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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


  ▼第四章

  国境线——就是两根柱子。它们沉默而敌对地竖在那里,象征着两个世界。一根柱面刨得很光,像警察岗亭一样漆了黑白相间的线条。在它顶上,牢固地钉着一只独头鹰。它双翼展开,似乎正要用利爪去攫取那根漆着线条的界标;同时,这独头的嗜食腐肉的恶鸟,又伸着它那准备啄东西的钩嘴,眼睛凶猛地瞪着对面的铁牌。另一根柱子竖在对面六步以外,这是一根巨大的圆形的橡木柱,它深深地埋在地里。柱子顶上是一块铸着锤子与镰刀的铁牌。虽然这两根界标都竖在平原上,但是这两个世界之间却有一条鸿沟。除非你要冒性命的危险,要不,你要走过这六步的距离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国境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些沉默的哨兵,顶着铸有伟大的劳动标记的铁牌,像一条不动的铁链似的从黑海起,经过数千公里一直延伸到最北边,延伸到北冰洋。苏维埃乌克兰和资产阶级波兰的国界,就从钉着一个老鹰的柱子开始。小镇别列兹多夫是在大森林里。它离国境十公里,对面是波兰的小镇科列茨。边防军某营的防区就是在斯拉武塔镇到阿纳波利镇之间。

  国境界标的长链通过积雪覆盖的平原,穿过森林的空地,跳进幽深的峡谷,接着又爬上去,矗立在山冈上,然后又到达河边,从高高的河岸上注视着异国的冰天雪地的原野。

  天气非常冷。雪在他的毡靴下面咯吱咯吱地响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红军战士,戴着英武的尖顶军帽,从那带着锤子与镰刀的界标旁边走开,有力地迈着步子,在他的防地里巡逻。他身上穿着灰色陆军大衣,佩着绿色领章,脚上穿着长统毡靴。在大衣的外面,又披着一件高领子的宽敞羊皮外套。他的头暖暖地包在呢子军帽里。手上戴着羊皮手套。那羊皮外套一直盖住脚跟,即使外面刮着大风雪,里面还是暖和的。他背着步枪,津津有味地抽着自己卷的马合烟,在边境巡逻线上来回走着,皮外套不断刮着地面上的积雪。在这广阔的平原上,苏维埃国境上两个哨兵之间的距离是一公里,他们彼此可以望见。而在波兰那面哨兵之间的距离是两公里。

  在那一边,一个波兰哨兵正沿着他自己的巡逻线向红军哨兵迎面走来。他穿着粗制的军靴、灰绿色的军服,外面是一件缀着两排发亮的钮扣的黑外套,头上戴着四角的军帽。他的军帽上嵌着一只白鹰标记,肩章上也是鹰,领章上也是鹰。但那些鹰并不能使这个兵稍微暖和一些。凛冽的寒气一直刺到他的骨头。他走的时候,一边用一只脚后跟敲打着另一只脚后跟,一边搓着麻木的耳朵。他那双戴着薄手套的手已经冻僵了。波兰哨兵一分钟也不能站住,他一站下,寒气马上就会把他的关节冻僵,所以只好时刻不停地来回走,有时还要小跑。现在那两个哨兵碰头了,那波兰哨兵转过身来,在他那一边的国境线上,与红军哨兵平行地走着。

  国境上禁止谈话,但是,四周是一片荒原,一公里以外才有人影,谁知道这两个人究竟是默默地走着,还是违背了国际法呢?

  那波兰人很想抽烟,可是他把火柴忘在军营里了。风好像有意地把红军哨兵的马合烟的香味向他吹过来。那波兰人不再搓那冻坏了的耳朵了。他回头看了看——说不定会有一个班长或是中尉带领一个骑兵巡逻队突然从小山后出现,前来巡视边境,检查岗哨。但是四面一个人也没有。雪在阳光底下耀眼地闪着。天空没有一片雪花。

  最先破坏公法的神圣性的是那个波兰人。他把一支插着扁刺刀的法国连射步枪背到肩上,用冻僵了的手指头费力地从外套的口袋里摸出一包廉价的烟卷来,然后用波兰话说:

  “同志,给根火柴。”

  红军哨兵听到了他的请求,可是国境勤务的军令禁止士兵与境外的任何人交谈,他也不大明白波兰兵所说的话。因此他还是继续走他的路,脚上穿的温暖而柔软的毡靴有力地把积雪踩得咯吱咯吱地响。

  “布尔什维克同志,扔给我一盒火柴,点一根烟卷。”那波兰人又说话了,这回用的是俄语。

  那红军哨兵仔细地看了看他的邻人,心里想:“看样子,寒气已经钻进那波兰人的五脏六腑里了。虽然他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兵士,他过的可是悲惨的生活。在这样的冷天里,赶他出来放哨,穿一件薄薄的布外套,冻得像兔子一样地跳着,不抽口烟实在不行呵。”这样,他连头也不回地把一盒火柴扔了过去。那波兰人顺手接住火柴,划了一根又一根,总算把烟卷点着了。那盒火柴又用同样的方法从那边扔过来。红军哨兵无意间也破坏了公法,对他说:

  “留着吧,我还有。”

  但是,从国境那方面又传来了这样的回话:

  “不,谢谢你,我有了这一小盒火柴,就会坐上两年牢。”

  红军哨兵看着火柴盒。盒上印着一架飞机,代替飞机的螺旋桨的是一只有力的拳头,盒上还写着这样的字:“最后通牒”。

  “是的,他说得对。这对他们是不合适的。”他心想。

  那个波兰哨兵继续和红军哨兵并行巡逻——在这荒凉的平原上,他一个人感到非常孤寂。

  马鞍有节奏地吱吱响着,马的脚步轻快而平稳。黑公马鼻孔周围的毛上已经挂了一层白霜。马呼出的气变成白汽,消失在空气里。营长骑的那匹花骒马,神气地走着,不时把它那纤细的脖子弯成弧形,玩着它的辔头。两个骑马的人都穿着灰色军大衣,束着武装带,袖子上都有三个红色的方块,不过营长加弗里洛夫的领章是绿色的,而他的同伴是红色的。加弗里洛夫是边防军人。这七十多公里长的防区上分布的一营人就是由他指挥的。他是这里的当家人。他那同伴是由别列兹多夫来的客人——民兵大队的政委柯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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