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人笔记(91)_屠格涅夫

九一

　　“我童年时养过一只黄雀，有一回给猫抓住了，又被救出来，治好了伤，可是我这可怜的黄雀不能复健；它闷闷不乐，憔悴起来，不再唱歌了……结果，有一天夜里，一只大老鼠钻进它那开着的笼子里，咬掉了它的嘴，它这才决心死了。不知道一只什么样的猫把我妻子也抓了一下，她也闷闷不乐，憔悴起来，像我那不幸的黄雀一样。有时她自己显然想振作一下，在新鲜空气中、阳光底下、自由天地里振奋起来；她尝试一下，又缩成了一团。她是爱我的，她曾好几回向我保证，她更无别的愿望了，——呸，见鬼！——她的目光黯然失色了。

　　“我想，会不会过去有过什么事情？我就调查，但是结果一无所得。好，现在请您判断：如果是个怪人，大概会耸耸肩膀，叹两口气，照旧过自己的生活；可是我，因为不是个怪人，就要想到悬梁。我的妻子深深地沉浸在老处女的一切习惯中——贝多芬、夜游、木犀草、和朋友们通信、纪念册等等，——因而对于任何其他生活方式，尤其是对于主妇的生活，她无论如何也不能习惯；可是，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为无名的烦恼而苦闷，每天晚上唱《你不要在黎明时唤醒她》，实在是可笑的。

　　“于是，我们就这样享了三年福；第四年上索菲娅在第一次分娩时死了，而且——真奇怪——我仿佛早就觉得，她是不可能给我一个女儿或儿子，给世上一个新居民的。我记得她殡葬时候的情景。那时候是春天。我们教区的教堂并不大，已经很旧了，圣幛发黑了，墙壁上光秃秃的，砖地有好几处破损了；每一个唱诗班席位上供着一个古老的大圣像。棺材抬进来，安放在圣幛正门前面正中央的地方，罩上了褪色的盖棺布，周围摆着三个蜡烛台。仪式开始了。一个衰老的教堂执事后面拖着一条小辫，低低地系着一条绿色的腰带，在读经台前悲哀地诵读经文；教士年纪也老了，相貌和善，双眼矇眬，穿着黄色花纹的紫色法衣，兼任着助祭的职务在做祷告。

　　“窗子都敞开着，垂枝白桦的新鲜的嫩叶填满了窗口，在那里摇曳着，发出簌簌的声音；院子里飘进青草的气味；蜡烛的红色火焰在明丽的春光中变成了淡白色；整个教堂里都听得见麻雀的吱喳吱喳声，有时圆屋顶下飞进一只燕子来，发出响亮的叫声。在金粉似的太阳光里，几个农民的淡褐色的头很快地起伏着，正在热心地为死者祈祷；香炉的洞孔里冒出一缕淡蓝色的烟来。我看着我妻子的遗容……我的天！就是死，就是死神亲自来到，也不能解救她，不能治好她的创伤：还是这么一副病态的、胆怯的、隐忍的表情，——她仿佛进了棺材还不自在……我心中充满悲痛。她是个善良的，善良的人；可是为她自己着想，还是死了的好！”

　　讲话的人双颊通红，眼睛黯淡无光。

　　“终于，”他又说起话来，“我摆脱了我妻子死后我所感到的沉重的颓丧，我就打算去从事所谓事业。我在省城里就了职；但是在公家机关的大房间里，我觉得头痛得厉害，目力也坏起来；正好发生了其他的事由……我就辞职。我想到莫斯科去一趟，可是第一，钱不够用；第二……我已经对您说过，我是与世无争了。这与世无争是突如其来的，又不是突如其来的。在精神上，我早就与世无争了，可是我的头还不肯低下去。我认为我的思想感情的质朴，是受了乡村生活和不幸事件的影响……

　　“另一方面，我早就注意到：差不多所有我的邻居，年轻的和年老的，起初由于我有学问，到过外国，以及我的教养方面的其他情况而感到惶恐，现在不但已经完全看惯了，竟开始对我粗暴或者轻率起来，不再听完我的议论，对我说话也不再用恭敬的称呼了。我还忘了告诉您：在我结婚后的第一年中，因为寂寞，我曾经尝试写作，还寄了一篇文章到一个杂志社去，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个中篇小说；但是过了一些时候，收到编辑一封彬彬有礼的信，信里有一段是说：我的智慧是不能否定的，但是缺乏才华，而在文学中需要的就是才华。

　　“还有，我听人家说：有一个过路的莫斯科人，倒是一个善良的青年人，在省长的晚会上顺便批评了我，说我是一个才能枯竭而毫无价值的人。但是我的半自发的盲目性还是继续存在着，您知道，我不愿意打自己的‘耳光’；终于有一天早晨，我睁开了眼睛。是这么一回事：县警察局长来找我，他的目的是要我注意我领地里有一座桥坍了，而这座桥是我绝对没有能力修理的。这个宽宏大量的秩序监督者用一块鲟鱼干下一杯烧酒，同时用长辈的口吻责备我的疏忽，不过，他为我设身处地想，劝我只要叫农民们堆些粪料上去就行了；接着他吸起烟斗，和我谈论即将来到的选举。

　　“那时候，有一个叫做奥尔巴萨诺夫的人正在图谋省贵族长这个荣誉的称号；他是一个无聊的空谈家，又是一个受贿的人。况且他在财富和声望上都不是特出的人。我发表了对他的看法，而且说得很不客气；老实说，我看不起奥尔巴萨诺夫先生。县警察局长对我看看，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和气地说：‘喂，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我和您是不该议论这种人的——我们哪里配呢？……安分守己些吧。’‘得了吧，’我生气地反驳，‘我和奥尔巴萨诺夫先生之间有什么差别呀？’

　　“警察局长把烟斗从嘴里取出，睁大了眼睛，突然噗哧一声哈哈大笑起来。‘哈，这人真滑稽，’最后他流着眼泪说，‘说出这样的话来，……啊！怎么啦？’直到离去为止，他不断地嘲笑我，有时用胳膊肘推推我的身体，而且竟直呼我的名字。他终于走了。这是我所缺少的最后一滴；我的杯子满得要溢出来了。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好几回，在镜子面前停下来，久久地注视着自己的狼狈的脸，慢慢地伸出舌头，带着苦笑摇摇头。我眼睛上的翳落下来了，我清楚地看到，比在镜子里看自己的脸更清楚地看到，我是一个多么无聊的、不足道的、没有用的、平凡的人！”

　　讲话的人沉默了一会儿。

　　“在伏尔泰的一出悲剧里，”他颓丧地继续说，“有一个贵族因为不幸到了极点而感到欢喜。在我的命运中虽然没有一点悲剧性的事件，但是老实说，我也体味过这一类心情。我领略到了冷酷的绝望中的尖酸的狂喜；我感受到整个早晨从容不迫地躺在自己床上诅咒自己的出生时日是多么甜蜜；我还不能一下子与世无争。而实际上，请您想想，贫穷把我困住在我所痛恨的乡村里；什么产业啦、职务啦、文学啦——都与我无缘；我避免和地主们来往，书读厌了；至于那些抖动着鬈发而热狂地絮聒着‘人生’这个字眼的、水肿、病态、神经质的小姐们，自从我停止了空谈和赞扬以来，她们对我一点也不感兴趣了；我不善于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离群索居……我就开始，您知道怎么着？我就开始到邻居们那里去闲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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