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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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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是这个理想主义小团体最狂热的分子中的一员,这个小团体联合了意大利最纯粹的良心。她和费拉拉的勒内、纳瓦尔的玛格丽特的通信,被后来变成新教徒的皮埃尔·帕洛·维尔杰里奥称作“一道真理的光”。但是,由残忍的卡拉法[239]领导的反改革运动开始以后,她陷入致命的怀疑中。她和米开朗琪罗一样,有一个狂热却软弱的灵魂:她需要信仰,她无力抗拒教会的权威。“她持斋、节食以苦修,饿得只剩皮包骨。”[240]她的朋友,红衣主教波莱[241]叫她克制智者的高傲,强迫自己归顺,在神的面前忘掉自我,这才使她渐渐平静下来。她以一种献祭的热忱做着这一切……但愿她只是拿自己献祭!然而她却要朋友们和她一起牺牲,她背弃奥基诺,把他写的东西交给罗马异教裁判所。和米开朗琪罗一样,这伟大的灵魂被恐惧吓破了胆。她把良心的责备埋入一种绝望的神秘主义中: 您看见我处在无知的混沌之中,迷失于错误的歧路;为了寻求休息,肉体一直不停地活动;为了觅得平静,灵魂总是动荡不宁。上帝要我意识到,我一文不值,要我明白,一切在于热爱基督。[242] * 她呼唤死亡,犹如呼唤解放。——一五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她告别了人世。 *** 正当她受瓦尔戴斯和奥基诺的神秘主义自由思想影响最深的时候,她认识了米开朗琪罗。这个女子,忧伤,苦恼,永远需要一个可依傍的向导,同时也永远需要一个比她更软弱、更不幸的人,以便在他身上倾泻洋溢在她心中的母爱。她在米开朗琪罗面前藏起她的惶恐不安,表面上显得安详、持重,稍有点冷淡,她将自己求之于人的平静传递给了米开朗琪罗。他们的友谊始于一五三五年,自一五三八年秋趋于亲密,但完全建立在对神的信念上。那时维多利亚四十六岁,米开朗琪罗已六十三岁了。她住在罗马平乔山下的圣西尔维斯特罗修道院。米开朗琪罗住在卡瓦洛山附近。每星期日,他们在卡瓦洛山圣西尔维斯特罗教堂聚会。修士阿姆昂勃罗吉奥·卡泰里诺·波利蒂给他们朗读《圣保罗书简》,他们一起讨论。葡萄牙画家弗朗索瓦·德·奥朗德在他的四部《绘画对话录》中,为我们留下了这些谈话的记忆。这些生动的画面,反映了他们之间严肃而亲切的友谊。 弗朗索瓦·德·奥朗德第一次去圣西尔维斯特罗教堂,看见佩斯卡拉侯爵夫人和几个朋友在那里聆听诵读圣书。米开朗琪罗当时不在场。诵读完毕后,可爱的夫人微笑着对画家说: “和讲道相比,弗朗索瓦·德·奥朗德大约更乐于听米开朗琪罗的谈话。” 弗朗索瓦被这句话刺伤,傻呵呵地回答: “怎么,夫人,阁下您以为我除了绘画,对其他任何事情都麻木不仁么?” “别多心,弗朗索瓦先生,”拉唐齐奥·托洛梅说,“侯爵夫人恰恰深信画家在任何方面都很优秀。我们意大利人多么敬重绘画!她说这句话可能是想让您听听米开朗琪罗的谈话,好使您更加高兴。” 弗朗索瓦尴尬地道了歉,侯爵夫人对她的一个仆人说: “到米开朗琪罗那儿去,告诉他宗教仪式结束后,我和拉唐齐奥先生还呆在教堂里,这儿舒适凉快,如果他愿意耗费一点时间,我们将获益匪浅……但是,”她深知米开朗琪罗的性格孤僻,便补充道,“别告诉他西班牙人(应为葡萄牙人)弗朗索瓦·德·奥朗德也在这儿。” 等待仆人回来的时候,他们商量用什么办法把谈话引到绘画上,而不让他察觉他们的意图。因为他一旦发现他们的用意,会立刻拒绝继续谈下去。 静寂了片刻,有人敲门了。这么快就有了回音,大家都很担心大师不来。原来我的福星高照,使住在附近的米开朗琪罗正巧往圣西尔维斯特罗教堂的方向走,他沿着埃斯齐丽娜街往台尔梅斯走去,一路上和他的学生乌尔比诺聊着哲学。我们派去的仆人遇见他,便把他带来了,此刻正是他本人站在门槛上。侯爵夫人立起身,站着和他谈了好一会儿,才请他在她和拉唐齐奥之间就座。 * 弗朗索瓦·德·奥朗德坐在他旁边,可是米开朗琪罗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邻座,奥朗德大受刺激,愤愤地说: 真是,要让人看不见他的最好办法,就是直挺挺站在这个人的眼前。 米开朗琪罗吃惊地瞧着他,立刻向他道歉,态度十分谦恭: 对不起,弗朗索瓦先生,我真的没看见您,因为我的眼睛一直望着侯爵夫人。 侯爵夫人稍稍顿了一下,这时开始用一种怎样吹嘘都不算过分的艺术,谈起这样那样的事情,巧妙而且谨慎地避开绘画的话题。真像是围攻一座防守严密的城市,既费力又需施巧计。米开朗琪罗则像一个强壮且保持警惕的被围困者,处处设岗,扯起吊桥,遍布陷坑,警惕地在房门和墙壁上都安排了驻军。但侯爵夫人最终还是把他攻下了。真的,没有人能抵抗住她。 “那么,”她说,“应该承认,当我们用与他同样的武器,即诡计,去攻击米开朗琪罗时,我们总是失败的。所以,拉唐齐奥先生,如果想要使他开口不得,由我们来下结论,就应当和他谈诉讼,教皇的敕令,或者……绘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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