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门(26)_雷马克

二六

　　她指点着走廊左边的墙壁。那服务员已经把新的像片排列起来，放在房里取下来的那些像片的对面。两张是马克思的，三张是列宁的，其中的一张，一半给纸贴掉了，一张是托洛茨基的，还有几张是内格林和西班牙共和党其他一些头头的黑白图像，放在小一点的镜框里。跟那些放在右手对面墙边的阿方索、普里莫和佛朗哥的神气活现的一排像片比较起来，就显得不太引人注目，而且没有一张有那么灿烂辉煌的色彩、装饰和纹章。这是一个奇怪的景象：两排哲学思想截然相反的人像，在这个灯光惨淡的走廊里，彼此默默地互相注视着，而夹在他们中间的是，那位有才能、有经验、有她民族的讽刺机智的法国房东太太。

　　“那时候我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了，”她说，“当那些大人先生离开这儿时。这年头啊，政府执政的日子都不长。你看我做得很对吧——现在，它们迟早都会有用的。做旅馆生意的人，就是需要这点儿远见。”

　　她吩咐着，照片应该挂在哪里。她把托洛茨基的像片搁回去。对他，她还吃不准。拉维克仔细地看着那张有一半给纸贴掉的列宁像片。他把纸沿着列宁头像的线条撕了开来——纸片底下露出了另外一个人的头像，那是托洛茨基，正在向列宁微笑。很可能是一个斯大林的信徒，用纸把它贴起来的。“这儿，”拉维克说。“还有一个潜伏着的托洛茨基。那是从前友好、友爱的年头留下来的。”

　　房东太太接过这张像片。“我们不妨把这一张扔掉。它已经完全没有价值了。这一半永远在侮蔑另一半。”她把像片递给服务员。“把镜框留着，阿道夫。那是上好的栎木料子。”

　　“其余的像片你怎么处理呢？”拉维克问。“阿方索啊佛朗哥啊的像片？”

　　“放到地下室去。你怎么也说不出有没有那么一天还要用到它们咧。”

　　“你这儿的地下室，一定很壮观。一个当代人的博物院。那边你还有别的像片吗？”

　　“哦，当然啰；我们还有其他一些俄国人的——几张列宁的比较简单的像片，用硬纸板作框架，是最后放进去的，还有那些末代沙皇的像片。那都是死在这里的俄国人留下来的。有一个在这儿自杀的人，还留下一幅了不起的油画原作，配着厚重的金镜框。此外，就是一些意大利人的像片。两张加里波的^①，三张国王的，还有一张仿佛从破报纸上剪下来的墨索里尼像，那时候他还是苏黎世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当然啰，这东西只有作为古董的价值了。谁也不会喜欢把它挂起来的。”

　　“你也有德国人的像片吗？”

　　“还有几张马克思的；那些都是最普通的；一张拉萨尔^②，一张倍倍尔^③——还有一张是艾伯特^④、谢德曼^⑤、诺斯克^⑥和另外许多人的合影。那一张上，诺斯克被人用墨水涂掉了。那些先生告诉我，诺斯克已经变成了纳粹。”

　　“是的。你可以把它跟那张社会主义者的墨索里尼挂在一起。你没有德国对方那些人士的像片吗？呃？”

　　“我们有！我们有一张兴登堡，一张威廉皇帝，一张俾斯麦，还有”——房东太太微笑了起来——“甚至还有一张穿着雨衣的希特勒。搜集得还相当齐全呢。”

　　“什么？”拉维克问。“希特勒吗？你打哪儿弄来的？”

　　“从一个同性恋者那里。他在1934年来到了这儿，那时，勒姆和其他一些人在那边被杀死了。他很害怕，不断地祈祷。后来，有一个有钱的阿根廷人把他给带走了。他叫普慈。你要看看那张像片吗？它就在地下室里。”

　　“现在我不要。不要到地下室去看。当旅馆里所有的房间，全挂上同样一张像片的时候，我才愿意去看呢。”

　　房东太太向他狡猾地紧瞅了一会儿。“哦，原来如此，”她然后说。“你的意思是，当他们都作为难民逃到这儿来的时候。”

　　〔①加里波的（Gariboldi，Giuseppe，1807—1882），意大利爱国志士，将军。〕
　　〔②拉萨尔（Lassalle，Ferdinand，1825—1864），德国社会主义者，哲学家。〕
　　〔③倍倍尔（Bebel，Ferdinand，August，1840—1913），德国社会主义者。〕
　　〔④艾伯特（Ebert，Friedrich，1871—1925），德国大革命后第一任大总统。〕
　　〔⑤谢德曼（Scheidmann，Philipp，1865—1939），德国政治家。〕
　　〔⑥诺斯克（Naske，Gustav，1868—1942），德国政治家、政论家。〕

　　鲍里斯·莫罗佐夫穿着金缏的制服，站在沙赫拉扎德夜总会门前，替一辆出租汽车开了门。拉维克走下车来。莫罗佐夫微笑着。“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倒是真不想来。”

　　“我硬要他来的，鲍里斯。”凯特·赫格斯特龙跟莫罗佐夫拥抱了一下。“谢天谢地，我又回来和你们在一起了！”

　　“你有一颗俄国人的灵魂，凯特。天知道你为什么出生在波士顿。来吧，拉维克。”莫罗佐夫把大门推开了。“一个人的志愿总是很伟大的，可是实行起来便显得懦弱了。这里边，有令我们烦恼的地方，也有吸引我们的地方。”

　　沙赫拉扎德装修得像是一座高加索的帐篷。招待都是俄国人，穿着塞加西亚的红制服。乐队是由俄国和罗马尼亚的吉卜赛人组成的。沿墙有一排平台，客人们就坐在平台前面的小桌子旁边。桌面铺着平板玻璃，灯光从底下照上来。这地方很暗，客人很挤。

　　“你喜欢喝一点什么，凯特？”

　　“伏特加。而且要那些吉卜赛人演奏一番。我已经听腻了行军时演奏的那支《维也纳森林》了。”她将双脚从鞋子里滑出来，搁到了平台上。“现在我已不再疲倦啦，拉维克，”她说。“巴黎只来了几小时，却早已把我改变了。不过我仍然觉得好像刚从集中营里逃出来似的。你能想象得出吗？”

　　拉维克望着她。“差不离，”他答道。

　　塞加西亚人送来了一小瓶伏特加和两个杯子。拉维克斟满两杯，把一杯递给凯特·赫格斯特龙。她喝得很急，仿佛渴极了似的一下子就喝干了，把空杯放回到桌上。然后她环顾四周。“一个被虫蛀空的洞窟，”她说道，又微微一笑。“可是一到夜晚，它又成了一个避难和梦幻的巢穴了。”

　　她往后面靠下去。从桌面的玻璃板底下照耀上来的柔和的灯光，映照着她的脸。“为什么，拉维克？一到晚上，样样东西都变得更加绚丽多彩了。好像什么都难不倒我们，以为自己可以事事如意，而那些办不到的事情，也可以在梦里实现。为什么？”

　　他微笑着。“我们都有自己的梦，要是没有了梦，现实生活就会使人受不了。”

　　乐队开始调音。一架小提琴拉出来的几响空荡荡的五度和音和几声急奏，在屋子里回荡。“你看来倒不像是个拿梦来欺骗自己的人，”凯特·赫格斯特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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