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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


  这是一种预感,就在这天夜里,接到了苏克雷元帅惨遭杀害的消息。6月4日,当他穿过险恶的贝鲁埃科地带时,遭到伏击,被人从背后用枪打死。这一不幸的消息是蒙蒂利亚带回来的,当时将军刚洗完晚浴,勉强听他讲完了惨案的经过。他向额头上猛击一掌,扯翻了仍摆着晚餐、杯盘的台布,他很少如此震怒,他真是气疯了。“娘的!”他吼叫道。

  当他恢复理智后,屋子里仍然回响着他怒吼的余音。他一下摔坐在椅子上,咆哮道:“这是奥万多干的。”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是奥万多,这个西班牙人收买的刽子手。”他指的是何塞·马丽亚·奥万多(34)将军,时为新格拉纳达(35)南部边境地区帕斯托的军政长官。就是以这种方式,奥万多杀害了将军唯一可能的接班人,同时为自己确保取得四分五裂的共和国总统的宝座,然后再把它交给桑坦德。一个参与这次谋杀的知情者在回忆录里写道:傍晚时分,当他走出谋划这一罪行、位子圣菲大广场附近的一座房子时,他的心灵受到了震动,因为透过凉气透骨的薄雾,看到苏克雷元帅身披黑呢大氅,头戴普通礼帽、两手抽在口袋里,在教堂的门廊下漫步。

  在得悉苏克雷被害的那天夜里,将军吐了血,就象那次在洪达一样,何塞·帕拉西奥斯没有把它泄露出去,当时,他看见将军趴在浴室的地上用海绵擦拭血迹。这两件事,将军没有要求他保密,但他都这样做了。他考虑的是,坏消息已经够多的了,这不是添加坏消息的时候。

  一天夜里,就象今天的夜晚一样,那是在瓜亚基尔,将军意识到了他过早的衰老。当时他仍留着长发,一直拖到两肩,为了作战和做爱的方便,他用一根带子把它们束在脑后,因此他发现头发几乎全白了,脸色也憔悴而忧伤。“如果您现在看到我,您是不会认出来的。”他在信里给一位朋友这样写道,“我现在四十一岁,但活象是六十岁的老人。”那天夜里,他剪掉了长发,不久后,在波托西(36),为了缚住从他手指缝里迅逃的青春,他开始修理胡髭和鬓角。

  苏克雷遇害后,他已不再用打扮的技巧来掩盖他的衰老了。“波帕足”的屋子沉浸在一片哀痛里。军官们不再玩牌了,他们彻夜不眠,或是围坐在躯赶蚊虫的、永不熄灭的筹火四周谈到深夜,或是躺在集体宿舍里高高低低的吊床上进行交谈。

  将军宁愿把他的酸楚点一点地往外滴,他随意挑两、三个军官陪他守夜,给他们述说他隐藏在内心暗阴处最令人齿冷的事情。他让他们又一次听他的老生长谈:在解放秘鲁的最后阶段,由于负责哥伦比亚的总统桑坦德拒不给他派遣部队和筹措军饷,他的军队曾面临瓦解的危险。“他生性是个吝啬鬼、守财奴,”他叙述道,“但他的理由更是些歪道理,他的才智只允许他看到殖民地边界那么远的距离。”

  他又给他们重述那件不知讲了多少遍的、令人昏昏欲睡的事:对美洲大陆统一的致命打击,是桑坦德将军自作主张冒险邀请美国参加巴拿马代表大会,那次会议正是关于宣布美洲团结的大会。“这好比邀请猫参加老鼠的聚会,”他说,“而那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威胁要控告他把美洲大陆变成一个反对神圣同盟的人民政权的联盟。真是不胜荣幸!”他对桑坦德为达到最终目的而表现出的令人难以理喻的冷酷,又一次重述了他的恐惧感。“他是个冷血动物。”他说。对桑坦德接受英国贷款和纵容、庇护同党腐化这样的事,他深恶痛绝。每当他谈起桑坦德,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场合,他那要给似乎已处于极限状态的政治气氛再添进一滴毒液。但他不能克制自己。“事情就是这样开始完蛋的。”他说。在管理公共钱财上,将军极为严谨,所以只要一谈起这样的事,他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怒火。作为总统,他颁布法令规定,一切政府官员,凡犯有贪污行为或诈骗10比索以上钱财者,皆处以死刑。相反,在对待自己个人的财物上,他却是那样慷慨大度,为了独立战争,他从先人继承下来的财产,没有几年就用去了大部分。他自己的薪水被分给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和残废军人。他把自己继承的制糖厂送给了他的侄子和外甥,他在加拉加斯的一座房子送给了他的姐姐妹妹,而他的大部分地产则分给了早在奴隶制废除之前就被解放了的、为数众多的奴隶。他曾拒绝利马议会在解放的喜庆气氛中馈赠给他的100万比索。政府为了让他有个象样的住所而拨给他的蒙塞拉特乡间别墅,在辞职前几天,他送给了一位经济拮据的朋友。那是在阿普雷河边,他把自己正用着的吊床送给了一位发烧的向导,让他躺在上面好发发汗,而他白己则裹着一件军用斗篷往地上一歪继续睡觉。他想用自己的钱付给公谊会教育家何塞·兰卡斯特尔2万银比索其实这并不是他欠的钱,而是政府亏下的债。他非常爱马,但他常把它们送给途中遇到的朋友,甚至那匹最有名、最荣耀的战马——白鸽,他也把它留在了玻利维亚以带领圣克鲁斯元帅的马群。所以贪污货款的话题,总是使他失去控制而怒火中烧。“正象9月25日那样,卡桑德罗身上没有沾上一点污渍,因为在保持正人君子的外表这一点上,他是个魔术师”,凡是有兴趣听者,他就这样讲,“但是他的一些朋友把英国人以高额利率借给国家的钱,又拿到英国去放高利货,成倍一成倍地给他大发横财。”

  好几个晚上,他彻夜不眠地向他们坦露心灵深入最阴暗的部分。第四天请晨一醒来,当危机似乎将永远地持续下去时,他穿着那天得悉苏克雷被害消息时的同样一身衣服,探身到庭院的门外,把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将军单独叫到了一边,两个人一直谈到鸡叫。将军坐在罩着蚊帐的吊床上,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坐在由何塞·帕拉西奥斯挂在将军一侧的另一张吊床上。也许此刻他们无论谁也没有意识到和平时期的久坐不动的习惯有多少已成为过去,而短短几天里,军营中那捉摸不定的夜间生活有多少又已回到了他们身边。通过交谈,将军清楚了,何塞·玛丽亚·卡雷尼奥在图尔瓦科表示的那些忧虑和希望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大部分委内瑞拉军官所共有的。当他们看到哥伦比亚人的敌对举动之后,更加感到自己是委内瑞拉人,但他们同时也准备为统一大业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如果将军命令他们去委内瑞拉作战,他们早就奔向那里了,而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将走在前头。

  那是最难挨的几天将军唯一愿意接待的来客是波兰陆军上校米耶塞斯劳·纳皮尔斯基,弗里德兰(37)战役(38)的英雄和莱比锡惨战(39)的幸存者,他刚到不久,是波尼亚托夫斯基(40)将军推荐他来加入哥伦比亚军队的。

  “您来晚了,”将军对他说,“这儿已无事可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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