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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五


  佩佩尔科恩先生也有才能。不管您怎么说,他就是以此胜过我们的。您坐在纳夫塔先生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听他给您作一个关于格里高里一世和上帝之国的报告,很值得一听。——另一个角落里站着佩佩尔科恩,长着一张异样的嘴,前额上的一条条皱纹耸得高高的。他没有说什么,只说‘无论如何!请原谅我——完了!’您就会看见,人们立刻聚集到佩佩尔科恩身边去,全都围着他。纳夫塔却连同他的聪明和上帝之国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无论他对此讲得如何清楚,直透每个人的骨髓和细胞,就像贝伦斯经常说的那样……”

  “您该为这种崇拜成功者之风羞愧才是!”塞特姆布里尼提醒他说,“世人受到了欺骗。我并不要求人们聚集在纳夫塔先生的周围。他是一个存心捣乱的可怜家伙,但我却倾向于站在他的一边,因为您用大有问题的喝彩描绘了一个虚构的场面。您去蔑视那些清楚的、精确的、合乎逻辑的东西以及与人道息息相关的言语吧!您蔑视这一切,为了尊敬模棱两可的暗示和对感情的欺骗——魔鬼一定已把您……”

  “但要请您相信,他在清醒后常常可以说出完全连贯的话。”汉斯·卡斯托普说,“他有时讲述有关生命的药物和亚洲的毒汁树,讲得生动有趣,使人不禁会害怕起来——最有趣的总是某些令人害怕的东西——只和他这个大人物作用有关的东西其本身反而是最没有趣味的。它的效果在于既令人害怕同时又使人感兴趣……”

  “那自然喽!您对亚洲的无知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我对这样的奇闻不敢恭维。”塞特姆布里尼尖刻地回答说。汉斯·卡斯托普赶忙解释说,他的谈话与教诲的长处当然是在另一个方面,谁都没想要进行比较,这对双方都是不好的。可是,意大利人根本就不理会他的解释,并且鄙夷这种讨好的口吻。他接着说:

  “不管怎么说,请您允许我钦佩您的客观性和心安理得,工程师。它显得有些荒诞不经,您必须承认这一点。归根到底,问题在于……这个偶像抢走了您的美女贝娅特丽齐——我在此敢于实话实说。而您呢?还没有过这个先例。”

  “是性格上的差别,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是容易激动和骑士风度方面的差别。当然,您作为一个南方人,也许会使用毒剂和匕首,或者会满怀社会激情地描述这些事情,讲得简单点,这肯定是很有男子气概的,社会性男子气概,那种骑士风度。我的情况则不同,我完全不是一个具有男子气概的人,我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只是卑微的小人物——我也许完全不是这样的,但肯定不是我脱口说出的那种社会性的人,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我在自己昏沉沉的胸腔里自问,我是否能对他提出些什么指责。他是故意要伤害我吗?但只有侮辱是故意的,除此之外都不是故意的。至于有关‘伤害’的事,我会坚持这个观点,可我对此又没有权利——根本就没有权利,对佩佩尔科恩我就更没有权利。首先,因为他是一个大人物,对女人来说仅此已是够重要的了;其次,他不像我这样只是个平民百姓,而是和我可怜的表兄那样是军人。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可贵的立场,一个可贵的嗜好,那就是感情,生活……我又空谈无意义的废话了,但我宁愿胡编一些,同时半途说出一些困难情况来,而不总是只说我无可指摘的习惯——这可能是我性格中的一种军人特征,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

  “您一直都这么说,”塞特姆布里尼点点头说,“这无疑是一种值得赞扬的特征,认识和表达的勇气,这是文学,是人性……”

  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好好歹歹地走到了一起。塞特姆布里尼使谈话有了一个和解的结局,对此他也有很好的理由。他的地位决不是不可侵犯的;对他来说,让严厉态度松弛一些是可取的。关于嫉妒问题的谈话对他是一块又湿又滑的土地。有一点他本来是必须回答的,但从他这个教育家的身份来说,他与这个年轻人的关系无论如何也不应是独霸式的。那个有实力的佩佩尔科恩也跟纳夫塔和舒夏特夫人一样,把这个圈子搞得不安宁。最后,他也不希望劝阻他的学生放弃对大人物的作用和自然优势的看法。他本人也和他的对手一样不能摆脱那些含糊不清的事。

  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情况莫过于刮起一阵才智风,莫过于进行一场辩论——把散步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辩论上来,吸引到一个他们认为时髦而又热烈的问题上来,吸引到学术争论上来,其声调要仿佛事关应由他们独力承担日常费用的迫切问题和生活问题。诚然,这位有“地位”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关心辩论会持续多久,因为他对此只是抬起前额上的皱纹表示惊讶,伴之以含糊不清和不连贯的嘲笑话。直至此时,他才开始使用压力,监视谈话,使之失去光彩,并通过某种方式除去害虫,以此表示反对。在场的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虽然在他来说完全是无意识的,或者天晓得在何种程度上是有意识的,谁也没有对两者去认真区别,从而使争论在其重要关键处大为逊色。是呀,它——我们有礼貌地这样说——被打上了游手好闲的印记。或者换个说法,你死我活的有趣争论悄悄地展开了,暗暗地而且是不明确地,始终涉及到那个散步时侧向一边的人物,被这个磁性物闹得筋疲力尽。这个神秘的、使争论者极为恼火的过程再也没有别的特征了。我们只能说,要没有皮特尔·佩佩尔科恩这个人,就更有责任表现出旗帜鲜明的立场。诸如列奥·纳夫塔要捍卫教会头等的和彻底革命的性质,反对塞特姆布里尼的教育学观点;他把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力量视为黑暗势力的卫护者和维持者,声称一切改革的和革命的东西最了解和热爱生活和未来,并受与此相反的、古典教育再生于光荣时代的光明、科学和进步的原则制约。他抛出美好的话语和手势坚持这一信仰。纳夫塔冷静而果断地主动表明了他的立场——几乎达到完美的、无法反驳的程度——他说,教会是宗教禁欲思想的体现,最核心之处绝不是现存事物的卫护者和支柱——即世俗教育和国家法制,而是历来最激进的、明明白白写在它旗帜上的变革,推翻一切自命为值得维护的东西,那些得到牧场主、荡妇、保守派和小市民拥护的国家和家庭,世俗艺术和科学;它们始终自觉和不自觉地和宗教思想作对,与教会相对抗。教会天生的倾向和信守不渝的目的是瓦解一切现存的世俗秩序,按照理想的、共产主义的、上帝之国的范例再造社会。

  然后是塞特姆布里尼开腔。天呀,他惯于这样开始说话。他说,把凶恶的革命思想和一切坏的天性加以混淆是令人遗憾的。千百年来教会热爱的革新就是审判和绞杀被证实有生命的思想,并把它扼杀在火刑堆的浓烟里。今天,教会又通过它的密使宣称它是乐于改革的,其理由是说革命的目的在于以暴民专政和野蛮替代自由、文明和民主。嘿,实际上是一种充满恐怖的、矛盾的结果,完完全全的矛盾……

  纳夫塔回答说,他的敌人没有忘记这样的矛盾和合乎逻辑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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