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旺斯的一年(24)_彼得·梅尔

二四

　　私人土地内有毒蛇

　　马索一定意识到夏季的到来，因为几天后我在林中看到他时，他正忙着加固防止露营者侵入的围篱。在写着“私人土地！”的几块牌子下方，他又钉上了一连串简短凶恶的警语：“内有蝮蛇！”

　　最佳的警告方式。既不像“内有恶犬”、“当心触电”之类的说法需要眼见为证，又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再不怕死的露营客，夜晚钻进睡袋以前，总要考虑考虑底下会不会蟋曲着某条毒蛇。我问马索，卢贝隆山区真的有蝮蛇吗？他摇着头，对于外国人的无知再度表示惋惜。

　　“是啊，”他说：“不算大啦，”他用手比了比，30公分长的样子：“可是你如果被咬，45分钟以内就得赶到医生那去，否则……”他做了个鬼脸，头歪向一边，舌头伸出来：“人家说，蝮蛇咬男人，男人死；可是蝮蛇咬女人，”他倾身向前，挑动眉毛：“蝮蛇亡。”他乐不可支地吁吁喘着粗气，递给我一根粗大的黄色香烟：“没穿上结实的靴子，千万别上山散步。”

　　据大学者马索说，卢贝隆蝮蛇通常避开人类，只有在受到骚扰时才会攻击。一旦被蛇追赶，马索的建议是作之字形的跑，而且最好往上跑，因为蝮蛇发怒时，在平地上短距离直线冲刺，速度超得过人。我紧张地四下张望，马索哈哈大笑：“当然啦，你也不妨学学农夫的本事，一把抓住它的七寸要害，捏得它嘴巴大张，往它嘴里猛吐一口唾沫，啪！它就一命鸣呼了。”

　　他示范着吐了一口痰，命中他养的一条狗的脑袋。“但最好还是，”马索说：“带个女人同行。女人跑得没男人快，蛇会先咬到她。”他回家去吃早餐了，留下我，小心翼翼地穿越树丛，一路练习吐痰。

　　游客部落

　　复活节假期到了，我们的30余棵樱花树一齐开放。从马路上望过来，房子好像浮在一片粉红与白色交织的海上。开车路过的人都停车拍照，探头探脑地沿着车道往上走，直到听见狗吠，才掉头回去。有一伙人特别大胆，竟开着一辆瑞士牌照的车子，直抵我们屋前。

　　“我们要在这里野餐，”开车的那位告诉我。

　　“对不起，这儿是私人住宅。””

　　“不，不，”他挥动一张地图说：“这儿是卢贝隆。”

　　“不，不，”我指着山：“那儿才是卢贝隆。”

　　“可是我不能把车开上去。”

　　他悻悻地开车走了，在我们努力栽培的草皮上留下深深的车辙。旅游季节就这么开始了。

　　复活节那个周日，山上村子里的小停车场挤得满满的，没有一辆车子挂的是本地牌照。观光客在窄街小巷里猎奇寻趣，往人家家里张望，在教堂前面摆姿势拍照。成天闲坐在杂货店隔壁门坎儿上的小伙子，伸手向每个过路人要10法郎，说是没钱打电话，而其实他收了钱便踱进咖啡馆享乐去了。

　　“进步咖啡馆”是一家多年维持丑陋面貌的店子，室内设计师看到它一定大失所望恶梦不断。摇摇晃晃的桌椅全不搭配，墙上挂的画沉默可憎，厕所传出的飞溅声声声入耳，隔壁冰淇淋店又十分嘈杂，老板粗鲁，连狗都丑陋不堪。然而，厕所旁边有一座玻璃阳台，视野宽广。端杯啤酒坐在那里，观赏远山近村的景色变化，可以把阿尔卑斯山都收进眼底。桌上有一张手写的字条，警告你不得把烟蒂丢到窗外，因为下面是一家露天餐厅，顾客曾经对此抱有怨言。但你只要遵守规则，没有人会来打扰你。本地客都坐在吧台边，阳台是观光客才去的地方。复活节的周日，阳台上高朋满座。

　　有荷兰人，登山靴、背包齐全；有德国人，一身珠光宝气，像是要赴宴会；有巴黎人，脸上摆着傲气与精明，仿佛在用放大镜察看细菌；还有一个英国人，脚踏凉鞋，敞开上班穿的那种条纹衬衫领，在用袖珍计算器计算这趟度假花了多少钱，他的妻则在写风景名信片给家乡的邻居。老板的狗在桌间追来赶去，嗅寻掉落的糖粒，吓得那些干净利落的巴黎人直往后退。收音机虽播放着女歌手的歌声，却敌不过厕所制造的杂音。吧台上又响起一片酒杯碰撞声，原来本地客纷纷结帐，该回家吃午饭了。

　　咖啡馆外，三辆车纠结成一团，车主相互咆哮。其实只要其中一辆后退10公尺，这结就打开了，可是法国人认为开车让路有失威风，正如他们喜欢随地停车。在危险弯路上任意超车，好像那才是法国人的作为。他们常批评意大利人开车横冲直撞，我倒主张，夜晚饿着肚子在100号公路上飞驰的法国人，才是最要命的疯子。

　　电线杆和驻虫

　　我离开小村，驾车回家。本季第一宗车祸刚刚在这条路上发生：“一辆白色标致旧型车，屁股撞上一根木制电线杆，把它撞成两段。左右并无其他车辆，道路也平坦干净，叫人想不通车屁股怎么狠狠地与电线杆遭遇。”一个年轻人站在路中央搔头，看见我停车，他咧开嘴笑了。

　　我问他有没有受伤。“我没事，”他说：“车子恐怕报销了。”我看看上半身弯向车顶的电线杆——几根电话线吊住它，所以没有完全倒下——它也报销了。

　　“我们得快走，”年轻人说：“不能让别人知道。”他竖起一根手指压在唇上。“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就在路那头。我要去找辆拖拉机。”

　　他上了我的车，肇事原因立刻明了，原来他一身酒气，仿佛刚在酒里洗过澡似的。他解释为什么得急速且秘密地把车吊走。邮局若知道他撞坏了电话线杆，会向他索赔。“不能让别人知道。”他重复，边说边加强语气似的打了两个酒嗝。

　　我把他送到，自己回家。半小时后，我又开车去看拖吊工作是否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

　　车子还在那儿，旁边围了一群农夫，七嘴八舌地争吵着。马路上另有两部小汽车和一辆拖拉机，挡住了路面。我正看着，又一辆车开来，接起喇叭，催拖拉机让路。开拖拉机的人手指肇事残骸，耸耸肩膀。喇叭声再度响起，这次响个不停，回声振动山谷，相信在两公里外的梅纳村都听得到。

　　骚乱又持续了半小时，标致车终于拖出沟渠，神秘车队消失在通往本地修车厂的那个方向，留下电线杆在微风中吱嘎作响，似乎在哀叫救命。

　　邮局一周后派人来换装，又吸引了一小群人围观。邮局的人问一个农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农夫一脸无辜的样子耸了耸肩。“谁晓得？”他说：“虫蛀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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