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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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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跑到前头找到了扎尔基。他们两个在保尔的房间里谈了很久。扎尔基在党的一个州委会里负责宣传鼓动工作。 “你知道我已经结婚了吗?我们马上就要有个女孩,或者是一个男孩。”扎尔基说。 “呵,她是谁?”保尔惊异地问他。 扎尔基从他口袋里拿出一张相片给保尔看。 “认得她吗?” 保尔一看,原来是他和安娜·鲍哈特的合照。 “杜巴瓦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保尔更惊异了,问。 “他现在在莫斯科。他被党开除之后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正在莫斯科工学院读书。听说,他又恢复了党籍,那也白搭。这个人中毒太深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什么地方吗?他现在作了造船厂的副厂长。其余的人我知道的很少。大家都分散在各地工作,能够碰到一块儿,叙叙往事,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事呵!”扎尔基高兴地回答。 朵拉和别的几个人走进了保尔的房间里。一个高个子把门关了。朵拉看见了扎尔基身上的勋章,就问保尔: “你的这位同志也是党员吗?他在什么地方工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简单地把扎尔基的情形讲了一下。 “那么,他可以留在这里。这些同志是刚从莫斯科来的。他们要把最近党内的一些消息告诉我们。我们决定在你的房间里举行一次特殊的内部会议。”朵拉解释说。 房间里所有的人,除保尔和扎尔基之外,差不多全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党监察委员会委员巴尔塔绍夫把有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领导的新反对派的各种事情告诉了他们。末了,巴尔塔绍夫说: “在这个紧张的时期,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坚守我们的岗位。我明天就动身。” 在这次会议的三天之后,疗养院已经空了。跟别人一样,保尔也提前走了。 他在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没有等候多久,就被派到一个工业区去,担任团的州委书记,一个星期后,城里的团员们已经听到他第一次的演说了。 深秋时候,州党委会的汽车载着保尔和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到离城稍远的一个区里去,汽车滑进路旁的壕沟里,翻倒了。 三个人都受了伤,保尔的右膝被压坏了。几天之后,保尔被送到哈尔科夫外科学院去。外科医生们检查了他那条肿着的右腿,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决定立刻动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那个领导会诊的胖教授说: “好,就定在明天早上。”他说完就起身走了,别的医生也跟着他走出去。 一间明亮的单人病房,洁净无尘,有着医院所特有的、他长久没有闻过的味道。他向周围看了看:一张铺着雪白台布的小桌子,一个白色的方凳——这就是全部家具。 一个女护士捧着晚餐进来。 保尔谢绝了晚餐。他半躺在床上,写他的信。腿上疼得厉害,影响他的思索;他也不想吃东西。 他写好第四封信的时候,房门悄悄地开了,保尔看见一个穿白衣戴白帽的年轻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可以隐约看见她那很细的眉毛和一对仿佛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只手拿着一个纸夹,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纸和一支铅笔。她说: “我是你这病房的医生,今天我值班。我要填这张表,不管您愿意不愿意,您得回答我所有的问题。” 她和气地笑了一笑。这微笑减轻了“审问”的不快。保尔不但把他自己的、连他祖先三代的事情也都告诉了她,整整讲了一个钟头。 手术室里有好几个戴着口罩的人。 镀镍的外科用具闪着亮光,一张窄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当保尔躺到手术台上的时候,医生已经洗了手。施行手术的准备正在他身后急速进行。保尔向周围看了看。一个女看护正在安放手术刀、小镊子。责任医师巴扎诺娃开始解下保尔腿上的绷带。然后轻声地告诉他说: “柯察金同志,别往那里看,这对神经会有刺激……” “大夫,谁的神经?”保尔开玩笑地问。 几分钟后,他的脸完全给面罩蒙上了,那教授对他说: “别害怕,我们就要给你施行哥罗芳麻醉。你用鼻孔深深地吸气,一二三地数下去。” 从面罩下面发出的声音平静地回答说: “好。我事先向你们道歉,我恐怕会不自觉地说出一些难听的话来。” 教授忍不住笑了。 接着,令人窒息的、味道难闻的第一滴麻醉药水滴下去了。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下去,竭力想念得清楚些。这样,他便开始了他的悲剧的第一幕。 阿尔焦姆几乎不知道为什么在打开信的时候非常激动,把信封撕成了两半。他的眼睛接触到最初的几行,就慌忙地一气读下去: * 阿尔焦姆!我们很少通信。 一年至多只有一两次吧!可是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同老根一刀两断,你和你的家已经从谢佩托夫卡搬到卡扎亭的工厂去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跟她的家庭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别的一切。要改造斯捷莎那种人是不容易的,我恐怕你未必能办到。你又说,“人岁数一大,学习就很困难。”可是你学习的成绩并不坏。你那样固执,不肯放弃工厂的工作去做镇苏维埃的主席,也是错误的。你不是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打过仗吗?那么,你就应当掌握它。从明天起,就开始担负起镇苏维埃的工作吧! 现在谈谈我自己的事情。我的情形有点不妙。我开始常常住在医院里了。他们给我开了两次刀,我已经流了不少血,失去了不少精力,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答复我:这样的事情究竟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我已经脱离了工作,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职业——“病号”。我已经忍受了许多痛苦,而结果是——右膝已成残废,身上添了许多刀口的缝线,而最后医生还有一个新的发现:七年前我脊骨上受过暗伤,现在他们说我大概要为它付出极高的代价。我准备忍受一切,只要能够让我归队。 在生活中,再没有比掉队更使我恐惧的了。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它。因此我才不怕忍受任何痛苦,可是直到现在,依然没有起色,正相反,光景越来越惨淡。在经过第一次手术之后,我刚能走动立刻就恢复了工作,但是不久他们又把我送回来。现在我刚收到进耶夫帕托利亚的麦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我明天就动身。阿尔焦姆,别难过,我不会那么轻易死掉的。我自己有着足够三个人的生命力。哥哥,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呢!要注意你的健康,别再一下扛三百多斤。要不,以后党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来修补它。光阴给我们经验,读书给我们知识,可是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在医院里作客。握手。 保尔·柯察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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