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76)_罗曼·罗兰

七六

　　长期以来，在俄罗斯，被人称为“顽固派”的老信徒尽管备受迫害，仍顽强地对政府采取不服从态度，拒绝承认政府的合法性。^[256]随着日俄战争的失败，这种心态不胫而走，蔓延到乡下农民之中。拒绝服兵役的案件不断增加。民众越是遭到残酷的镇压，内心的反叛情绪便越高涨。另外，各个省，各个民族，虽然不认识托尔斯泰，也纷纷起来主动或被动地拒绝服从政府的法令。从一八九八年起，高加索的杜霍博尔人，一九〇五年前后古里的格鲁吉亚人，都是这样。这些运动对托尔斯泰的影响超过了托尔斯泰对它们的影响。而他的作品的意义，恰恰和革命党党员作家高尔基等所说的相反^[257]，他喊出了古俄罗斯民族的声音。

　　他对甘冒生命危险实行他所倡导的原则的人保持着非常谦恭有礼的态度。对杜霍博尔人、古里人和逃避服役的士兵，他全无教训的口吻。^[258]

　　没有经受任何考验的人，没有什么可教导正在接受考验的人。^[259]

　　他恳求一切因他的话语和文章而招致受难的人宽恕他。他从不鼓动人拒绝服兵役。每个人都应自己做出决定。如果他遇见某个人犹疑不决，“他总是劝人参军服役，只要不是思想上想不通就不要拒绝服从”。因为如果犹豫就说明还不成熟，“多一个士兵总比多一个伪君子或叛徒好，不自量力的人往往就是这样”^[260]。他怀疑逃兵龚察连科的决心。担心“这个年轻人这样做是自尊心和虚荣心作怪，而不是出自对上帝的爱”^[261]。他写信给杜霍博尔人，叫他们不要因骄傲和对舆论的顾忌而固执地拒绝服从，但“如果办得到，将他们的妻子儿女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谁也不会因此而责怪他们”。他们只应“当基督精神已经在他们心里扎根的时候才坚持，因为此时他们才会以受苦为乐”^[262]。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恳求受迫害的人“无论如何不要断绝与迫害他们的人之间的感情”^[263]。如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所说，连希罗德^[264]也应该爱：

　　你说：“人们不能爱希罗德。”——我不知道，但我感到，你也一样，必须爱他。我知道，你也知道，如果我不爱他，我会痛苦，我心中便失去了生命。^[265]

　　这种爱无比纯洁，又永远那么热烈，即使《福音书》里“爱你的邻人像爱你自己一样”这样的词句，也不能让他感到满足，因为这句话里散发着自私自利的浊气^[266]！

　　在某些人看来，这种爱太泛了，把人类一切自私的成分都剔除干净，岂不流于空泛！可是又有谁比托尔斯泰更厌恶“抽象的爱”呢？

　　当今最大的罪过是抽象地去爱人类，对离得很远的人泛泛地爱……爱我们所不认识也永远遇不上的人，那太容易了！不需做任何牺牲。同时还可对自己十分满意！简直是自欺欺人。——不！必须爱邻人，——和你一起生活而又妨碍你的人。

　　我读过大部分研究托尔斯泰的著作，其中都说，他的哲学和他的信仰并非他的首创。不错，这些思想太美了，而且有永恒的价值，不可能像时下流行的新玩意儿……有些文章指出这些思想有乌托邦的性质。这也对：是乌托邦式的，和福音书一样。先知是理想主义者，在尘世便已过着永恒的生活。既然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景象，既然我们发现最后一位先知已经来到我们中间，既然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家额头戴上了光环，我觉得，这对世界来说，是一件比增添一门宗教或者一种新的哲学更特殊、更重要的事实。只有瞎子才看不见这个伟大的灵魂出现的奇迹，因为在这个由于仇恨使人民血流遍野的时代，他是人类博爱的化身！

　　＊＊＊

　　他的面貌有了固定的特征，永远铭刻在人类的记忆之中。宽广的前额上两道微弯的皱纹，白色的双眉异常浓密，一部忠厚长者的胡须，使人想起第戎的摩西像。苍老的面庞变得平静、温和，留着病痛、忧伤和慈祥的痕迹。从二十岁时的粗野豪放、塞瓦斯托波尔从军时的呆板严肃，到现在的他改变有多大啊！但明亮的眼睛仍然锐利深沉，显得坦白直率、胸无城府，却又明察秋毫。

　　他去世前九年给东正教最高会议的一封复信（1901年4月17日）中，托尔斯泰这样写道：

　　我之能够平静快乐地活着，并平静快乐地走向人生的终点，完全是我的信仰使然。

　　听到这句话，我想起一句古谚：“人在未死之前绝不能称之为快乐。”

　　但他自诩的这种平静与快乐，始终忠实地与他相伴吗？

　　一九〇五年“伟大的革命”带来的希望破灭了。黑暗重重，期待的光明未能喷薄而出。革命的动荡过去，随之而来的是精力衰竭。已往不公平的现象丝毫没有改变，苦难却更加深重了。一九〇六年，托尔斯泰对俄罗斯斯拉夫人民的历史使命已经有点失去信心。他怀着坚强的信念向远方寻找其他可以担负这一使命的民族。他想到了“伟大而智慧的中国人民”。他相信“东方民族可以觅回西方民族几乎已经永远失去的自由”，相信中国将能引导亚洲各族人民，循着“道，非常道”的道路去完成人类转变的大业。^[267]

　　但他的希望很快便成为泡影：信奉老子和孔子的中国一如此前的日本，否定了自己古老的智慧，模仿起欧洲来^[268]。被迫害的杜霍博尔人移民到了加拿大，到了那里便立即恢复了私有制，^[269]引起托尔斯泰极大的愤慨；古里人刚刚摆脱国家的桎梏，便打击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俄国军队，使一切都恢复了秩序。甚至犹太人，“他们的祖国直到那时还是圣经^[270]，是一个人所能希冀的最美丽的国度”，也染上了复国主义的恶疾，这种错误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当代欧洲主义产下的畸形儿”。^[271]托尔斯泰忧伤却没有失去勇气。他相信上帝，相信未来：

　　如果在一瞬间能使一片森林长起来，那就太好了，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必须等待种子发芽，出苗，然后抽枝发叶，最后才长成一棵树。^[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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