斯[5]也会认为是健壮的,早晨还同亲友伙伴一起用点心,晚上却和他们的祖先一起在另一个世界共进晚餐了! 喋喋不休地讲述灾难的惨状,我自己也觉得厌烦。因此,可以毫无顾虑地略去的部分我就按下不表,只谈一件事:正当我们城市的居民大批死亡,几乎十室九空的时候,我从一位可靠的人那里听说,某个星期二上午,庄严的圣马利亚新教堂里做完弥撒,几乎没有什么人了,但有七个年轻女郎聚在一起。她们都服丧,穿着黑色的衣裙,相互之间都很熟悉,不是沾亲带故,便是街坊邻居,年纪最大的不过二十八,最小的不到十八。她们都端庄文雅,出身名门,知书达理,容貌姣好,活泼开朗而不流于轻浮。出于充分的理由,我姑且隐去她们的真名实姓。理由是下文即将记载她们讲的和她们听到的事情,我不愿意以后哪一位女郎因之感到羞愧,因为今天的风俗习惯比当时严格一些,对寻欢作乐行为的约束要多一些。正由于已经谈到的原因,当时不仅像那种年纪的女郎,甚至年纪更大一些的女子寻欢作乐的余地也多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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