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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她可以允许知道你已经加入我们的办公室,但当秘密情报人员的事情,她只能保守秘密。你们的人已经对伊丽莎白进行过安全审查,因此那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哈里·福特沉思着。他看上去显然不感兴趣。我把事情搞垮了。贾丁心里在想。真该死。

  接着,福特抬起头来,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怨恨树獭麦克斯威尼。树獭曾得意洋洋地对他说,他刚刚失去了因作战勇敢而受勋的机会。而他确实是勇敢。实际上是非常勇敢。

  “跟我说说薪水和条件吧!”

  哎呀,天赐福佑。谢谢你,天国里的上帝。你真是乐于助人啊!

  贾丁精神为之一振,坐起身来。他拿起没有喝过的伏特加,朝着那个年轻军人举过来。

  “你不会对此感到后悔的!”他撒谎说。

  伦敦市警察局里有一个部门,它的职责是反颠覆、反间谍,以及对付某些恐怖分子的活动。它的名字叫做特别分局。

  这个分局原先叫做特别爱尔兰分局,是上个世纪末建立的,目的是要对付新芬党人和爱尔兰共和军在大不列颠岛本土的暴力活动。为了赢得爱尔兰独立,那两支力量开展了规模不大却又非常致命的游击战。在一百多年时间里,这个分局扩大了业务范围,增加了各种资源,但爱尔兰问题仍是一个令人头痛的主要问题。

  一九一九年,绿岛上三十二个郡中的二十六个都赢得了独立。但是,由于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和爱尔兰叛军的领导人埃蒙。德。瓦莱拉之间达成的协议,主要是苏格兰裔新教徒居住的北部六个郡没有包括在独立协定之中。爱尔兰共和军中的残余分子发誓要把北部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到了一九六O年代,他们偶尔接些炸爆活动,向边境海关检查站发动零星进攻。那些事件在北部被看作是无可奈何的事,而对那个共和国里年岁大一点的公民来说,则被看作是可爱又可气的事。

  天主教徒在那六个郡里处于少数。在一九六九年,其中激进的年轻人觉醒了,他们打破了这种现状。他们团结一致,抗议执政政府在他们这个小小附属国里的高压政策。那里的居民被剥夺普选权,没有平等的就业或住宅的机会,受到气势汹汹的北爱尔兰皇家警察和它的兼职志愿警察的严格管治。

  电视摄影记者前来报导他们声势不大的示威游行。兼职志愿警察开了过来,他们采用了暴力,用警棍砸他们的脑袋,对手拉着手、唱着歌的年轻人——其中有些是学生,有些是工人,还有许多失业工人——施放催泪瓦斯。居住在比较开化地区的那些轻松自在的观众看了那些场面以后,就变得不大轻松起来。

  这可是给那个拍手唱民谣的、自称为爱尔兰共和军的黑手党送了一份厚礼呀。他们从泥炭里,或是他们所谓的草地里,挖出几支生了锈的李一埃菲尔德式点三0三口径的步枪,从老奶奶的茅屋顶下拿出一些点四五口径的韦伯利式左轮枪,把它们仔细擦拭上油。那些孩子们——人们是那样亲昵地称呼他们的——放了几枪,跟装备和训练都比他们优良的兼职志愿警察和他们的非法民间对手,北爱尔兰新教徒保卫协会、北爱尔兰自由斗士以及北爱尔兰志愿部队进行较量。

  伦敦的议会派部队到这个省,这些士兵们既不支持兼职志愿警察,也不支持新教徒的半军队性质的组织,他们的开始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们是来保卫受压迫的少数派和恢复正常生活的。

  此时,出现了更加坚决的激进分子。他们鼓励爱尔兰共和军加紧他们方兴未艾的叛乱活动,使其如火如荼。接着,更激烈的枪战发生了。他们学着这个业已崩溃的大英帝国其他地方所采用的恐怖战术。在塞普路斯,出门逛街买东西的妇女不是被枪杀在她们的孩子面前吗?在肯亚,毛毛党的成员不是曾经挖出英国小学生的肠子吗?看看这么做的结果吧!他们都赢得了独立。那些勇敢的自由斗士的领导人又怎么样呢?天哪,他们坐了几年监牢以后,还不是被邀请组织政府吗?

