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宫中的将军(43)_马尔克斯

四十三

　　苏克雷死后，一切事情都无从谈起。他就这样给纳皮尔斯基说明了情况，而后者也如实地写在了他的旅途日记里，一位哥伦比亚大诗人根据他的日记，把这一点补写进了历史，那是180年之后的事。纳皮尔斯基是乘“香农”号邮船抵达的，船长陪他一起来到将军的住地，将军对他们谈了他想去欧洲的愿望。但两人中间谁也没有觉得他真的要乘船运行。由于这艘三桅船要在瓜伊拉停留，并在去金斯敦之前回卡塔赫纳，所以将军给了船长一封信让他带给他经营的阿罗瓦矿业公司的委内瑞拉代理人，以便乘船长返程时带点钱来。船回来了，但没有捎来任何消息，将军颇为沮丧，谁也没有再问他是否还乘船起航。

　　没有任何令人欣慰的消息。何塞·帕拉西奥斯尽量注意不给坏消息添枝加叶，而且尽可能缓以时日再告诉将军。有件事使随行的军官们担忧，他们设法瞒住了将军，以免他意乱心烦：原来卫队里的轻骑兵和掷弹兵一路上所到之处都沾染下了淋病的病毒。事情是从在洪达逗留期间开始的，有两个女人只用几个晚上的工夫，就跟警备部队的所有人员都睡了一遍。从那以后，每过一地士兵们便在私通苟合中继续传播这种病毒。尽管所有科学的药物或江湖术士的妙方都尝试过，但没有一个士兵能免于此病。

　　何塞·帕拉西奥斯想方设法不使令人难受的消息送到他老爷的手里，但这种努力并非万无一失。一天夜里，一封没有姓名、地址的信函几经传递，不知怎么竟送到了将军的吊床上，因为没有戴眼镜，看信时不得不伸长胳膊，一会儿后，他就把信放在蜡烛的火苗上，直到全部化为灰烬。

　　这封信是何塞法·萨格拉里奥写的。她在去蒙波克斯的途中于星期一抵达这里，同行的有她的丈夫和孩子，听说将军被解除职务并将远走国外，她感到病情有所好转。从没有透露过信的内容，但那天整个夜里，他一直烦躁不安。第二天早晨，他派人给何塞法·萨格拉里奥送去一份和解的建议。她没有为他的恳求所感动，而是如所安排的那样，继续她的旅程，没有流露出一丝的脆弱。据后来他告诉何塞·帕拉西奥斯说，何塞法所以那样寸步不让，因为她认为与一个行将就木的人讲和没有任何意义。

　　那个星期，得知曼努埃拉·萨恩斯为了让将军重返政坛，在圣菲进行的个人战争愈演愈烈。内政部不断找她的麻烦，要她交出她保管的档案材料。她一口拒绝了，而且挑起了一系列使政府恼怒的事端。她到处制造风波，散发颂扬将军的小册子，带着两个好斗的女奴用炭笔涂抹公共墙壁上的广告。她身着陆军上校的制服，或进出兵营，或出席士兵的聚会，或参加军官们的密室会议，这些都是众人皆知的事。流传得最激烈的消息说，在乌达内塔的庇护下，她正在推动一场武装暴动，以重建将军的绝对权力。

　　要使人相信将军尚有余力胜任这样的事，那是困难的。傍晚的热度每天定时升高，咳嗽的声音也令人揪心。一天清早，何塞·帕拉西奥斯听到他高声呼叫：“祖国个婊子！”将军训斥军官的叫声使他大吃一惊，他一下跑进将军的卧室，看到他脸颊上满是鲜血，原来是刮脸划破了皮。他所以发火倒不是由于这件事本身，而是恼恨自己动作的迟笨。威尔逊上校赶紧找来了药剂师给他做处理，发现他极为难受，药剂师想给他服几滴颠茄液，以便让他平静下来，但被他突然拒绝了。

　　“让我就这样待着，”他说，“无可救药者的健康就是绝望。”

　　他的姐姐玛丽娅·安东尼娅从加拉加斯给他来信，信中说：“大家都抱怨你不来整给这儿的混乱状况。”村镇里的神父们都为他铁了心，军队里开小差的现象层出不穷，各个山岭上都布满了全副武装的人群，他们除了将军谁也不相信。她姐姐在信中写道：“这是一场疯子的喧闹，他们不懂得是他们自己干革命。”就在一部分人为他大声疾呼的同时，全国有一半的墙壁上一夜之间都写上了辱骂他的标语口号。散发的传单上写道，他这一家应连诛五族。

