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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或者迷惑不解的事件,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抓住不放,编造出种种神话,而且深信不疑,近乎狂热。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对平凡暗淡的生活的一种抗议。传奇中的一些小故事成为英雄通向不朽境界的最可靠的护照。瓦尔特·饶利爵士之所以永远珍留在人们记忆里是因为他把披风铺在地上,让伊丽莎白女皇踏着走过去,而不是因为他把英国名字带给了许多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发现的国土;一个玩世不恭的哲学家在想到这件事时肯定会哑然失笑的。讲到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生前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他树了不少敌人,但没有交下什么朋友。因此,那些给他写文章的人必须借助于活跃的想象以弥补贫乏的事实,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非常清楚,尽管人们对思特里克兰德生平的事迹知道得并不多,也尽够浪漫主义的文人从中找到大量铺陈敷衍的材料,他的生活中有不少离奇可怕的行径,他的性格里有不少荒谬绝伦的怪僻,他的命运中又不乏悲壮凄怆的遭遇。经过一段时间,从这一系列事情的演绎附会中便产生了一个神话,明智的历史学家对这种神话是不会贸然反对的。

  瓦尔特·饶利爵士(1552?—1618),英国历史学家及航海家。

  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偏偏不是这样一位明智的历史学家。他认为有关他父亲的后半生人们误解颇多,他公开申明自己写这部传记就是为了“排除某些成为流传的误解”,这些谬种流传“给生者带来很大的痛苦”。谁都清楚,在外界传播的思特里克兰德生平轶事里有许多使一个体面的家庭感到难堪的事。我读这本传记的时候忍不住哑然失笑,但也暗自庆幸,幸好这本书写得实在枯燥乏味。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在传记里刻划的是一个体贴的丈夫和慈祥的父亲,一个性格善良、作风勤奋、品行端正的君子。当代的教士在研究人们称之为《圣经》诠释这门学问中都学会了遮掩粉饰的惊人本领,但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用以“解释”他父亲行状(这些开行动都是一个孝顺的儿子认为值得记住的)的那种精思敏辩,在时机成熟时肯定会导致他在教会中荣获显职的。我好象已经看到他那筋骨强健的小腿套上了主教的皮裹腿了。他做的是一件危险的,但或许是很勇敢的事,因为思特里克兰德之所以名传遐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们普遍接受了的传说。他的艺术对很多人有那么大的魅力,或者是由于人们对他性格的嫌恶,或者是对他惨死的同情;而儿子的这部旨在为父亲遮羞掩丑的传记对于父亲的崇拜者却不啻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思特里克兰德的最重要的一幅作品《萨玛利亚的女人》九个月以前曾经卖给一位有名的收藏家。由于这位收藏家后来突然逝世,这幅画再度拍卖,又被克利斯蒂购去。这次拍卖正值思特里克兰德牧师的传记出版、人们议论纷纷之际,这幅名画的价格竟比九个月以前降低了二百三十五镑;这显然不是一件偶合。如果不是人们对神话的喜爱,叫他们对这个使他们的猎奇心大失所望的故事嗤之以鼻的话,只靠思特里克兰德个人的权威和独特也许无力挽回大局的。说也凑巧,没有过多久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的文章就问世了,艺术爱好者们的疑虑不安终于消除了。

  《思特里克兰德,生平与作品》,画家的儿子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撰写,1913年海因曼出版。(作者注)
  根据克利斯蒂藏画目录的描述,这幅画的内容是:一个裸体女人,社会岛的土人,躺在一条小溪边的草地上,背景是棕榈树、芭蕉等热带风景。60英寸×48英寸。(作者注)

  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隶属的这一历史学派不只相信“人之初,性本恶”,而且认为其恶劣程度是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的;用不着说,比起那些把富有浪漫色彩的人物写成道貌岸然的君子的使人败兴的作家来,这一派历史学者的著作肯定能够给予读者更大的乐趣。对于我这样的读者,如果把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的关系只写作经济上的联盟,我是会觉得非常遗憾的;要想劝说我让我把泰伯利欧斯看作是同英王乔治五世同样的一位毫无瑕疵的君主,也需要远比手头掌握的多得多的证据(谢天谢地,这种证据看来很难找到)。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在评论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那部天真的传记时所用的词句,读起来很难叫人对这位不幸的牧师不感到同情。凡是这位牧师为了维护体面不便畅言的地方都被攻击为虚伪,凡是他铺陈赘述的章节则率直地被叫作谎言,作者对某些事情保持缄默则干脆被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斥之为背叛。作品中的这些缺陷,从一个传记作家的角度来看,固然应该受到指摘,但作为传记主人公的儿子倒也情有可原;倒霉的是,竟连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也连带遭了殃,被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批评为假装正经、作势吓人、自命不凡、狡猾欺心,只会烹调倒人胃口的菜饭。讲到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在驳斥外间深入人心的一种传述——关于他父母之间某些“不愉快”的事件时,实在不够慎重。他在传记里引证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从巴黎写的一封家信,说他父亲称呼自己的妻子为“了不起的女人”,而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却把原信复制出来;原来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引证的这段原文是这样的:“叫上帝惩罚我的妻子吧!这个女人太了不起了,我真希望叫她下地狱。”在教会势力鼎盛的日子,它们并不是用这种方法对待不受欢迎的事实的。

  泰伯利欧斯·克劳迪乌斯·尼禄(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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