  但是,爱尔兰共和军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当时的领导人都是一些原先抗英史上受过教育、造诣很深的人。他们觉得,周期性地搞些炸弹爆炸和谋杀不见得对爱尔兰的前途有什么好处。英国人通过秘密谈判暗示了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剥夺新教徒多数派统治的恃强凌弱的权力。

  对少数政治极端分子来说,那是一个危险的时候。他们是靠疯狂的炸弹爆炸、枪油、秘密合约、盖伐拉(一九二八—一九六七,阿根廷出生之古巴共党首领)、马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城市游击战小手册》过日子的。要是他们的运动受到削弱,选择理智和谈判的途径,他们刚刚跟西德赤军连的前身左翼激进集团、西班牙的巴斯克祖国自由组织(以巴斯克地方独立为目的,专门对西班牙政府进行恐怖暴力活动的激进派民族主义团体),和苏联通讯社建立的关系就会化为乌有。

  经过一些激烈的内部争执以后,年轻的激进分子从老的爱尔兰共和军分立出来,自称为爱尔兰共和军激进派。原先的运动称自己为爱尔兰共和军正统派。在分裂的过程中,激进派取走了一些纸板做的领章,但忘了拿走用来别领章的别针,所以他们在使用这些偷来的领章时只能用口香糖粘上去。至今,爱尔兰人都把激进派叫“粘贴的人”。

  特别分局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一号候机处的那个值班警官,一面望着从都柏林航班上来的旅客涌进到大厅里,一面在脑子里漫无边际地想着那些事情。时间是上午八点二十三分。他认出了新芬党贝尔法斯特分部三名年轻的政治活跃分子。就朝他的两名探员点了点头,让他们跟在后面,并安排盯梢。这件事给他无聊的工作增加了一点生气,因此心里觉得很高兴,没有对那个从他身边走过的中年人多加注意。那个人穿着一件裁剪得很好的蓝色大衣,拿着一件手提包和一个公事皮包,脸上挂着一点就像旅官常有的那种烦恼的神色。即使他认出了皮尔逊法官先生,也只会点点头,表示他赞许这位“引渡罪犯的法官”——《每日电讯》是那样称这位有可能成为爱尔兰国会的未来首席检察官的。

  皮尔逊使用自己的名字从都柏林飞抵这里。要是使用假身份的话,万一碰上一位熟人或新闻记者,那就会非常尴尬,虽然他有好的理由在旅途中使用化名。那就是,由于他在引渡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激进派已经威胁要杀死他。就在那个星期,爱尔兰卫兵队的一名中尉真的来拜访过他,讨论他的人身安全事宜,并建议他不管怎么样只要可行的话就使用化名。皮尔逊当时说,他会牢记在心的。

  他乘地下铁来到维多利亚车站,这有二十五分钟的路程。

  然后他走到白金汉宫高高的围墙外面的格罗夫纳广场。他在那里叫了一辆计程车,九点四十二分的时候在国王交叉路口车站附近的贾德街下了车。他穿过尤斯顿路,走进了那个热闹的大火车站。在这里,他碰巧看到两名积极活动单位的成员,不由大吃一惊。积极活动单位指的是那个组织派到英国来活动的特工人员,分为两个小组。他希望他们没有放置炸弹,要是引起混乱,就会延误甚至取消他去爱丁堡的火车。那样的话,可就要搞乱他相当紧凑的行程。

  那两名恐怖分子分别叫做杰勒德。普赖斯和罗辛。麦克沃伊,他们并不知道皮尔逊跟这个运动的关系。普赖斯三十四岁,罗辛是个黑发美女,她二十六岁。普赖斯身穿一套整齐的深灰色西装,系着朴素的领带,手里拿着一个昂贵的公事皮包;罗辛穿着褐色的裙子,深蓝色的夹克和淡黄色朴素宽松的短衫。他们看上去跟任何一对出门办事的白领工人毫无区别。

  跟他们单位其他的三个人在一起,他们已经声名赫赫地制造过四次枪击事件;两次汽车炸弹爆炸事件,一位政治家和一位将军的妻子在爆炸中死于非命;四次火车站炸弹爆炸事件,六名群众,包括一名十二岁的女学生和一名实习牧师被炸死;还向唐宁街发射过一枚迫击炮,差一点把首相和他的战时内阁消灭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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