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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


  12月23日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博雅尔卡送到城里来。其中有奥库涅夫。我去了一趟车站,看见从哈尔科夫开来的列车的连接板上抬下来几具僵硬的尸体。医院里很冷。该死的大风雪,它要刮到什么时候呢?

  12月24日

  刚从朱赫来那里回来。消息证实了:奥尔利克昨夜曾率领他全部匪帮袭击了博雅尔卡。匪帮和我们战斗了两小时。他们切断了电话线,今天早晨朱赫来才得到确实的消息。匪帮被击退了。托卡列夫受了伤,枪弹打穿了他的胸膛。今天就要把他运回来。昨夜担任警卫队长的克拉维切克给刀砍死了。他一看见匪帮,便发出警报,同时射击进攻的敌人。他还没有跑到学校,就被砍倒了。筑路队里有十一个人受伤,现在有一列装甲车和两中队骑兵在那里守卫。

  潘克拉托夫升任筑路队的主任。白天普兹列夫斯基团在格卢鲍基村包围了一部分匪徒,把他们都砍死了。筑路工地有一些非党的人员,来不及等火车,就沿着铁路徒步走回城里来。

  12月25日

  托卡列夫和别的受伤的人们运到了,他们都被安顿在医院里。医生答应救活托卡列夫。他仍昏迷不醒。别的人都没有生命的危险。

  党省委和我们都接到了博雅尔卡来的电报:“为了回答匪帮的袭击,我们,窄轨铁路的建筑者,‘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和骑兵团的全体指战员,在这里召开大会,向你们保证,尽管有种种的困难,我们仍决定在一月一日以前把木材运到城里。我们大家决心全力以赴。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会议主席柯察金,记录别尔津。”

  我们以军礼在索洛缅卡埋葬了克拉维切克。

  日夜盼望着的木材已经近在咫尺了。但筑路进度很慢,因为伤寒病每天要夺去几十只有用的手。

  有一天,保尔像喝醉酒似的,两腿发软,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从发烧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但是今天他觉得热度要比往常高得多。

  那吮吸着筑路队的血液的伤寒病,现在又向保尔本人进攻了。但是他的健壮的身体仍在抵抗它,一连五天他都挣扎着从那铺着麦秸的水泥地上爬了起来,跟别人一道去出工。但是不管是那件暖和的皮短大衣也好,或是朱赫来送给他的那双现在已经套在生了冻疮的脚上的毡靴也好,都救不了他了。

  他每走一步,都像有什么东西猛刺着他的胸口,他的上下牙碰得直响,两眼发黑,他觉得树木就像旋转着的木马似的。

  他好容易才走到车站。不平常的喧哗声使他吃了一惊。他仔细一看:停着一列跟车站一样长的平板车——在那些敞车上面,有小火车头、铁轨和枕木,许多随车同来的人正在忙着卸车。他再走几步,身子就失去了平衡。他只觉得头一晕,就栽倒在地上。积雪冰着他那灼热的脸,他觉得挺舒服。

  几个钟头以后大家才发现他,把他送到板棚里。柯察金的呼吸很困难,他已经不认得周围的人了。从列车上请来了医师,诊断的结果是:“格鲁布性肺炎兼肠伤寒。体温四十一度五。至于关节炎和脖子上那两个痈疮,——倒是小意思了。光是上面那两种主要病症,就已经足够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潘克拉托夫和随着列车到来的杜巴瓦都尽全力抢救保尔。

  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把他送回谢佩托夫卡去。

  幸亏有柯察金那一队的全体队员的帮助,特别是在霍利亚瓦的压力之下,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算把科汉斯基和不省人事的保尔送到那挤得满满的车厢里去。车上的客人因为怕他得的是斑疹伤寒,会传染别人,死也不肯让他们上车,并且威胁着说,只要车一开动,他们就把他扔到车厢外面去。

  霍利亚瓦当着那些说这话的人的面,晃着他的手枪,大声叫着说:

  “这病人不传染!就是把你们所有的人都赶下车,也得让他走!你们这些损人利己的无赖,记住!要是谁敢动他一动,我就通知沿线人员:列车一到,就把你们全都赶下车,关进牢里。阿廖沙,这是保尔的盒子枪。要是谁敢动保尔一下,你就瞄准打他。”霍利亚瓦这样吓唬他们说。

  列车开动了。在空荡荡的月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跟前说:

  “你说,他能活吗?”

  没有回答。

  “咱们走吧,德米特里,这件事只好听其自然了。现在一切都得咱们负责了。今天夜里必须把那些机车弄下来,明早好生火试一试。”

  霍利亚瓦打电话给沿线每个肃反工作同志,要求他们不许乘客把生病的柯察金从车上抬下来,直到他得到每个朋友的肯定的回答,表示决不容许他们这样做之后,他才去睡觉。

  列车到了中继站,一个亚麻色头发的无名青年的尸体被大家从客车里抬到月台上来。他是谁,他是得什么病死的——谁也不知道。车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请求,慌忙跑到车厢跟前,但是他们看到这青年确实已经死了,只好把他移到车站的停尸房,并且立刻给博雅尔卡的霍利亚瓦打电话,把他那么关切的那个青年同志的死讯告诉了他。

  博雅尔卡又发出一个简短的电报给省委,报告保尔的死讯。

  阿廖沙·科汉斯基把重病的保尔送到家里,接着,他自己也害起伤寒病,发高烧,躺倒了。

  丽达在日记上写着:

  1月9日

  为什么我会这样难过呢?在我坐下动笔之前,我就大哭了一场。谁会想到丽达竟会哭,而且还哭得这么伤心!难道眼泪永远是意志薄弱的象征?今天流泪是因为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悲痛。为什么我会感到悲痛呢?今天是胜利的日子,寒冷的恐怖已经被克服,铁路的各个车站已堆满了宝贵的木材,我也刚从那个庆祝胜利的大会——市苏维埃为庆贺建筑铁路的全体英雄们而举行的扩大会议回来,为什么正在这时候我会感到悲痛呢?我们胜利了,但是已经有两个人为它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保尔·柯察金。

  保尔的死使我发现了真情:对于我,他比我原先所想的更加亲爱和宝贵。

  日记就在这里中止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提笔再写呢。明天我要写信到哈尔科夫,同意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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