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431)_雨果

四三一

　　▼二问题的本质

　　有暴动也有起义，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愤怒，一种是错误，而另一种是权利。在惟一公平合理的民主政体中，一小部分人有时会篡取政权，于是全体人民站起来，为了恢复自身的权利，可以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在所有一切涉及集体的主权问题上，全体反对部分的战争是起义，部分反对全体的进攻是暴动；要看杜伊勒里宫接纳的是什么人，如果它接纳的是国王，对它进攻便是正义的，如果它接纳的是国民公会，对它进攻便是非正义的。同一架瞄准民众的大炮，在八月十日是错的，在葡月十四日^[97]却是对的。外表相似，本质不同，瑞士雇佣军保护的是错误的，波拿巴保护的是正确的。普选在自由和自主的情况下所做的一切，不能由街道来改变。

　　在纯属文明的事物中也是这样，群众的本能，昨天清晰，明天又可能糊涂。同一种狂怒，用以反对泰雷^[98]是合法的，用以反对杜尔哥却是谬误的。破坏机器，抢劫仓库，掘起铁轨，拆毁船坞，聚众横行，不按照法律规定对待进步人士，学生杀害拉米斯^[99]，用石头把卢梭赶出瑞士^[100]，这些都是暴动。以色列反对摩西，雅典反对伏西翁，罗马反对西庇阿^[101]，是暴动，巴黎反对巴士底，是起义。

　　士兵反对亚历山大，海员反对哥伦布，是同样的反抗，狂妄的反抗。为什么？因为亚历山大用剑为亚洲所做的事，也就是哥伦布用指南针为美洲所做的事，亚历山大和哥伦布一样，发现了一个大陆。向文明赠送一个大陆，这是光明的极大增长，因而对此的任何抗拒都是有罪的。有时人民对自己也变得不忠诚。群众成为人民的叛徒。比如私盐商贩的长期流血斗争，这一合法的慢性反抗，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到了安全的日子，人民胜利的日子，却忽然归附王朝，一变而为朱安暴乱，使反抗王室的起义，转为拥护王室的暴动！无知的悲惨杰作！私盐商贩们逃脱了王室的绞刑架，颈子上的绞索还没有解下来，便又戴上白帽徽。“打倒食盐专卖政策”，忽又变成“国王万岁”。真是咄咄怪事！圣巴托罗缪节的杀人者^[102]、九月的扼杀者^[103]、杀害科里尼的凶手、杀害德·朗巴尔夫人^[104]的凶手、杀害布律纳的凶手、米克雷^[105]、绿徽党^[106]、辫子兵^[107]、热胡帮^[108]、铁臂骑士^[109]，这些都是暴动。

　　旺代是天主教的一次大暴动。人权发动的声音是可以辨别的，它不一定出自群众奔突冲撞的杂沓声，有失去理智的暴怒，有坼裂的铜钟，号召武装反抗的钟不一定全发出青铜声。狂热和无知的骚乱不同于前进中的动荡。站起来，可以，但只应当是为了向上。请把你选择的方向指给我看。起义只能是向前的。其他一切的“起来”都不好。一切向后的强烈步伐都是暴动，倒退对人类是一种暴行。起义是真理的怒火的突发。为起义而掘起的铺路石迸发着人权的火花。这些石块留给暴动的只是它们的泥渣。丹东反对路易十六是起义，阿贝尔反对丹东是暴动。

　　因此，正如拉斐德所说，在某种情况下，如果起义能是最神圣的义务，暴动也可以是无可挽回的罪行。

　　在热能的强度方面也有所区别，起义是火山，暴动是草火。

　　我们说过，反抗有时发生在政权的内部。波林尼雅克搞的是暴动，卡米尔·德穆兰治理国家。

　　有时，起义就是起死回生。

　　用普选来解决一切问题还是个崭新的方法，以前的四千年历史充满了人权被蹂躏和人民遭灾难的事实，每个历史时期都带来了适用于当时的抗议形式。在恺撒的统治时期，不曾有过起义，但有尤维纳利斯。

　　愤怒代替了格拉古兄弟的悲剧。

　　在恺撒时代有流放赛伊尼^[110]的犯人，也有历史年表里的人物。

　　我们在这里不谈论巴特莫斯^[111]的巨大放逐，这件事也引起理想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强烈抗议，使成为大规模的讽刺，使尼尼微的罗马、巴比伦的罗马和所多玛的罗马作出《启示录》的光辉启示。