　　给他以致命打击的是委内瑞拉议会在瓦伦西亚举行的会议，会上通过了彻底分离的决议和相应的声明，声明庄严地宣布，只要将军还滞留在哥伦比亚的领土上，委内瑞拉与新格拉纳达和厄瓜多尔就没有达成谅解的可能。使他万分痛心的不仅是圣菲发表的官方照会，而且还因为给他送交这份照会的竟是他的死敌、一个参与9月25日阴谋的成员。莫斯克拉总统把这个流亡国外的人召了回来，并委以他内政部长的重任。将军说：“我一定要说，在我一生中这是对我刺激最大的一件事。”那天夜里，他彻夜未眠，为了作出回答，向记录员们口授了几种方案，他当时如此恼怒，以致最后竟沉沉入睡了。天亮时，他从恶梦中醒了过来，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哪一天我死时，加拉加斯一定钟声齐鸣。”

　　事情还远不止此。假如马拉开波（41）省省长得知他死去的讯息后，将会这样写：“我迫不及待地把这无疑将给国家幸福和自由事业带来无限好处的重大消息告诉大家。制造灾难的天才，燃起混乱的火把，压迫祖国的独夫，已经死了。”这份原本用来向加拉加斯政府报告消息的通告，结果变成了国家公告。

　　令人可怖的气氛笼罩着那些不幸的日子，清晨五点，何塞·帕拉西奥斯为他唱了他的生日之歌：“7月24日，是圣克里斯蒂娜、圣母和殉道者日。”他睁开了双眼，他明白，他已是被上帝看中的背时汉。

　　他没有做生日的习惯，除非是命名日的纪念。天主教的圣徒列传里有11位圣西蒙，他本来更喜欢用帮助基督扛十字架的西蒙来命名，结果命运却给了他作为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使徒、讲道士的另一位西蒙，日期是10月28日。其一个10月28日，在圣菲的一次晚会上，有人给他戴上了一顶桂冠。他高兴地摘了下来，恶作剧地把它戴在了桑坦德将军的头上，桑坦德毫不推辞地接受了。但它一生的所作所为不是以名字来记载的，而是以年代来记载的。对他来说47岁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去年的7月24日，当时在瓜亚基尔，到处是令人忧虑不安的消息，危险的高烧使他一直神志不清，一种预感震动了他，而他是从来不承认预兆这种事的。征兆是明确无疑的。如果他能活到下一个生日就再没有神灵能夺走他的生命了。这种秘密神谕的玄义就是那股违背常理地把他悬举在空中并坚持到现在的力量。

　　“已经47岁了，去个毬，”他咕哝了一句，“而我竟活着！”

　　他从吊床上欠起身，体力已得到恢复，内心也因为确信已脱离病魔的威胁而感到激励。他把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叫了过来，他是那些为了哥伦比亚的统一想去委内瑞拉作战的头头，并通过他向军官们致以生·的谢意。“中尉以上的军官，”他说，‘凡是想去委内瑞拉打仗的就去收拾自己的坛坛罐罐。”

　　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将军首先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另外两位将军、四位上校和卡塔赫纳驻军的八名上尉加入了队伍，但是当卡雷尼奥提起他以前答应过的话时，将军说：“您留下来有更重要的用场。”

　　在队伍出发前两个小时，他决定让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也走，因为他感到无所事事的生活加重了他对自己眼睛的烦恼。席尔瓦没有领受这样的荣誉。“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也是一种战争，而且是最严酷的战争之一，”他说，“如果将军不命令我干其他事情，我就留在这儿。”

　　相反，伊图尔维德、费尔南多和安德烈斯·伊瓦那没有获得将军的同意。“如果您一定要走，将是去另一个地方”，将军对伊图尔维德说。给安德烈斯解释的理由更少有，意思是迭戈·伊瓦那将军己经在那里战斗，兄弟两人参加同一场战争未免太多了。费尔南多甚至连提也没有再提，因为他肯定，得到的将是一如既往的回答：“一个男子汉打仗就要全部上战场，不能允许他的两只眼睛和右手到别的地方去。”他聊以自慰的是这种答复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军事褒奖。

　　在将军批准一些人走的那天晚上，蒙蒂利亚给他们提供了一切方便，以便当天夜里就能出发，同时参加了为此而举行的简单仪式。将军给每一个人送了赠言，跟每一个人拥抱送别。他们分道而行，一些人经牙买加，另一些人过库拉索岛（42），还有一些人则取道瓜希拉（43），所有人都是便装便服，既不携带武器，也不带任何可能暴露他们身份的证件，就象在反对西班牙人的地下活动中所干的那样。天亮时，“波帕足”的那所房子己是座被遗弃的兵营，但是将军留下了，愿一场新的战争能重振他昔日光荣的希望支撑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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