　　约翰^[112]站在山石上就像斯芬克司蹲在底座上，人们可能不理解他，他是犹太人，写的是希伯来语^[113]，但写《编年史》的是拉丁人，说得更恰当一些，他是罗马人。

　　那些尼禄们的黑暗统治，应同样被描绘出来，仅以刻刀雕琢是平淡无味的，应使刻痕具有简练而辛辣的文风。

　　暴君有助于思想家的观察，接二连三的言论是猛烈的言论。当某一主宰剥夺群众的言论自由时，作者就要再三加强他的语气。沉默会产生神秘的威力，使思想经过筛滤如青铜般坚硬，历史上的压制造成了历史家的精确性。某些文章像花岗石一样坚固，实际上是暴君的压力形成的。

　　暴君制度迫使作者把叙述的范围缩小了，也就增添了力量，在罗马的西塞罗时代，对韦雷斯^[114]的评论多少有些力量，可是对卡利古拉就逊色了。词句简练而加强了打击力，塔西佗的思想是强有力的。

　　一个伟人的正义感是由公正和真理凝合而成的，遇事给予雷霆般的打击。

　　顺便谈一谈，应当注意到塔西佗不是在历史上压倒了恺撒。罗马王族是保留给他的。恺撒和塔西佗是相继出现的两个非凡人物。他们的相遇是神秘地不予安排，在世纪的舞台上规定了他们的入场和出场。恺撒是伟大的，塔西佗是伟大的，上帝免去了这两个伟人相遇。裁判官在打击恺撒时可能过火了，因而成为不公正。上帝并不愿意如此。非洲和西班牙的战争，西西里岛上的海盗被消灭，把文化引进到高卢、布列塔尼以及日耳曼地区，这些光荣遮蔽了鲁比肯^[115]事变。这正是神圣正义的微妙表示，不批判著名篡位者的令人生畏的历史学家在犹豫不决，于是使恺撒得到塔西佗的宽恕，这样就给予英才一些可减轻罪行的情况。

　　当然，专制政治总是专制政治，就是在有才能的专制君主统治之下，在有名的暴君之下，也有腐化和堕落，但是在一些丧失廉耻的暴君的统治之下道义方面的灾害是更丑恶的。在这些朝代里耻辱是不加遮盖的，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这些表率人物，在人类面前有益地批颊痛斥这些无可辩解的耻辱。

　　罗马在维特利乌斯^[116]统治时期比西拉时代更坏。在克劳狄乌斯和多米齐安时代，其卑劣畸形是符合暴君的丑恶面貌的。奴隶们的卑鄙是由专制君主直接造成的，在这些沉沦的内心中散发出来的浊气反映了他们的主人。社会的权力是污浊的，人心狭窄，天良平凡，精神如臭虫。卡拉卡拉^[117]时代是这样，康莫德^[118]时代是这样，海利奥加巴尔^[119]时代也是这样。可是在恺撒时代，在罗马元老院内只散发出一些鹰巢内本身的臭味。

　　从这时起出现了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等人，看来似乎迟了一点，这时期明显地产生了示威运动者。

　　如尤维纳利斯和塔西佗，同样如《圣经》时代的以赛亚以及中古时代的但丁，都是个人，可是暴动和起义是群众，有时是错误的，有时是正义的。

　　一般的情况，暴动由物质现实所引起，而起义总是一种精神的现象，暴动就如马赞尼洛^[120]，而起义是斯巴达克。起义是局限在思想领域里，而暴动属于饥饿方面。加斯特^[121]冒火了，加斯特未必总是缺理的。在饥荒问题上，暴动，例如比尚赛^[122]事件，出发点是正确的，悲壮和正确，为什么还只是暴动呢？因为它实质上虽然有理，但在形式上是错误的。虽有权力，但行动横蛮，虽然强大，但残暴不堪，乱打一阵，像一只瞎了眼的象，在前进中摧残一切，在后面留下一批老幼妇女的尸体，他们不知不觉牺牲了那些天真无辜者的鲜血。哺养人民是一个好愿望，而残杀他们是一个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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